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6节陶渊明与袁宏道的归隐接力赛
在流传的关于陶渊明所有故事中，最让人喜欢的还是他与一个和尚、一个道士的故事。三人是很要好的朋友，好朋友在一起难免要喝酒，然后大谈心事。有一次，因为聊天，和尚居然破了誓言，和陶渊明、道士一起走过了他曾经发誓永生不过的一座桥。等发现时已经来不及了，于是三人在桥那头抚掌大笑。
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确实让人沉迷。严子陵坐于钓台之上，倚松烹茶，对月饮酒；七位贤士相约伊水之滨，相与友善，游于竹林；陶渊明头戴兰巾，采菊东篱，仰观南山；四十一位文人齐聚兰亭，流觞曲水，临流赋诗……
中国古代极崇尚建功立业，非常看重“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考取功名，攀龙附凤，效力庙堂，是绝大多数士子深深向往，并愿意终身拼搏的。大可报效国家，小可光宗耀祖。然而，中国古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的隐士，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离仕遁世、隐逸江湖？
从古至今没有几个人是自出生始便自甘寂寞的，陶渊明少年时，“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意气风发，他曾祖陶侃（东晋开国元勋）的影子还在他的脑海里激荡，二十岁时他已经满腹经纶，诗、赋、文样样写得异常出色，放眼同辈中人，无出其右者。他想用自己经天纬地的本领为国家作出贡献。年少时他怀揣着这样的梦，昂首阔步地走着，跌着，磕磕碰碰一路，近十年官场的黑暗，贵族的腐败，让他抑郁无措。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神色黯然，他最后抱着仅有的一丝希望，将起点放到最低，出任一些小官职。
祭酒、参军，这些都是他的职位，满腹经纶化为满脸沧桑，他的最后一份差事是江西彭泽县令。当时的东晋已乱，硝烟四起，他不愿离家太远，又想当官以谋取生计，靠叔父的举荐在江西任职。陶渊明的故事本该到这里结束，接下来他应该天天有酒喝，太阳升起的时候还可以在堂院里提起笔练练字，儿孙满堂而生活不至于贫困。日子虽然无聊，相对平民来说，还算不错。可他是陶渊明，那份清高与孤傲是与生俱来的，东晋的官场生活他无法忍受。他来到世上好像就是为了让后人听他的那一句“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从初仕江州祭酒到最后彭泽县令的拂袖而去，整整十三年，他的仕途注定要以这句话终结。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羁身恋归林，池鱼思故渊。”
之后的贫困自然难免。吃饭问题向来是敏感的问题。人稠，粥稀，食者众而耕者寡，于是在敏感之外，又难免动用心术、作奸使诈。读书人的生路，除开“仕途”之外，便是沦落瓦肆、街头打卦。所以读书人的必修功课就是推销自己，像孔夫子在《论语》里说的：“沽之哉，沽之哉！”没人埋单就四下跑官，做官是为了吃饭。
陶渊明离开官场，虽说有菊花相陪的恬淡与浪漫，渴望有人帮助，却截然拒绝嗟来之食。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贫困之际，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拜访，见他“偃卧瘠馁有日”，就劝他出仕，并馈以粱肉，被他“麾而去之”。
一千多年后，一个同是任县令之职的人，接住陶渊明的归隐接力棒，放弃了当官的种种好处，视乌纱如桎梏，弃印绶如敝屣。他就是明朝的袁宏道。陶渊明是厌恶东晋浊乱的政治环境，处处羁绊。袁宏道是深深感叹官场“苦哉，毒哉”。“陶县长”说：“没有‘五斗米’，日子是苦了点，但我挣脱了‘樊笼’，把自由留了自己。”“袁县长”则不断写信给友人，诉说做官之苦，更详细地说明做官的难处。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写道：“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其中充满了抱怨，他说拜迎上官，自己堂堂一县之长成了接待过往的公差，自己又如娼妓一般，不论对什么人都要笑脸相迎，而且还要看客上菜，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上什么山唱什么歌；治理银库粮仓，自己又要比老看守还要细心周到以避免意外发生？此外，自己还要像救世主一样苦口婆心地向百姓宣传各种政策，晓之以理，打动百姓。这对那些一入官场，便如鱼得水的人来说，当然不算什么，但对洒脱狂放以求自由的袁宏道来说，真可谓“苦哉！毒哉”！
明万历二十三年，27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县令之初，颇有几分得意，以为自己是吴县名山胜水的主人，可以尽情享乐其间。上任之后，他才知那名山胜水只属于民间富豪、山林隐士以及远近的游客。自己整日被公务缠扰，脱身无术，根本无法去神往的地方寻找快乐。官场生活与自己所想象的生活大相悖离，他怎么承受得了？
张岱说，菊花因陶渊明而无憾，那么山水会因袁宏道而无憾。袁宏道归隐之后做山水的知己，代山水立传，为景物描容，每一寸山水在他笔下都有不同的妙处，每一种景物在他眼中都有不同的乐趣。
归隐，其乐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