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7节帝王逻辑下的是非对错
严嵩是个奸臣，却枉担了权臣的虚名，不过，明朝的确有位不折不扣的权臣，即救时宰相张居正。《明史》里张居正被列为权臣，言下之意便是说他僭越了皇权。
“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明史》寥寥数语勾勒出张居正的大致轮廓。历朝历代不乏忠臣能士，然而出身寒微而能力挽狂澜的权臣却不太多，张居正便是其中之一。他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起衰振隳，改革治国。
想当初，张居正刚入翰林院的时候，内阁中正在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一边是夏言，一边是严嵩，二人争夺首辅职位的结果是夏言被杀，奸臣严嵩当上了内阁首辅。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张居正以《论时政疏》指出了“血气壅阏”之一病，即世宗长期混迹西苑，不理朝政，天天和宦官宫妾在一起，致使臣子想见上一面都很难，政治处于瘫痪状态。这是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的根源。针对朝政的弊端，他系统阐述了改革政治的主张。这些没有引起嘉靖皇帝和严嵩的重视，或许他们把张居正的主张当成他初入内阁一时的心血来潮，算是教给皇帝的“期中论文”，权当交差，根本不当回事。
上级的态度张居正看在眼里，此后，在嘉靖朝除例行章奏以外，他没再上过一次奏疏。因为一次的碰壁让他就此退出了内阁，也让他忽然醒悟，奸佞当朝，皇帝昏庸，在没有站稳脚跟之前，如果不够谨慎，冷不防就会成为替罪羊。因此，他收敛锋芒，低调游走于权力纷争之中。与此同时，他将注意力集中到朝政、民生、社会问题，通过几年的冷眼观察，他对朝廷的政治腐败和边防废弛有了直观的认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严嵩倒台后，徐阶继任首辅。徐阶的确是老谋深算，他自己与严嵩死掐，却一直让张居正冷眼旁观，师生之间的关照和默契也成为权术争斗中的一个筹码。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迎来了一次命运的转折，徐阶推荐他担任裕王朱载垕的侍讲侍读。虽然这个职位只是个虚衔，但由于裕王很可能继承皇位，侍裕王讲读就有了一层特殊的意义。事实证明，正是恩师徐阶的深谋远虑给张居正做了长远的政治投资。嘉靖四十五年，张居正执掌翰林院。这一年，世宗归天，裕王继位。徐阶和张居正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官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欢迎。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当上吏部左侍郎兼文渊阁大学士，进入权力中心，参与朝政。同年四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此时张居正年方43。
然而不久，隆庆二年(1568年)七月，徐阶终因年迈多病，举筹失措而被迫归田。次年，徐阶的老对手高拱重回内阁兼掌吏部事，控制了内阁。嘉靖、隆庆年间，短短六年，内阁首辅变来变去，一个首辅倒了，牵连一批官员被贬谪，今朝得势的，来年就可能被赶下台。内阁之中爱恶交攻，吐唾辱骂，甚至大打出手。上梁不正，下梁歪。官衙根本不把法令放在眼里，纷争很多，主钱谷的不明出纳，司刑名的不悉法律，管监察的不行纠劾。人们也慨叹这些年，国家纲纪的败坏，官风日下。
张居正在徐阶与高拱的两强相争中，并没有不遗余力地协助恩师徐阶，权场之上的洞若观火有时需要付出情义的代价。虽然对恩师略显薄情，但张居正也算基本正直，他既没有对胜利者高拱谄媚巴结，也没有对失败者徐阶落井下石。官场混斗有时难分对错，权场倾轧原本就是灰色的。
不过，一时的中立并不代表张居正没有夺权的野心。隆庆六年，穆宗病殁，年仅10岁的神宗继位，借着首辅高拱与权宦冯保矛盾激化之际，张居正联合冯保，撺掇后妃，以“专政擅权”之罪将高拱打回了老家。就这样，张居正成为新任首辅，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辅政之路。
少主乳臭未干，张居正要面对的是一个积弊重重的烂摊子，要医治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当时世界上实力数一数二的帝国。一个年近50处于精力和经验巅峰期的中年人带着一个还时刻想“儿童节”的小孩，张居正责无旁贷地担当起皇帝的全职代理人。总之一句话，万历随便耍，居正一肩挑。
张居正的中兴改革无疑是成功的，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曾如此评论:“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改革前财政空虚，入不敷出，赤字超过三分之一，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10年，国库积银400万两。《明通鉴》赞誉:“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备。”
然而，曾经的名相，曾经的帝师，曾经的权臣，到头来呢？换来的是帝王逻辑下的反攻倒算，居正一死，原本对的便成了错的，正的便成为歪的。
张居正本人在施政过程中，对清流和官员一视同仁，后来清算他的力量也主要来自这两方面。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贞与汪道昆，曾主动投身张居正门下，但张居正觉得他们都是吟风弄月的文人，因此冷落了他们。正是这些人在张居正死后与反对派联手，不但清算张居正及其骨干，就连张居正的家人也遭遇酷刑逼供。长子张敬修，受刑不过，留下一封字字血泪的绝命书，上吊身亡。其他几个儿子被发配“烟瘴地面”永远充军。名臣身后，竟然是这等下场。
张居正，对神宗来说，是老师，是宰相，是他背后最强有力的靠山；是解决问题时的最佳顾问，是复兴国家的得力助手。可是，君主变脸之快，让人始料未及，这不是忽然的心血来潮，而是长期的郁结爆发。
10多年来，张居正的角色逐渐地从真正的老师演变成皇权的笼子随着神宗皇权意识的日益膨胀，他终究要突破那难以释怀的郁闷。终于机会来了。张居正死后，这个已经成年、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飞出了笼子，平生第一次感到自己变得如此强大，他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感。
当臣子与天子的积怨一起爆发，臣子面临了灭顶之灾。与此同时，遭难的还有国家和百姓。新政被废除以后，国家朝政急遽败落，既有的危机不仅故态复萌，统治机构还出现了自行解体的趋势，各种社会矛盾环环相扣，交错而起，一场更为严重的危机铺天盖地席卷而来。帝国的命运逐渐向衰落靠近，从此再也不曾逆转。
居正在位时，神宗的尊敬从最初的真心实意慢慢变为需要与无奈，他早已对张居正的震主之威有所不满，但形势需要他，国家需要他，皇帝自己也需要他。但当张居正站在皇帝背后指导一切的时候，大臣们眼里就只看到了张居正高大的政治背影，皇帝倒像个摆设。
张居正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他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他的关系在朝廷盘根错节就是对神宗的威胁。在权力上，他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处理国事，独握大权，后者才是神宗更为在意的，这就是帝王的逻辑，而一代名相纵然一心为国、匡济天下，最终还是成为牺牲品。
最后，给崇祯皇帝提出建议要给张居正平反昭雪的，竟是万历五年在“夺情”事件中被张居正迫害打断双腿、终生残疾的著名清流邹元标。此人是东林党的精神领袖，崇祯时期，他看到大明天下在张居正死后竟如此迅速地土崩瓦解，这才反思张居正的种种改革实乃是挽救大明政权的救世良方，因此提出给张居正平反。崇祯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恢复了张居正的封号与名誉，但这一切已为时太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