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别，竟是永生
岁月无情催人老。人生如梦，幻质匪坚，原来年华走得如此之快，不知不觉间，他们已到了眼花耳聋、鹤发鸡皮的年纪。
一九八三年，钱钟书七十三岁。他向乔木辞职说："尸位素餐，于心不安。"乔木听后哈哈大笑，说他"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只是辞职之事，他并没有批准。
那就罢了，反正他只是挂个空名而已，没有必要太较真儿。已是古稀之年，他已将一切看淡，人活一辈子，没有必要与自己过不去。
他们把家搬到了三里河沙沟的"知高楼"。那里优雅别致，住着也宽适舒心。更重要的是，这里离阿圆的学校近，离女婿的单位也近，来往颇为方便。杨绛说："自从迁居三里河寓所，我们好像跋涉长途之后，终于有了一个家，我们可以安顿下来了。"
杨绛说："我们就像老红木家具，搬一搬就散架了。"这一年，她推辞不过，去西班牙和英国出访一遭，回来后便打定主意哪也不去了。钱钟书和杨绛如陶渊明那般，"门虽设而长关"，只在家里看书写字，惬意过日子。
只是总有些记者、编辑、崇拜者蜂拥而至，他们大多礼貌地拒绝，甚至诚恳地奉劝不要再研究《围城》和所谓的"钱学"。只是有时，我们可爱的钱钟书也会"淘气"一下，对一个想要求见的英国女士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只是还是会有突如其来的"闯入者"，打乱他们如水般安宁的生活。一九八五年，一个中国新闻社香港分社的记者来了北京，采访了不少文坛名人，却单单缺了钱钟书。于是，她便通过《文艺报》编辑部的吴泰昌与他联系。
电话这端的钱钟书听罢，立刻警觉起来："这不是引蛇出洞吗！谢谢她的好意，这次免了。"但这个记者小姐也是个倔强之人，电话相约不成，便直接拉着吴泰昌登门来访。
他们站在钱钟书夫妇门前，按响了门铃。门应声而开，正是钱钟书本人，他看清来人，不禁哈哈大笑着说："泰昌，你没有能引蛇出洞，却又来瓮中捉鳖了……"
他看了看一旁含笑的记者小姐，便客客气气地请他们进来。或许是为了不虚此行，这位记者小姐一点也不含糊，单刀直入地开始了提问，他本想打打太极糊弄过去便万事大吉，谁知这位小姐很是伶牙俐齿，他只能缄默不言，实在避不开时，才一一回答了提问。
他虽然整日闭门自守，却并不乖僻，遇到喜欢的年轻人，依旧会"蓬门今始为君开"。一次，香港的书评专栏作家黄俊东也登门拜访，想要见见自己崇拜已久的学者先生。只是这个本就不善言辞的小伙子，见了钱钟书后，更是紧张得木讷寡言。钱钟书看他这样，很是亲切地同他攀谈，还特别答应与他合影留念。
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如他这般幸运。有位在世界上很是出名的美籍华人记者，被他无情地拒之门外，而万里迢迢前来拜访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马悦然，得到的也不过是几句冷嘲热讽："你跑到这儿来神气什么？你不就仗着我们中国混你这碗饭吗？在瑞典，你是中国文学专家，到中国来你说你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的专家，你说实话，你有投票表决权吗？作为汉学家，你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工作？巴金的书译成那样，欺负巴金不懂英文是不是？那种烂译本谁会给奖？中国作品就非得译成英文才能参加评奖，别的国家都可以用原文参加评奖，有这道理吗？"
他便是这样的人，敢爱敢恨，敢说敢做。当遇到真诚的人，他便是和蔼可亲的长者，而遇到满脸傲色的势力之人，也会毫不留情地让他吃闭门羹。
《围城》自重印以来，一直是风靡全国的热门话题，于是很多人便动了改编成电视剧的念头，著名导演黄蜀芹便是其中之一。对此，钱钟书曾不止一次地谢绝说："拙作上荧屏不相宜。"但奈何改编的念头太过炽烈，他阻止不了，只得由着去了，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他如是说："看来剧作家要编戏，正像"天要落雨，娘要嫁人"，也是没有法儿阻止的。中央电视台有一位同志曾写信要求改编《围城》，我不支持，但不阻拦。我很惭愧，也很荣幸。"
一九八九年，黄蜀芹他们经过三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电视文学剧本的改编，开始筹划拍摄事宜。为了使作品更好地呈现原貌，他们拜访了钱钟书的好友柯灵。柯灵对他们说："我劝你们最好找杨绛。"
他们与钱氏夫妇并不相熟，也知道二人不喜外人来访，便请柯灵帮忙写了介绍信，内心忐忑地杀去钱氏住宅。他们战战兢兢地敲了门，当那个鹤发的老太太微笑着请他们进去时，他们才算松了一口气。
他们相谈甚欢，从《围城》的创作一直聊到改编经过。接着，黄蜀芹谈到了筹拍过程中的困难："书中趣味横生幽默绝伦的比喻，要转化成为影视形象非常困难，既要保持小说的原貌，又不得违反电视特点，很难办，因此就采取通过延伸人物对话把这些比喻用进去，其他用不进去的就采取旁白的方式把这些精彩的文字读出来。"
