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格涅夫（1818—1883），是俄国著名的文学家、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及现代俄国文学的创始人。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同时也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现代标准俄语的创始人，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俄国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1833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转入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到德国柏林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在欧洲，屠格涅夫见到了更加现代化的社会制度，被视为“欧化”的知识分子，并主张俄国学习西方，废除包括农奴制在内的封建制度。
女士们、先生们：
为普希金建造纪念像得到了素有教养的全俄罗斯人民的参与、赞同，我们这么多优秀的人物，来自乡村、政府、科技、文学和艺术各界的代表在此聚会庆祝，这一切向我们表明了社会对它的一位优秀成员的由衷爱戴。我们尽量简练地阐述一下这种爱戴的内涵和意义。
普希金是俄罗斯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艺术”这个词从广义上理解应包括诗歌在内。艺术是理想的再现和反映。理想存在于人民的生活根基上，决定了人民的道德风貌。艺术活动是人的基本特性之一。在人类本性中早已发现了的、明确了的艺术活动一艺术，事实上是模仿，即使在人类生存的最早期，它也已经表达出崇高精神和人类某种最优秀的东西。石器时代的野蛮人用尖石块在适当的断骨片上画熊或麋鹿头，此时其实他们已不再是野蛮人、动物类了。但人类只有到了天才们用创造力自觉、充分、有特色地表现自己艺术的那一刻，它才获得了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自己的声音，从而有了宣布自己在历史中自身地位的权利。于是，它开始和那些承认它的民族友好共处。怪不得希腊被称为荷马的国家，德国称为歌德的国家，英国称为莎士比亚的国家。我们不想否定人民生活在宗教、国家等领域内其他现象的重要性，而我们现在所指的特性是人民从自己的艺术、自己的诗歌那里得到的：人民的艺术是它活生生的个体灵魂、它的思想、它高层次含义上的语言，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艺术一旦得以充分表现，它甚至比科学更能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因为它是有声响的、人类的、思索着的灵魂，这一灵魂是不死的，因为它能比自己的人民、自己的肉体存活得更久。希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留下的是它的灵魂。宗教形态以及随后科学形态的东西同样比表现它们的人民存活得长久，这是由于在它们里面有着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诗歌、艺术的长存是由于有着个体的、生动的东西。普希金，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是我们第一位诗人艺术家。诗人充分表达了人民性的本质，在他身上融合了这一本质的两个基本原则一相容性原则和独立性原则，我们可大胆地补充解释成女性和男性原贝IJ。俄国人加入欧洲大家庭比别的民族来得迟，这两种原则在我国染上了特殊的色彩。我们的相容性是双重的：既对本国的生活也对其他西方民族的生活相容，其中对西方生活中的所有精华以及有时在我们看来是苦涩的果实都能相容，我们的独立性也获得一种特殊的、不平衡的、阵发性的，但有时又是很完美的力量。这种独立性必须同外界的复杂情况、同自身的矛盾作斗争。请回忆一下彼得大帝吧！他的本性与普希金有点相似，难怪普希金对彼得大帝怀有特殊的仰慕、敬爱之情。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种双重的相容性意味深长地反映在我们诗人的生活之中：首先，他诞生在旧贵族老爷的家里；其次，贵族学校的外国化教育，由外部渗透进来的当时社会的影响，伏尔泰、拜伦和1812年伟大的人民战争，最后是俄国腹地的放逐，对人民生活、民间语言的沉迷，以及那著名的老奶妈讲的平凡的故事。至于涉及独立性，那么它在普希金身上很快就被激发出来，他不再摸索、徘徊，他进入了自由创作的天地。
女士们、先生们，任何艺术都是把生活拔高到理想境界的，持日常琐碎生活观点的人总是低于这一境界。这是一个应该努力去攀登的高峰。不管怎么说，歌德、莫里哀和莎士比亚始终是真正含义上的人民诗人即民族诗人。让我们作一比较，例如：贝多芬或莫扎特无疑都是民族的、德国的作曲家，他们的音乐大部分是德国音乐，然而在他们所有的作品里，你非但找不到一点从平民百姓那儿借用来的音乐痕迹，甚至也找不到与它们有相似的地方，这正是因为这种民间的、还处于自然阶段的音乐已经渗入他们的血肉之中，促使他们活跃。这好比艺术理论完全消融于他们体内，也好像语法规则在作家活生生的创作中无影无踪一样。在另外一些离日常生活观点更远一点，更封闭一点的艺术领域内，“民间性”的提法是不可思议的。世界上有民族画家一拉斐尔、伦勃朗，但却没有民间的画家。我顺便指出，在艺术、诗歌、文学领域里提出民间性口号的只会是那些弱小的民族，他们尚未成熟或者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状态下。