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终于到了。
苏联喜欢车大爷和方姨家过年前的气氛，方姨继承了达斡尔族妇女剪纸和刺绣的本领，她今年给朱淡宁绣了一个牡丹的枕套，是大红色的牡丹。方姨说：“小朱，你要喜兴点，别老一天到晚那么素气，跟林黛玉似的脲唧唧的，整天愁眉苦脸有啥用啊？他爸是不在了，但是你还有孩子，让自己精神起来，别人看着你也高兴呢！”
“白牡丹”朱淡宁接过这充满世俗喜气的红牡丹枕套。她平时最不喜欢这样俗气的花样，但是今天，她觉得这枕套上面的红牡丹预示了吉祥，她愿意享受这样的祝福。
年三十这天，方姨按照达斡尔族的习俗在饺子馅里放上白线，说吃到的人能够长命百岁；还放了几枚硬币，号称“金元宝”。
夜里12点吃饺子的时候，苏联觉得牙被什么硬的东西硌了一下，然后就有一颗牙掉了出来——原来是一枚硬币和那颗牙打了一架，结果当然是牙输了。苏联高兴地蹦了起来：“我吃着金元宝啦我吃着金元宝啦！”
“哎呀，我们苏联是有福气的人啊！”方姨拍拍苏联的头，这个善良的女人在分饺子的时候做了手脚，让苏联和弟弟都看到了惊喜。这些朱淡宁都看在眼里，心里充满了感激。她站起身，走到厨房，对着深冬的夜空凝望，外面每一声鞭炮的噼啪响，都会在她的心房引来震颤，她默念着苏若谷的名字，泪流满面。
每年的大年初一，这个楼里都有一个多年不变的仪式：孩子们约好一起楼上楼下挨家挨户拜年。他们结伴从三楼走到一楼，每家都不落下。这样的顺序也是多年的经验，等到拜完最后一家，就可以直接飞到外面放鞭炮了。
这个楼里的每户人家，都在初一这天留人守候，即便是外出拜年走亲戚也不例外，目的就是要等待这些孩子的到来。有时差了哪个孩子，他们还会惦记着，留下给他或她的那份糖果，待到这个孩子再来时送上。
孩子们中总有一个胆儿大的，带头进去给大人敬礼，说声“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阿姨过年好”！然后拿到一份糖果就可以走了，剩下的那些鱼贯而入照葫芦画瓢也说一遍，陆续拿到自己的那一份，接着再到下一家，“爷爷奶奶大爷大娘叔叔阿姨……”
这个楼拜年的队伍中，往往打头阵的是克飞，而苏联却是最胆小的那一个，她总是跟在人群中，像一个小尾巴，甩也甩不掉，又不得不黏着，最后一个进去，有时拿不到最好的糖果，但是她不觉得委屈，她喜欢在人群的外面，做那最后一个。
有的人，天生就属于冷眼旁观的一类，苏联就是，隔岸观火是她的强项。
拜年回来，苏联的衣服兜里装满了糖果，一进屋，她就把它们都倒到床上，按照好吃的程度分成几个等级，最不好吃的硬糖先吃，那些贵的奶油糖都留到最后，它们被藏在最隐蔽的地方。等到其他的糖都吃完了，再把它们拿出来，一点一点剥开糖纸，先用舌头慢慢去舔，再细细地品味那淡淡的奶香。
孩子们只有在过年时才会有糖吃，尤其是奶油糖，每次过年每户人家只买一二斤，和那些硬糖掺在一起，放在盘子里，招待客人。过年前许多有小孩子的人家都要把糖果先藏起来，不然等不到过年那一天，孩子们就偷吃光了。
苏联虽然最盼着过年，但是今年，她心目中的“年”，好像已经和爸爸一起死去了。
越到要过年，家里的忧伤气氛就越浓厚，以至于苏联小小的心房有些承受不住，她多么想去和别的孩子一样挨家挨户拜年啊！不仅仅因为可以得到糖果。而是今年的她好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喜欢热闹，喜欢人多的时候，与其说是喜欢，不如说是需要。她愿意大家挤在一起的感觉，即便是打架，也不会觉得孤单和害怕。
