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是：青年的学生们，卓娅底那三个同学，或是由于一种热情，或是不熟悉刨马铃薯这一劳动，或是由于单纯的任务观点而“只图快”，结果只刨了浅层的马铃薯，却把更深地生长在土壤里的那些最好的、大个的马铃薯忽略了。因此剩在土里的还很多。而卓娅却刨得很深，为的是把它们确实地全刨出来。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到卓娅的工作的质量，和所谓正确的态度是什么。那么，她的不对，至多是她没有把这事马上告诉人；但这可能是她全力倾注于她自己底工作中而没有想到，也可能是去检查速度相差的缘由也得要有一个过程或一些时间。后来则又发生了争吵。她底错处最多就是如此。而人们，以为卓娅没有“更多地相信我们”。所以，尼娜也说卓娅不对。就是如此。至于她那么离开同学们，则或是不满意同学们底工作不忠实，或是如果要刨到深层的马铃薯也需要较久的时间从而就使她停留于一个地方，或是检查得从检查她自己开始于是也得在自己那一块土地上倾注更多的工作。正因为她这样分出去，正因为她没有马上解释，于是她被认为“孤立主义者”，于是在这样的时候她再说明事情而且又带着她底感情说他们工作不忠实——这就引起了纠纷，争吵。就是如此。
但如果卓娅真是一个“闹独立性”的女孩子，真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她就不会在争吵之后既感到自己“有理”，又觉得自己“不对”了。那她就是有意那样“闹”了。而她，却是不经心的，或是自然发展的。
所以说她“闹独立性”，对她，不得不也是把尊敬弄成了侮辱的事，是糊涂事。
问题，得看本质，不能纯看现象。而看现象，也得首先看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现象。说“闹独立性”——无论如何却是非本质的看法。如果卓娅在“闹独立性”，那么卓娅也就不再是卓娅了。
是劳动底质量，是战时的内容。是“正确的劳动态度”。是每一个人自己都得向祖国底呼声和前途负责。如果她是想到帮助别人了，那她就应该帮助别人。如果她没有想到，那她就首先要求自己忠实于工作。要一个血肉的人物，成为抽象的“圣贤”，要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成为诸葛亮式的人物，而且不从工作看，却从“缺点”看——我真不懂得责备人的人自己又是如何做人的。
其实，这完全是抽象的说教。
其实，这是人—对别人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得失去血肉而成了空洞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
真是奇异的事情。
人们，一方面，对于艺术人物，要求描写得“通体漂亮”，通体透明，如同神，如同水晶。要求描写得不许有任何“缺点”，好像他们并不生存于我们底历史和社会里面，好像他们没有任何历史的负担和社会的根源，而是从什么三十三层天之上飞下来的。不管那所谓“缺点”，是不是历史和社会运动底突变或渐变的现象，是不是反映了新和旧的矛盾或斗争，是不是所得出来的那最后的结论是应该肯定的即不再是什么“缺点”了的，却一律描写不得。这样，概念化或公式化的问题当然无法解决，因为在这里，艺术人物，就不可能还有什么历史和社会的血肉或现实的生活的内容。这样，凡是触到了所谓“缺点”，好像描写到了什么“缺点”，事情就是“丑化”了、歪曲了人物，或者，这样的作者是“落后性”崇拜者。
但另一方面，对于一个现实人物，对于卓娅这样一个受到全苏联、全世界所爱戴、所敬重的英雄人物，却又像这位教员，必须从什么地方弄一些“缺点”来横加到她底身上。
这是相反的现象。但却又是同样奇异的现象。
这是相反的现象。但本质却是一个。因为，像这位教员，是以一种抽象的英雄的概念，而排斥了真正地现实的英雄的。他底说教，他所夸张的“缺点”，他这教条和缺点观之矛盾，就是证明。
在苏联的生活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一个求得发展的动力，一个解决矛盾的武器。而这一个民族和那一个民族，那生活方式，那社会性格，也存在着或多或少或此或彼的差异。
那么，对于卓娅，对于她那批评的方式或态度，如果要取得一个正确的理解，本质的理解，那首先就得看到苏维埃人底风尚，底习惯，底性格到底是怎样的，换一句话说，这不能全然地以自己底东西、特别是个人的东西来作为尺度的。主要的，则是要理解苏联的生活，和苏维埃人底性格。
所以，卓娅底批评人，例如“说他们工作不忠实”，等等，也就是如此，和应该如此看法的。
如果以为这真是“教训口吻”，这真是“耐心不够”，这真是太过“严格”了、即原来这是不必要的，那么，除非取消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吧。
看《战争的日子》那一章，一个男子，为了公共的事——把木板筹集起来，铺放在防空壕里，那么大声地要别人打开储藏室拿出木板来，并且对两个小孩子大发脾气，却忘记了去打开他自己底储藏室来。于是卓娅，冷静地对他说：
“我看这样办：您马上打开自己底储藏室拿出木板来，我们先工作着，一会儿他们底母亲由工厂回来，也会作她应作的事。对小孩子们喊叫，倒是容易的！”
