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8节取名仕途与息声田亩之外的活法
光绪十二年，南京的会试考场爆出特大新闻：一个镇江考生临阵不考了，圣人的典籍被扔进茅厕，长耳考篮里填满了草灰、粪溺。这一年的南京贡院，臭气熏天，应试的士子无一及第。
这个镇江考生叫刘鹗。
刘鹗死的时候52岁，临死还背着个“汉奸”的包袱，是非功过，谈论已久。他的《老残游记》当年在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里连载，众口传播，他也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作家”。但写作在他的履历中仅是一小项，他治黄河、修铁路、办矿务，把更多的力气花在了实业上。只是刘鹗做实业，成功概率少失败机会多。所以鲁迅还是把他归到“文人”的行列里，称他“开启了晚近小说谴责之风声”，而且为了赢得“谴责的发言权”，他在二十年前就做了“科举的逃兵”！
刘鹗出生于江苏官宦世家，先人刘光世为宋代名将，父亲刘成忠是咸丰进士，作为科甲鼎盛的望族子弟，15岁便通过童子试，誉为“五经童子”，前途被看好。书斋的门槛很高，却没能规束少年刘鹗的脚步。当时刘成忠在河南道台任上，刘鹗随父游观四处，结交了许多“江湖朋友”。《老残游记》曾借老残之口记述了这一段“交通轻侠”的经历：“朋友聚首，讲舆地、讲制造、讲武功，各擅所长，样色齐全……”毋庸讳言，这种江湖小团体的形成对一个青少年的成长会产生怎样深刻的影响，书斋里学得好好的，与社会的旁门杂学一交锋，顷刻瓦解，什么圣人礼义、道德文章，都没有说服力了。于是也就有了二十岁那年南京考场的特大新闻。
后来，刘鹗的父亲刘成忠中箭落马、抱恨西归。刘鹗只能去面对十分现实的生计问题。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文人看厌了东家的脸色，离开仕途，自己做自己的老板。比如唐伯虎，“闲来写幅丹青卖”，活得也洒脱；再如凌蒙初，不参加科考，自己操刀办起书肆、笔庄，日进斗金。但一个文人在政治上不肯附骥，又想以“养天下”为己任，其狼狈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刘鹗接下来开诊所，办书局，治黄河、修铁路，都给别人留下口实，所以以失败而告终。
几年折腾下来，刘鹗被家乡开除了乡籍，流寓江北，成了家乡的叛徒！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他及时收手，或许还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一时急于建立功业犯错误是允许的，关键要学会检讨，勤于“自赎”。刘鹗不这样。他当时已被誉为“水利专家、西学先锋”，著有《勾股天元草》、《历代黄河变迁图考》，名气大，以为“实业一兴，民生则举”。上海罗振玉是他出道初的朋友，写信告诉他“谋事在人，人事不修，其功不克”，如果是上下不待见，吃力不讨好，那么“利在国家，祸在君也”。刘鹗没有听好朋友的话，事隔数年，竟闹出了震动全国的“山西矿务案”。
刘鹗作为山西商务局的总代表，联络当时在华的英国福公司开发太原的无烟煤矿。晋煤质量好，储藏大，当地窑工沿用土法采煤，工效低，危险性极大，生活境况处于长期赤贫。刘鹗计划引进洋资，利用洋人的电力、机械和技术，在极短的时间内推进山西矿业，从而彻底改变这一片燕赵热土的人群生态。谈判在顺利进行，山西巡抚极力襄赞，总理衙门援以巨手，事情眉目渐见清晰。刘鹗扎营太原、两抵京师，自觉襟抱初展、宏图新绘，不禁登台啸歌，吟出了“一路弦歌归日下，百年经济起关西”的豪迈诗句。没有想到，英国福公司最后出示的计划书上竟写着“矿路开采权永属英吉利”的条款，上面盖了总理衙门的外交印鉴，首席总理大臣“奕劻”的大名赫然入目！刘鹗当然不能接受，当场晕厥。
由于山西方面拒绝签字，这笔买卖一直悬空未决。拖到光绪二十三年，天津《日日新闻》突然爆出了一个尖锐的声音：刘鹗是个汉奸！公众一头雾水，朝廷的奏议已经雪片纷飞：说他承办山西矿务不力，“是为交通洋人，图饱私囊”；说他染指津江铁路，“搜刮民财，心有觊觎”；为了佐证他的卖国罪过，有人甚至揭发他多年前用了英国人的水泥，这种洋人灰土，浪费白银多少多少，国资流失多少多少，“挥霍民血，罪已不赦”！
贼喊捉贼，这场被人操纵的政治清算持续了半年多。刘鹗接到的处理意见是：“革职查办，永不续用。”过了三个月，朝廷又下达了对他执行死刑的命令，全国通缉他。
然而八国联军的枪炮响了，朝廷仓皇出奔，自顾不暇，刘鹗的死刑被暂时搁置起来。中国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戊戌变法，接下来谭嗣同殉难，梁启超出逃。这一年夏天，北京城死了十八万人，尸体满街，尸臭冲天。当年八月，人们惊奇地发现，失踪多时的刘鹗扛着一面红十字大旗，忽然出现在死尸狼藉的北京街头。
刘鹗没有逃，用书生的说法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不是汉奸，不甘背负恶名四处藏匿。他在北京掩埋局工作期间，做了一件让自己殉身夺命的事情：私开朝阳门的内务府粮库，把几万石御用的珍珠白米分散给了北京难民。
朝廷日后在惩办“战争祸首”时，第一个就点了刘鹗的名。令人惊奇的是：刘鹗在被捕前的许多年时间里，不是亡命天涯，而是以大清良民的姿态，在保定办起了锅炉厂，在湖北创办《教育世界》，在东三省炼制精盐，在苏州开设传授太谷学术的“归群草堂”……然后，在上海的一个小弄里，开始写作《老残游记》。
中国的士人，得意时忠君，忧民；失意时隐逸，遁世。刘鹗在此仿佛是第三种姿态，既不想取名仕途，又不愿息声田亩，他在营建自己的理想天堂，因而道狭路险、布满陷阱。他最后的结局是光绪三十五年病毙流放地新疆。
我们很难揣摩刘鹗在著作《老残游记》时的心态。笔墨人生，欢笑少落泪多。八大山人作水墨，自号“哭之”；曹雪芹说家史，诉罢荒唐言，自见泪满纸。文人孤愤，注定了他是一个哭旦，注定了他“泪以润墨”，刘鹗遗笔，哀而不伤，这又是文化人怎样的一种胸襟、怎样一种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