他们的诗歌当然要去服务于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维护好民族自身的存在。上帝保佑，俄罗斯并不处于类似的环境中，它既不弱小也不奴役其他民族，它用不着为自身存在而担惊受怕，用不着死死地固守着独立性，它甚至可以去爱那些能指出它缺点的人。我们还是回到普希金的话题来吧！有人问，他是否能称为与莎士比亚、歌德和其他大艺术家相提并论的诗人？这一点我们暂且不谈，但他创造了我们诗歌的文学的语言，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只需沿着他的才智所开辟的道路前进就可以了。从我们以上所说的话中，你们已经可以相信，我们不会同意那些当然是好心肠人的意见。他们认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俄罗斯的标准语，那只是民众和其他一些慈善机构为我们创造的。我们反对这种说法，在普希金创造的语言里我们看到的是所有生命力的条件：俄罗斯的创作、俄罗斯的相容性，在这壮丽的语言中它们严谨地融合在一起。普希金本人就是一位出色的俄罗斯艺术家，的确如此，俄罗斯的！他诗歌的核心本质、所有特性正是和我国人民的特点本质相一致的。
一切正是这样，但是我们能否有权利称普希金为世界级的民族诗人呢？（这两种表达法往往是相吻合的）就好比我们这样称呼莎士比亚、歌德、荷马一样呢？普希金还不能与他们完全相提并论。我们不该忘记：他孤身一人却必须去做两项工作，在其他国家是相隔整整一个世纪甚至花更长时间来完成的。这两项工作分别是：创立语言和造就文学，再加上残酷的命运又增加了他的负担，命运之神几乎是幸灾乐祸地对我们的天才穷追不舍，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一当时，他未满37岁。可是，我们不局限在这些悲剧的偶然性上，正因为这种偶然性，也就富有悲剧色彩。我们从黑暗中再返回光明，重来谈谈普希金的诗歌。我没有篇幅和时间一一列举他单独作品，别人会把这件事做得更好。我们仅仅想指出，普希金在自己的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典型范例、典型形象，这是关于人物的又一无可置疑的特点，它们仍将在我们以后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你们只要回味一下《鲍里斯？戈都诺夫》中小酒馆的场面、《格罗欣村的编年史》等便可以了。而诸如毕明以及《上尉的女儿》中的主要角色，难道不就证明了他心目中的过去同样存活在今天，存活于他所预见过的未来？
然而，普希金终未逃脱诗人艺术家、创业者所共有的结局。他感受到了同时代人对自己的冷漠，以后的几代人离他就更远了，不再需要他，不再以他的精神来教育自己。直到前不久我们才渐渐看见重新着手读他诗歌的局面。我们已经指出一个值得庆幸的事实，青年人重又回头阅读、研究普希金了，但我们不能忘记，好几代人延续不断地从我们眼前经过，在他们看来，普希金的名字也就像其他名字一样总会被人遗忘。我们也不想过分怪罪于上几代人，我们只想扼要说明，为什么这种遗忘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也不该不为回归诗歌的境况感到欣慰。我们特别高兴，是因为我们的青年人回头阅读，并不是像那些追悔莫及、万念倶灰，被自己的失误拖得精疲力竭的人那样寻找着他们曾经抛弃的避风港和安身处。我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回归是满足的表现，尽管只有一点满足。我们还找到了以下情况的证据：某些目标，不管是被认为可以达到还是必须达到的，都是在于把一切与生活无关的东西清除掉，把生活压缩在唯一的轨道上运行，于是，人们承认这些目标达到了，未来又会预示他们向其他目标进取。然而，已经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以普希金为主要代表的诗歌在社会生活众多合法现象中占有自己一席合法的地位。曾几何时，美文学几乎成了再现当时生活唯一的方式，但接着又完全退出生活舞台，美文学当时的范围过于广阔，而诗歌又被压缩到几乎等于零。诗歌一旦找到了自己自然的界限，便会永远巩固住自己的地盘。在老一代的，并不是老朽的导师的影响下，我们坚信，艺术的规则、艺术的方法又会起作用。谁精通这些呢？也许会有某位新的、尚无人知晓的、超过自己导师的天才问世，他完全可以无愧于世界级民族诗人这一称号。这个称号我们还没决定赋予普希金，但也不敢从他身上剥夺去。
无论如何，普希金对俄罗斯的功绩是伟大的、值得人民感激的。他把我们的语言进行了最后的加工，以至于它在文字的丰富性、力度感、形式美方面甚至得到了国外语言学家的首肯，几乎被认为是继古希腊语之后的第一流语言。普希金还用典型形象、不朽的音响影响了整个俄罗斯的生活风尚，最终是他第一个用强劲的大手把诗歌这面旗帜深深地插入了俄罗斯大地。如果在他去世后，论战掀起的尘土暂时遮盖住这面光辉的旗帜，那么今天尘土已开始跌落，由他升起的常胜大旗重又辉耀高空。发出光辉吧，就像矗立在古老首都中心位置的伟大青铜圣像一样；向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宣告吧，我们有权利被称为伟大的民族，因为在这一民族中诞生了一位和其他伟大人物一样的人物：正像人们一提起莎士比亚，所有刚识字的人都必然会想成为他的新读者。我们同样也希望，我们每一个后代都怀着爱心驻足在普希金的雕像前理解这种爱的意义。这样也就证明，他像普希金一样成了更俄罗斯化、更有教养、更自由的人了！女士们、先生们，这最后一句话请你们不必惊奇！在诗歌里蕴含着解放的力量，因为这是一种高昂的道德力量。我们更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甚至那些至今仍不想读我们诗人作品的平民百姓们的儿女也会明白，普希金这个名字意味着什么。他们会自觉地反复念叨一直在我们耳际回响的喃喃自语声：“这是一座为导师而立的纪念像！”
唐雨生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