“七五”计划规定“七五”期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具体任务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五年内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38％，国民生产总值增长40％。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1990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67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3倍；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1170亿元，比1980年增长1.6倍。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五年为8960亿元，比“六五”期间增长近70％。改建扩建和新建一批重点骨干工程，改造一批重点企业，使能源、原材料的生产能力和运输、通信能力有较显著的增长，现有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有较明显的提高，推广一批效益好的科技成果，在若干具有关键意义的新技术攻关中取得突破性进展，争取有40％左右的主要工业产品在性能和质量上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逐步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同时通过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教育5年共培养近500万高级专门人才，比“六五”期间增长1倍。进出口贸易总额1990年比1985年增长40％，并相应地扩大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的规模。城乡居民的实际消费水平5年增长27％左右，进一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在这5年内，将继续保持国家财政、信贷、物资、外汇的基本平衡。“七五”计划的完成，将使我们在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的道路上迈出坚实有力的新步伐。
“七五”计划展现了令人鼓舞的光辉前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胜利完成“七五”计划的各项任务努力工作。“七五”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曾经发生过经济过热现象，经过中共中央及时采取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措施，使“七五”计划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下，到1990年，“七五”计划确定的各项任务基本完成。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7400亿元，5年增长39％，平均每年增长7.8％。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为12502亿元，比“六五”计划期间增加7172亿元。改建和扩建了一批重点骨干工程，能源交通和运输量均有显著增加。煤产量达到10.9亿吨，发电量达到6150亿千瓦时，原油达到1.38亿吨，钢达到6850亿吨，铁路货运量达到14.6亿吨。通过治理整顿，社会供求总量趋于平衡，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农业连续两年丰收，粮食产量达到43500万吨，棉花达到425亿吨。科技教育事业都有新的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全国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720元。“七五”计划的完成，提前实现了中共十二大提出的我国宏伟建设目标的第一步，这就为本世纪末实现第二步的战略目标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深人改革开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国加入亚洲开发银行
亚洲开发银行（AsianDeve10pmentBank，ADB），是根据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决议，由亚太地区的国家（地区）同部分西欧、北美国家合办的政府间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它是一家仅次于世界银行的第二大开发性区域性国际金融机构，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政府间的金融机构。
亚洲开发银行于1966年11月24日成立，同年12月正式开始营业，它的总部设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成立亚洲开发银行的宗旨是：向亚太地区的成员国提供贷款、发展项目和发展计划方面的技术援助，以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进程。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章程，凡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成员和准成员，亚太地区的其他国家以及该地区以外的联合国及所属专门机构的成员，均可参加。亚行创建时，台湾当局以中国名义参加。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台湾当局已不再向该行借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政策，中国经济出现了充满生机、蓬勃发展的势头。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包括金融、贸易、科技、生产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对外开放政策为中国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种背景下，1983年2月，中国正式向亚洲开发银行提出申请加入。但是，美国政府以停止向该行提供资金为手段，阻挠该行作出撤销台湾当局成员资格的决定。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更为紧密。1985年11月，中国正式向亚洲开发银行提出人股认股申请。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于1986年2月17日通过176号决议，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亚行成员国。中国外交部长吴学谦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署了接受《建立亚洲开发银行协定》和亚洲开发银行理事会176号决议的接受书。随后，根据亚行的有关程序，中国开始办理缴纳股本等手续；俟手续完成，中国即正式成为亚行成员。
3月10日，中国正式参加亚洲开发银行，成为其第47个成员。中国政府任命陈慕华、车培钦为亚行的正副理事。中国的参加，提高了亚洲开发银行的代表性和普遍性，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亚太地区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中国参加亚洲开发银行，受到亚行成员的热烈欢迎。他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加入，将使亚行为帮助本地区发展中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随着中国的加入，亚行的法定资本从148亿特别提款权增加到159亿特别提款权。中国加入亚行时，按规定认缴股本11.4万股，约值13亿美元，占该行股本总额的7％，为第3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为亚行成员后，台湾将以“中国台北”的名义继续留在亚行。
中国加入亚行后，希望在董事会增设一个席位，以便让中国参加亚行理事会。中国的这一建议得到广泛的、但不是足够的支持。亚行遂与中国作出安排，在这一问题解决前，由中国派一名代表参加董事会会议，但是没有表决权。1987年4月28日，在亚行理事会第20届年会上，中国当选为该行第13个董事国。董事会负责亚行的全面业务活动，是亚行的重要决策机构。
中国正在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它需要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加快自己的经济发展，加人亚行为我国实现这一目标开辟了新的渠道。中国从1986年开始借用亚行贷款以来，到1994年已签订了近30亿美元的贷款协议。1994年中国是亚行第一大借款国。
目前，中国正在与亚行探索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其前景是十分广阔的。中国在加强与亚行与其各成员的工作中，将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加强交流、共同发展的基本主张。中国将和亚行其它成员一起，为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推进亚太地区经济的合作和繁荣，承担中国应尽的责任，做出中国应有的贡献。
邓小平谈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1986年前，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也作了不少工作，特别是在医治“文化大革命”对我国政治体制破坏的创伤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以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又取得了一定的新进展。然而，从总体上看，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原有体制从根本上并未受到触动。在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初步发展的形势下，政治体制上的许多弊端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成为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障碍。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国以往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开始重新认识政治体制改革的地位和发展方向、方法、步骤等问题，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目标、内容、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确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1986年6月10日，邓小平在听取有关领导汇报经济情况时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又说：“一九八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义人胜时再次强调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他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邓小平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和迫切性的同时，也提出了这项改革的目的、原则和主要内容。1986年9月13日，他在听取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汇报时，比较具体地谈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和内容。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他还说，“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
11月9日，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他再次强调指出，政治体制改革“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他发出感慨，“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时，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邓小平认为效率不高固然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强调“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在论述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他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无过去的经验。又无现成的模式可循，所能遵循的只能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1986年9月29日，他在会见波兰领导人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在9月13日的谈话中，他还指出：“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
邓小平还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更加审慎从事”。他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他强调“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冉下决心”。他还说：“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能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步不前。胆子还是要大，没有胆子搞不成四个现代化。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小错误难免，避免犯大错误。”
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986年10月，党中央成立了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直接领导下，研讨小组在将近一年的时问里，组织各有关方面的实际工作者和部分理论工作者分专题就中国政治体制的利弊、宗旨、目标、内容等，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最后形成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设想。这个总体设想，经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通过，同意交党的十三大讨论。十三大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系统阐述，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集中发挥，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企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是从事工业生产、建设的基层单位。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搞活企业，发挥它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技术进步中的主导地位。因此，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进入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始终以增强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进行了大量的富有成效的工作。1986年，为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主要作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改革企业劳动制度和工资制度，逐步落实按劳分配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