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七○年六月十四日，正是章含之以农历计算的三十四岁生日。那天她是早班，清晨六点就接班了。到了八点左右，军代表办公室派人来车间找她，告诉她说毛主席来电话，要她立即去见他。
孙毅还告诉章含之，主席特意关照要她向工厂请假，不能因为他要其去就不请假。此时，章含之对这突如其来的召唤有些发懵，有些兴奋。六年的风风雨雨使她觉得过去与毛主席在一起谈论英语，倾听他充满智慧的教诲的时光已是悠远的过去，她没有想过是否还有机会再见到他。
于是，章含之急忙换下工作围单，赶去中南海。毛泽东正在游泳池住所等她，她进去时他还半靠在床上喝茶。
章含之说：“主席，你好！很多年不见了！”
毛泽东很高兴地笑着拍拍床沿叫她坐下，还把他的茶杯推给她，叫她喝他的茶。“哎呀！我的章老师，好多年不见！你好吗？这些年，你经风雨、见世面了没有啊？”毛泽东说。
章含之顿时惊奇地愣住了——毛泽东有着多么惊人的记忆力！他竟然还记得六年前带给她这个小人物的那个口信！于是，章含之说：“主席，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两句话。这些年，我经了点风雨，见了点世面，不过很多事还是不明白。”
毛泽东说：“不明白不要紧，慢慢地都会明白的。”他接着问章士钊的情况，并多次嘱咐她好好照顾父亲。他说：“行老是不可多得的朋友，要把他保护好！总理给我写信要采取保护措施，我很赞成！”
之后，毛泽东从床上起身，边披晨衣边对章含之说：“我有事要同你商量，我们到外面去谈。”
于是，章含之陪毛泽东走到大会客室。他要章含之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问道：“你那个学校停课多久了？”
章含之答：“从一九六六年到现在整整四年了，中间搞过几次‘复课闹革命’，都没搞成。学校打派仗，没法复课。”
毛泽东说：“过去就算了！现在我在考虑学生应当回到课堂里去了，也就是说应当上课了。不过不能像过去那样搞教育。教育要改革。外国语也还是要学的，但是也要改革。我找你来是同你商量外语教学改革的事。你想想怎么改法，反正不能走老路。我派你回外国语学院搞教育改革，你愿不愿意去？”
章含之说：“主席派我去我当然愿意。我只是怕搞不好，辜负了主席的期望。”毛泽东说不要紧，什么事都要试验。他又问：“你们外国语学院过去有多少外国教师？”
“总数我说不清，但每个系都有，英语系最多的时候有十多个。”章含之答道。
毛泽东又问：“这些人现在在哪里？”
章含之说：“都不在了。多数因为学校闹革命，停了课，都回国了。也有个别的支持过一派，被抓起来了。”
毛泽东说：“哦！要弄清楚再解决。”
章含之本想多谈点外国专家被抓走的问题，但毛泽东似乎不想深谈，他转换话题问章含之：“你觉得将来还需不需要请外国人来教书？”
章含之说：“至少对外语教学是完全需要的。”她仔细地讲了自己的意见。毛泽东点头说有道理，并说：“学校要开始招收新生，也可以有选择地请一点外国人来教书。”可是，他却又说：“不过要请一些外国的工人和农民来。”
章含之的固执劲又冒上未了，她说：“那不行，我们培养的学生将来要搞外交，要教书，培养人才，所以要求教师也应当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至少是大学以上的。同时还要学文学作品，纯粹的外国的工人、农民是教不了的。再说，在口语方面，尤其是英国人，工人的发音也同受过高等教育的不一样。所以还是要请知识分子。”毛主席望着她兴奋的滔滔不绝的样子，笑着说：“好吧！我们今天不争论。我的章老师还是一个‘文学派’！”
后来，毛泽东给章含之布置任务，要她先向杨德中和周恩来总理报告与之谈话并请他们两位帮助落实。毛泽东同意章含之的要求，在准备工作做好之后立即去湖北沙洋干校与学校的大部队一起进行教改工作，他还一再关照她一定要安排好章士钊的生活再动身。
毛泽东说，给章含之半年时间把教改方案搞好，并准备重新招收新生，第二年秋季入学。
章含之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先到了8341政委杨德中在中南海的家中。她向他报告了毛泽东的指示，他说一定全力协助，准备再派几位8341部队的干部与其同去沙洋。
章含之等人在周恩来指导下在北京开了几次会后，于当年七月中旬乘火车赴武汉转沙洋。8341部队又派出了几位得力干部与其同行。这是章含之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个人与一群军人结伴同行，一路上他们互相照顾。