钱钟书听后，笑着说："媒介物就是内容，媒介物肯定作品。用电视、戏剧来广播，它的媒介物跟意义就不同了。就不能把原来的内容都肯定，诗情要变成画意，非把诗改掉不可；好比画要写成诗，一定要把画改变，这是不可避免的。这种改变是艺术的一条原则。"
而当黄蜀芹说她担心自己不能形象地将他的完美小说变成电视剧时，钱钟书笑着鼓励道："你是导演，导演是新作者，莎士比亚的戏可以改成京剧，所以，Auteurism可以信赖，我可以沾光。我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听着钟书亲切幽默的话语，他们只觉信心倍增。两天后，他们再次登门，聆听二人对剧本的意见。老两口已将剧本通透地读过了，杨绛更是写了几十条修改意见，她说："现在的剧本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我对剧本最大的意见是开头。小说是文字写的，轻描淡写地记载了几桩事，不是给人很深的印象。现在变成形象，这个印象就深了，好像方鸿渐是个骗子……"
他们的意见，黄蜀芹一一记下。有了老两口的大力支持，《围城》的拍摄提上了日程。一九九〇年，筹备了这么多年的《围城》终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钱钟书的这部倾世巨作就这样呈现在千家万户面前。
杨绛笑谈："钟书的小说改为电视剧，他一下子变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稀奇怪兽，我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他本就炙手可热，如今更是势不可当。他每日都收到许多慕名者的信笺，而他每封必看，每封必回，还美其名曰"还债"。只是虽然回信不过是些礼貌性的答谢，但来信实在是太多，这"债"总是还不清。
这年初冬，因气候骤寒，他的哮喘犯了，好在送医及时，他委顿数月便恢复了正常。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老两口相伴相随，每日依旧相对读书，默契十足。
只是滚滚红尘，没有单纯的快乐，也没有童话故事那般的幸福永远。杨绛如是说："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
一九九四年夏，钱钟书再次入院，杨绛每日衣不解带侍奉床前。一九九五年冬，钱瑗因肺癌住进西山脚下的医院，担忧不已的杨绛只得每晚通电话，偶尔相见时，也只匆匆一瞥。
一九九七年早春，钱瑗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岁。一九九八年年末，钱钟书也去世了，享年八十八岁。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虽然早知他们时日无多，但当世上两个最亲的爱人相继离世，她依旧感到猝不及防的伤痛。她说："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说好永远的，不知怎么就散了，那个叫作张爱玲的女子如是写道，人生有时候，总是很讽刺，一转身可能就是一世。
一别，竟是永生。
从此，世上再无钱钟书，斯人已远，唯有文字芬芳依旧，唯有爱情永世不朽，问这世间，谁能与你堪比？
时光深处等你
他走了，留她世间一人。时光错落，唤不回昔日怜爱的对望；岁月悠然，触不到曾经最爱的容颜。在《我们仨》的开头，她的语言依旧朴实平淡，却也分明透露着恓惶难过的情绪：
有一晚，我做了一个梦。我和钟书一同散步，说说笑笑，走到了不知什么地方。太阳已经下山，黄昏薄幕，苍苍茫茫中，忽然钟书不见了。我四顾寻找，不见他的影踪。我喊他，没人应。
只我一人，站在荒郊野地里，钟书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大声呼喊，连名带姓地喊。喊声落在旷野里，好像给吞吃了似的，没留下一点依稀仿佛的音响。彻底的寂静，给沉沉夜色增添了分量，也加深了我的孤凄。
他们仨就这样失散了。她说："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不知是谁说过，家是一个人点亮灯在等你。伊人已逝，再没有人为她点燃温暖的火焰，但爱长久，在那盛满回忆的锦瑟时光里，她依旧可以就着这么多年的点滴温情取暖。
她写了《我们仨》，用一个妻子、母亲的亲情流露，记录一家人纯美的生活轨迹。她认真为丈夫整理着那几麻袋的读书笔记，她知道这是钟书一辈子的学问宝库，自当竭尽全力，用自己软弱的肩，守护他最后的史诗。
日子是忙碌的，她枕着回忆而眠。有时，她会觉得，钟书从未走远，或许一直都在，他在看着她微笑，伴她谱写无与伦比的风华。所以，她并不觉孤单，孤单是一群人的狂欢。