卓娅，她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应该这样做呢？
这内容，是严格的。但这形式，也应该认为是缓和的，适当的。因为，即使是缓和，那也同样应该有限度的；不能以缓和而消解了“原则性”的。
相反的例子，可以看《除夕》这一章。一个同学，给卓娅写了新年祝词，但却是无原则的批评：
“好卓娅，你别这么严厉地批评人。不要把一切都看得那么严重。你要知道，差不多所有的人全是利己的，阿谈的，虚伪的，所以不可以信赖他们。他们说的话你应该置之不理。这就是我底新年祝词。”
但这个写新年祝词的人，到了后来，却停止了去教那个本来由她照顾的家庭妇女识字的工作了。
并不是一批评就成问题，就有“缺点”，就得以八面玲珑的“效果”去反对。不是。是的地方是，要看那是原则的批评还是无原则的批评，要看那批评是否脱离了“原则性”。
那么，练习投掷“白棍儿”，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呢？
如果以个人的东西为中心，而那个人的东西又和集体底利益相对立，那么，说是个人英雄主义是对的。
但个人英雄主义，和新的英雄主义，却不能混同起来，从而，反对那一个的时候也取消了这一个也不对。我们不能陷于平均主义、中庸主义或平庸主义。
在集体之内，个人的发展，个性的发展，才能的发展，那正常的发展，甚至那凸出的发展，是没有什么不好的；甚至，那还正是集体底发展底一种基本的单位。集体如同大地。这就是加里宁在《论共产主义教育》中所说的。也就是“家庭不是闷罐。学校也不是闷罐。”这也就是，卓娅和舒拉，虽然同是一个家庭的孩子，却有不同的性格；虽然有着不同的性格，却同样为了祖国、为了集体、为了共产主义的事业而坚决斗争和光荣牺牲了，同样表现了苏维埃人底品质、表现了对于法西斯敌人的无情的仇恨和无比的英勇而成为苏联英雄了。
在社会主义竞赛中，斯达汉诺夫工人，有着决定的意义和地位。
那么，卓娅，即使为了“争一口气”，而练习投掷木棍子，以发展自己底能力，有什么不好呢？对于集体利益有什么矛盾呢？
没有矛盾。
如果对于集体没有任何矛盾，那么如果说英雄主义——也应该是新的英雄主义，而不是什么个人英雄主义。正是如此，在军事练兵中，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练习投手榴弹的、练习使用炸弹的战士们。我们决不能把一个手榴弹投得最远、练习得最勤的战士，当做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完全相反。在军队里，这倒是值得奖励、学习和夸耀的。但如果要求一个平均数，或不许某一战士把手榴弹投得最远，那倒是异常奇怪的事，反常的事，不合理的事了。
不能也不应该消灭个性，消灭特殊性，消灭发展，消灭活动和创造的。发展的不平衡性是自然的现象。创造性是肯定现象。
应该的是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是向上升线看，而不是向平均数看。
集体主义不是平均主义。
集体不是发展的否定而是肯定。
母亲柯斯莫捷绵斯卡亚，在《卓娅和舒拉的事故》中，教育孩子们的行动和心情，是到处流露着的。
当舒拉撒娇，耍赖，滚在地上哭叫“给我粉羹！”的时候，柯斯莫捷绵斯卡亚，和她底丈夫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两个人，就由屋里走出去了——这难道不是教育么？难道不打骂、不说教就不是教育了么？还有，和舒拉所说的那些故事，那到底应该算做什么呢？
当为卓娅感到了不安，母亲，不是几次跑到教员那里去么？不是为了教育么？
母亲，对舒拉说“旧的规矩”不好，而肯定卓娅有权利严格地对待一切，那也是教育。
当舒拉出生之后，母亲就要卓娅做小事情：“卓娅，把尿布拿来。”“请你把碗给我。”“卓娅，帮助我整理整理：把书收起来，把椅子放在原来的地方。”——对于小卓娅说来，这也是正是劳动教育，更正确些说，是开始。
正是这样的教育的影响，这样的教育的累积，才有了卓娅以后的发展的。家庭和社会的教育的总和，对孩子说，是重要的；在孩子们还没有接触到更为广大的社会生活的时候，家庭中父母底社会责任是很大的。家庭——社会——祖国——世界，一切，是怎样形成着人们底血肉，形成为人们底性格。
但问题却是——母亲，似乎没有给卓娅以什么教育！
我考察这一原因，是一个社会原因，是两种不同的风习、作风、传统底差异。
原来，我们底孩子，在解放以前，是在一种千年的家长制之下被教育的。在家长的权力之下，对于孩子们，一方面是打骂和说教，另一方面则是娇纵。这种教育方式是特征的。解放了，封建的东西基本上是被推翻了，但那残余，那社会和历史的根源，却还不能一下就被清除，而且正必须为这一切而进行斗争。所以，家长制，仍然有着相当的社会势力，而在各方面以新的或改变了的形式出现，活动，以求维持它自己底存在，而和新的生命相矛盾。所以，这样的问题的提出，是根源于我们自己底风习或时尚，而感到母亲对卓娅并没有以家长风的说教式的教育给与她吧！那么，这是以自己为尺度，却不了解人家的事。
但什么是教育呢？
在《夜晚》的一章，关于这一点，母亲有了很好的说明和见解。那么，摘录一段吧：