二
沙洋农场正如当时许多“五七干校”那样，原来是一个改造罪犯的劳改农场。为了要办干校，一部分已刑满留场劳动的人员就被迁移到旁边一块土地上去了。这些人被称为“新人”。一九七○年七月章含之第一次到沙洋时，军宣队安排她住在总部所在的一大队的一间小房间里。这无疑是十分特殊的优待。总部离英语系所在的二大队走路还要大约半个小时。她所住的小屋是泥瓦结构，旁边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左边的两间也被用来做了教改办公室。对面有一道沟，过了沟是东欧语系的住地，所以那时她很难得见到北外英语系的同事，倒常常见到德语系的李肇础、殷桐生这些“战友”。
章含之的小屋简陋得不能再简陋。泥土的地，泥土抹的墙。一扇门，一扇门边的窗。屋里只有一张小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那时正值七月酷暑，这小屋像一个闷罐，温度起码三十七度以上。周围宿舍的教师晚上都把床搬到院子里。即使这样，也要到午夜之后才能入睡。她不能搬到院里去睡，只好大半个夜晚都坐在屋外，屋外蚊子多，幸而从北京带了防蚊子叮的药水。
但最糟糕的还是下大雨。有一次天降大雨，屋顶漏雨不说，由于没有什么排水设施，院里的水开始灌进屋里，最后放在地上的脸盆都漂在水面上。床也差一点被淹了。整个大队只有总部那一排房子是砖瓦房，而且有台阶，比较高，不怕水淹。孙泽福政委派警卫员把章含之接到了他的住处外的办公室才解了围。
第二天，水虽然退了，但章含之的小房间的泥地透湿透湿，踩下去一个个脚印。人就睡在这满是潮气的房间里，这日子也就过来了。
外语教学改革就在这样的干校开始了。军宣队成立了一个教改领导小组，组长是留下来的一位原海军军宣队的王政委。他倒是一个好人，不过8341军宣队进院后，原海军军宣队也就没有权了，凡事都由8341军宣队的领导决定。章含之被任命为副组长。各个系也派了代表参加。
据章含之回忆：“记得我们开了许多会统一思想。进入8月份时，教材组就开始编写新教材了。我和8341军宣队关系的危机也开始了。
为了保证党的领导和教材的政治性、思想性，所编教材都要经过8341军宣队审定。而8341军宣队的领导又没有一个人懂外语。于是，只能把编出的教材全部翻译成汉语送审。第一批送审的教材就出了问题。孙泽福等8341军宣队的领导把我找去说要讨论教材的政治思想性的问题。他们一开始就讲这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的第一次招收新生，必须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体现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等等的大道理。然后，他们指出这批新编教材政治性、思想性、阶级性都非常薄弱，应当加强认识，统一思想后再重新编。”
于是，分歧便接踵而至。章含之让他们举出具体实例。他们说：“譬如说有一课是讲家庭成员，其中介绍了‘这是我父亲’，‘那是我母亲’，还有兄弟姐妹，叔叔阿姨等等。可是人都是有阶级性的，革命的战士有父母，反动派也有。你们只讲父母兄弟，这不是模糊了人的阶级性吗？”
章含之问他们如何突出这个阶级性。他们说：“你们至少应当说明：我的父亲是工人，或者我的母亲是农民。”
章含之说这是编新生的教材，而且未来这批学生都是工、农、兵学员，没有任何外语基础，我们必须合理控制词汇量。我可以考虑你们的意见，但编教材首先要考虑的是外语教学的科学性。
8341军宣队很不以为然，接着又指出教材中教了一日三餐和三餐的内容。他们说，孤立地教给学生早餐、午餐、晚餐以及每餐吃什么，这是完全抹杀了政治思想内容，至少要说譬如“晚饭后，我们开展谈心活动，互相帮助”。
更令章含之无法接受的是，他们要求在三餐内容中删去面包、黄油以及刀叉等餐具的出现。他们说，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能编入教材。
现在看来，这种讨论使人啼笑皆非，也完全违背外语教学的科学性。但在当时却是一本正经的大事，因为凡事都要提到政治的高度。
章含之只好向他们解释初学者的词汇量的问题，也试图说服他们在西方国家，资本家主食吃面包、黄油，工人、农民吃的也是面包、黄油，这里没有什么阶级性，甚至语言本身，斯大林也说过是没有阶级性的。
这就更炸开锅了。在那个年代，谁敢说有什么事是没有阶级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