一九九九年年末，她完成了自己的新译作──《斐多》。这是柏拉图对话集中的一篇，是充满睿智的西方哲学名篇。她如是说："我是按照自己翻译的惯例，一句句死盯着原译文而力求通达流畅。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者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有戏剧性的对话译成如实的对话。"
活到这把年纪，人生早已风轻云淡，她只想做好自己喜欢的二三事，整理丈夫的著作也好，自己翻译创作也罢，全凭自己喜欢。二〇〇一年，她将自己和丈夫的全部稿费和版税交给母校清华大学托管，成立了专项基金，资助成绩优秀的贫困学生。
这项基金，她没用自己的名字命名，也没用丈夫的名字命名，而是取了"好读书"三字。她依旧这么低调，只想在自己的世界里安然度日。据称，随着钱钟书的书籍一本本出版，他们的版税相当可观，到二〇一一年时，已经累计两百万元，资助了九名学生。
二〇〇三年，《我们仨》朴素干净地摆在了世人面前，这部写满回忆的散文，她依旧写得云淡风轻，冷隽幽默。钱钟书、杨绛、钱瑗，他们性格迥异、志趣相投，他们相亲相爱、相互扶持，他们一起走过那段有快乐也有艰难的岁月长河。
有人说，杨绛用自己三口之家的动人故事，向世界证明了，家庭是人生最好的庇护所。是的，不论狂风暴雨如何肆虐，只要他们相濡以沫，家便是最安稳的港湾，只是如今，世间只余她一人。
她也老了，多次生病入院，又多次康复出院。二〇〇五年年初，刚刚从医院出来的她，动笔写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钱钟书曾说过，人生是一部大书，她已是九十四岁高龄，对人生有太多思考与感想。她在这本集子的序言中如是写道：
"二〇〇五年一月六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
"躺在医院病床上，我一直在思索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一回家，我立即动笔为这篇文章开了一个头。从此我好像着了魔，给这个题目缠住了，想不通又甩不开……"
这是一部别样的文学作品，写满了她对人生和世界的哲学思考。从神鬼写到人生，从灵魂写到个性本性，她如拉家常那般，将自己对命运生死的独到见解娓娓道来。
她是属于生活的，但对传统国学的驾驭也是轻车熟路。在书中，她对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进行注释，旁征博引间，她将文学、哲学等知识融会贯通，将自己见到的故事一个个信手拈来。她是特殊的传奇女子，书也是特殊的文学佳作。
二〇〇八年，在钱钟书辞世十周年之际，吴学昭编写的《听杨绛谈往事》出版了。书稿完结时，杨绛亲自题签作序，她明确表示，经传主本人认定的传记只此一本。
杨绛如是说："我乐于和一个知心好友一起重温往事，体味旧情，所以有问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传读来淡而无味，只怪我这人是芸芸众生之一，没有任何传奇伟大的事迹可记。我感激她愿为一个平常人写一篇平常的传。"
世事轮回，走在这漫漫人生路上，重温往事，该是她难以言说的幸福。她自谦自己只是芸芸众生之一，生活平常无奇，其实人生何处不平淡，那世间的真善美，就蕴藏在平淡之间。
这是她的传记，是她的心灵史，更是一个传奇。
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她坦然步入生命的第一百个年头。如往常那般，没有生日会，也没有公开庆祝活动，她只是在亲友的陪伴下，吃了一碗喷香的长寿面。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这一年，她发表感言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
或许，她想归去了，想去那个有钟书和阿圆的世界。只是，我还是想为这个质朴的老人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健康长寿！
她说，自己是个零。人生百年，她已将一切参透，在她眼中，外界所有的赞誉都是浮华，她只是一个妻子、母亲，一个活生生的人。聪慧如她，只淡淡一句"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便道尽人生真谛。
如今，杨绛先生已经一百〇三岁，依旧淡定从容地活着。关于丈夫、女儿的事情她早已完成，现在不慌不忙地整理着自己的作品，她说："做完他们的事情，心里才踏实，剩下我自己的事，已经不要紧了，即使此时走了，也可放心了！"
爱夫之情，爱女之心。她真真切切地思念着两个至亲之人，但生死有命，她也并不多加苛责。或许，一切正如她所言："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
相思染指年华，为爱已望断天涯，今生的你是我胸口的一颗朱砂痣。只是来世那棵开满樱花的树下，你会等我吗？
在时光深处等你。他如是说。
相思成冢，岁月轮回，她并不怕自己一人遗落红尘，因为她知道，时光深处，有两个人在等着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