但是朱淡宁在年三十的晚上就告诉苏联，明天不能到别人家去拜年，因为有死人的人家不吉利，尤其死的是爸爸就更是身上有重孝的，如果她到别人家去，会给人家带来厄运，人家会很忌讳。
“那为啥我们可以到车大爷家？”苏联反问。
朱淡宁的眼睛突然红了：“因为……他们家就是我们家，拆了墙，我们就是一家。”
大年三十的夜里，苏联趴在自己家的窗台上往外看，这个窗台就是苏联的全部世界。她每天在这里看外面，来来往往的人、马、自行车，还有一些偷着卖东西的小商贩。几乎红岸每天经过这栋楼的人，她全都认识了，以至于，如果有阶级敌人，她是第一个能辨别出来的。
因为长年在这里趴着，托着下巴的胳膊肘磨硬了不说，毛衣的袖子也磨破了两个洞，朱淡宁用毛线补上，但是没有多久，两个洞又露出来，索性，朱淡宁将两块布剪成两个圆，罩在破洞的外面，再用线将边缘缝好，这样就形成了两个装饰一样的图案，苏联美美地穿上，还能穿好些时日。
即便有人笑话，苏联也从不在乎，她还觉得这两个洞好极了，缝上布以后，软和了好多，胳膊肘也不会被硌得那么疼了。她喜欢这个窗口，让她浮想联翩，其乐无穷。
年三十的夜晚，外面真是热闹啊。
许多孩子在放鞭炮。他们都是拿那种一个一个独立的小鞭儿，另一只手举着一根燃着的香，每点燃一个小鞭儿，就扔在空中，然后赶紧跑远，小鞭儿在身后，“啪”的一声发出清脆的声响，有时由于太紧张了没能及时扔出去，那小鞭儿就在身边炸开了，溅到自己的身上，刚上身的新衣服烧了一个洞，回家被妈妈骂一顿，因为要过年了，所以挨打的可能性不大了，孩子们的胆子便也大了起来，有时放肆得没了谱，回家照样被爸爸踹一脚，也是可能的。
苏联没有这么倒霉的时候，因为她胆小，几乎不敢放小鞭儿，最惨的一次就是刚扎好的小辫上的头绫子被烧了一个洞，为此她也难过了半天。
今年，楼上梅姨家的明光回到了红岸，他是从哈尔滨回来的，说是休探亲假，过完初五就走，因为马上要集训。
明光是滑冰健将，如今已经被省队录取了。他的回来，吸引了一大批与他年龄相仿的姑娘和小伙子，他像一个领袖，被周围的年轻人拥戴着。他从容地将那些大个的“二踢脚”放在一块平地上，然后将手里的烟狠狠吸一口，烟头的光芒明亮了许多，他用烟头去接触“二踢脚”的捻，然后赶紧后退几步，周围的人也跟着后退，一刹那，只见“二踢脚”叭的一声飞上天，到了天上，发出第二声清脆的爆炸声，围着明光的孩子们发出疯狂的尖叫。
那些大一点的女孩子都爱往明光的身边凑，她们窃窃低语，有些害羞地吃吃笑个不停。也有大方的，张着大嘴，嘎嘎嘎地笑着，吐出的哈气，都好像是没心没肺的快乐。
苏联看得出来，越美是这些姑娘里面最积极的一个。
明光穿着军大衣，目光炯炯，那个精神，那个帅！
苏联多么羡慕他。不是羡慕他会滑冰，也不是羡慕他的帅，而是羡慕他能够离开这里，到远处去，到那个叫哈尔滨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自从爸爸死后，苏联多么向往远方，她仇恨这里，这个叫红岸的地方。
她还不知道，其实，哈尔滨距离红岸并不遥远，它只是省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