阿那托利·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很好的教育家。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对孩子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用很多的话谴责他们。他是以自己底作风，用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己底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是最好的教育。生活，就是教育。人，就是教育。世界，就是教育。
理解卓娅和舒拉，首先要了解那生活，那性格。
不能从教条出发，不能从观念出发，更不能从“想当然耳”出发。
否则，不看重卓娅底血肉，而以抽象的尺度衡量她，那就不可能理解她，那就无从学习她，那就不是敬爱她而是歪曲她。
因为，剔去了她底血肉的时候，卓娅就不是那个卓娅了，就被抽象了。
但她却是一个苏维埃青年，一个苏联英雄，一个全世界青年底榜样。我们得善于理解她，善于学习她，和善于敬重她。
如果说，英雄是在生活里，不在生活外。那么，对于这生活里的英雄，我们敬爱她。是从她那生活里去敬爱她，我们学习她，是在我们自己底生活里来学习她。正由于一切是在生活里，我们底敬爱，才不是抽象的、神似的敬畏，而是生活的、人的亲切；我们底学习，才不是几条筋，而是一副血肉，才不是这世界所难于消化的那种教条，而是和自己底生活有着相通之点的一条道路。
左拉
左拉（E.zola1840一1902）底自然主义，是和当时自然科学底年青相联系的，也就是说，是和那一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底发展阶段底强点和弱点相联系的。强点是，开始从现实的姿态里来看事物，开始把对象当做客观的存在，这样来求得对于世界的认识。弱点是，孤立地看事物，现象地看世界，并且还把孤立的现象膨胀起来，代替了全般的东西，掩蔽了本质的东西。前者是一个发展的契机，后者则是历史的限制。在左拉底方法和作品里，这都是反映着和表现着的。所以，一方面，清洗了那被歪曲的形式，一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能够看出来那里面所有的是一些怎样的现实的、本质的东西；这也就是他底艺术品在今天的意义。一方面，则他又到底是散乱的，夸张的，机械的，歪曲的，不但以客观的形式装满了主观的内容，而且还把社会人还原为自然人；这就使人极难再为忍耐的了。
他底自然主义和“实验小说”，首先，我们可以看看他自己是怎样说法的吧。在《卢贡·马加尔》底《总序》上面，那几句话，是可以作为他底方法，也可以作为他底宣言来看的。他说：
我想解释一个家族——一小群人——怎样在社会里面立身处世，这家族，在发展的时候，产生了十个、二十个分子，他们在最初一眼看来，好像是极不相似的，但在分析之后，却显露出来他们是深切地互相关联着的了。遗传有它底公律，是和万有引力有它底公律一样的。
我一方面解决气质和环境的双重的问题，一方面努力寻求和追随从一个人必然通到另一个人的那严密的线索。……《卢贡·马加尔》，这个集团，即我所要研究的家庭，……在生理方面，这家族底各个分子，他们全是关于神经和血缘的变态事件底慢性的继承物，而这些神经和血缘的变态事件，是在机体第一次受伤之后陆续地发生在这一个家族里面的，而且它们在这个家族底每一个人身上，是跟着环境底不同，而决定了那感情、欲望、情欲以及一切属于自然和本能方面的人性的表露的（它们底具体事件取得了所谓道德和罪恶等等的习惯的名称）。
……而第一阶段，《卢贡家族底家运》，假如要照它底科学名称，是应该称为“起源”的。
《卢贡·马加尔》，这由他底二十部巨著庞大地构成的总集，另外有一个总括的名称：《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底自然的与社会的历史》。这也同样富于说明性。
这样看来，他底自然主义，应该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他底“实验小说”，应该是一种科学的作品。
但事实并非如此。虽然在人们底评价里，强调着遗传的性质，也强调着环境、阶级、职业等的性质。虽然在他自己底告白里，是把遗传学和社会学并列的。但所谓环境，不过是为了演出的舞台，其实人物和人物底命运是在作者底脚本里面早就被安排好了的。所谓阶级，则是先天的东西，并不和我们在今天所理解的内容相同。所谓社会学，照他那《总序》看，就可以看出来那并不是支配的东西；照《第二帝政时代一个家族底自然的与社会的历史》的名称看，那是有着概括性，也有着表现力的，在那里面，则“自然的”又是异常鲜明地被放在第一位的。
所以，左拉，是把自然的力量压倒了社会的力量的。是把“罪恶”放在血缘上面，即宿命地放在人本身的。是把“罪恶”从社会移开，即以“科学的”面貌为那个社会辩护的。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底“人种论”，即那种“人种论”的阶级论的。所以，左拉，他底自然主义、遗传学，他底认识论、方法论，在本质上是反科学的，是反动的——即使在他自己，这样的结果是完全想不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