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笛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写诗，与《汉园集》三诗人的何其芳、卞之琳、李广田应在同时。他们在北大，他在清华。他的诗风较近于当时的何其芳，何的《预言》和《画梦录》，岂不也正是一派“南朝人物晚唐诗”？辛笛自己大概也是这样看的，因此对何其芳的写作一直格外关切，我从圣思写的传记中发现这一点———抗战胜利后，辛笛在上海读到了何其芳参加革命以后的诗，注意到何其芳诗风的变化和发展。我猜想，这甚至可能是激发他重新执笔来写新诗的因素之一。
他却不知道，那时候何其芳反倒基本上不写什么诗了。到延安后，起初何其芳还写了《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等诗，而经过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以后，何其芳力求改造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并在实践中转向宣传和阐释毛泽东文艺思想，奉命与刘白羽同赴重庆，传达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讲话，同时参与了对胡风等人的批判，从四十年代持续到五十年代。其间，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只是在1949年夏的新政协上写过一首政治诗，长期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后来在1954年发表了一首《回答》，因其中有些所谓“个人抒情”而遭到批评）。他在文学写作这方面，后半生再也没有真正的建树。刘再复曾命名为“何其芳现象”，大抵是指以他为代表的一些作家诗人创作力萎缩的类似经历。
对于“少年哀乐过于人”的何其芳来说，这不能不说是悲剧性的。
辛笛不像何其芳那样，因参加革命，不断接受革命任务，并努力“否定自己”，从而远离了诗。辛笛没有在组织上参加革命工作，他之在日本占领时期和五六十年代搁笔，则是出于生存需要的全身之策，没有任何革命的借口。并不是说他没有写诗的冲动，但他偶尔写的旧体诗只限于少数友朋间的唱和抄传。他的既具有传统文化熏陶，又吸收了西诗影响的现代诗写作，不得不留下不止一大片空白。
对于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写出了许多成熟诗作的辛笛来说，这难道不也是悲剧性的吗？
辛笛和何其芳所走的人生道路不同，却在未能充分施展其诗歌才华这一点上殊途同归。上天何不佑中国之诗运乃尔！
“诗有别材，非关学也”，不是说诗人可以忽略文化教养，而是强调诗人的天赋才情、慧心、悟性。在这方面，何其芳和辛笛都是得天独厚的，加之他们又都接受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良好教育，如果能有自由发挥的环境，本来可望成为在中西文化潮流汇合点上的弄潮儿，成为有所继承又能创新的闯将。
尽管何其芳有早期那些天生丽质的诗作，辛笛除了少作还有晚年一些佳篇足以传世，但是想到他们都是“千古文章未尽才”，不免令人黯然神伤。
我在少年时代读到何其芳的早期诗文，为之倾倒。几十年后，我读他的一些回忆文章，知道他虽在特定的时空一再自贬自责，但他对少作其实也是未能忘情的，这使我对他深感同情，联系他其后充当了大批判的先锋，不免叹惋。因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了一篇短文《何其芳的遗憾》。有一位论者，不以我的话为然，其意若曰，你还不是多活了几年，现在才能在这里说便宜话！
这话说得也不错。何其芳不幸在一九七七年去世，他最后的欢呼粉碎“四人帮”的诗里，也还留有文革时期的烙印。辛笛同样有他的遗憾，但他有幸在“文革”后健在多年，摆脱精神的枷锁，重拾旧日的彩笔，写下了新的篇章。这是该我们为辛笛庆幸，为何其芳扼腕的了。
辛笛老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给我的一封信里，对我写诗有所鼓励，其间说到我的诗风近于何其芳（似指何《夜歌和白天的歌》），我在编友人信札集《旧信重温》时曾拟收入，后来考虑到信中颇多过誉，乃抽出去了。
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得与辛笛老人相识，有时见面，有时通信，但与我少年时心向往之的何其芳同志，则只在一九五六年艾青家中有过一面之缘。现在为给辛笛纪念文集作序，由于上述的种种因缘，把这两位先后已成古人的诗家作了一番命运的对比，在纪念他们的同时，或者也还有值得深长思之的历史教训的吧。
2006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