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鸿逵侵占三边后，把仓库储存的粮食都抢跑了，因此西北野战军转战到三边后粮食供给很困难。由于战争的破坏，加上1947年又遭旱灾，粮食歉收，人民群众生活困难，三边党政机关和部队的生活是很艰苦的。按规定，每人一个月45斤小米的口粮，少许菜金，一年发一套粗布单衣，一套棉衣。营级以上干部过冬才能发一顶棉布军帽，我们这些按排级待遇对待的见习参谋只发一顶山羊绒毡做的防寒帽。山羊绒本是高级呢绒原料，但当时卖不出去，也不会做呢绒，只好擀成薄薄的绒毡，裁制成军帽，虽然也暖和，但戴在头上并不舒服，所以人们并不喜欢。1947年冬至1948年春，司令部机关因缺粮也吃过麦粒煮黑豆、稀汤面片，实际上是面糊糊，想捞一片面片也捞不着。我从家里带的一条被子烂了，经牛化东副司令员批条，管理科才发给了一条白布被子。记得批条内容是：“参谋史继法被子破烂不堪，发给新被一条。牛化东。”部队生活虽然很艰苦，但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关系非常融洽，政治空气很浓。司令部驻吴起镇附近宗湾子时，我们这些参谋、干事、战士常常和首长们一起打篮球。一次由于我的莽撞，抢球时碰倒了副政委孙润华，别人扶起他休息了好长时间，吓了我一跳。每到夜里，牛司令员常常手拿一包旱烟叶，一小卷油光纸条，到我们二科住的窑洞里，一边吸自己卷的烟，一边聊天。他是大革命时期在定边入党的老党员，长期在国民党地方军队做地下工作，讲一些地下斗争的故事，常常一讲就是半夜，我们很感兴趣，也从中受到很大的教育。
大概到了1948年冬，情况才进一步好转，部队开始发点津贴。每月只有一包牙粉、六分之一牙刷、半斤烟叶、六分之一毛巾的零用钱。这就觉得相当不错了。从这时开始，解放军统一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和“八一”红五星帽徽。这是最早的帽徽和胸章，至今我仍然珍藏着。
经过一年半的见习锻炼，我逐渐熟悉侦察科的内勤工作，特别是三边地委秘书宋友田及宁夏工委王茜同志住在侦察科收集整理宁夏马鸿逵的兵要地志，做解放宁夏的准备工作，使我学了不少知识。我参照宋友田同志的格式，收集整理了《三边还乡团反动武装的内部资料》，将三边保安司令部张廷芝匪部的组织序列、兵力、装备、分队长以上头目名单、战斗特点等，综合系统地加以整理，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还根据伊盟工委负责人周仁山到三边地委开会时访谈及蒙汉支队提供的情况，整理了乌审旗、鄂托克旗伪保安队的编制、兵力、装备及战斗力等情况资料，受到军分区参谋长王子庄的称赞。1948年年末，我被提升为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正式参谋。
再次收复三边
1949年5月，西北野战军解放西安后正进行扶眉战役，马鸿逵部主力从三边开赴陇东平凉、陕西乾县一带，与马步芳组成“宁青联合兵团”，企图阻拦解放军西进。三边地区的盐池、定边、安边只留两个骑兵团及张廷芝的还乡团防守，敌骑十九团6个连1200多人驻防安边城。
1949年6月，三边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决定集中兵力对安边城进行突然袭击，力争歼其一部，钳制马鸿逵援陕行动。6月15日，军分区副司令员牛化东、副政委孙润华率领二团、回汉支队，定边、安边、靖边三县游击队，突袭安边城，敌骑仓皇西逃。马鸿逵的二儿子马敦静得知安边被我攻克，立即命令骑十旅副旅长王伯祥率领驻防定边的骑二十团和从安边逃回的骑十九团、张廷芝的保安团共3000多人，令驻灵武的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为总指挥，带步兵、重炮连乘汽车赶到安边，妄图一举将我歼灭。我军达到了钳制调动敌人的目的，顺利突围撤出，这是三边地方部队独自收复的一座县城。
1949年6月，榆林和伊克昭盟解放后，由黄罗斌率领的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和榆林和平解放后由国民党原八十六师改编的独立第二师，奉命西进收复三边。7月20日进抵靖边县张家畔一带。我随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派出的以曹动之参谋长为首的先遣联络组，从吴起镇宗湾子司令部驻地赶往张家畔迎接西进兵团。我们走了四天，与西进兵团会合后，经柠条梁，8月3日至5日接连收复安边、定边、盐池。在定边东边的瓦渣梁，我们在行进中发现逃窜的敌人骑兵，独一师的山炮营曾向敌骑开炮轰击，敌骑望风而逃。
三边被敌人侵占了两年零四个月，至此全部光复，人民欢欣鼓舞。两年前敌人气势汹汹，何等猖獗，今天却已灰飞烟灭，局势变化如此之快，是很多人是未曾料到的。马鸿逵为保其老巢，不战而逃；还乡团张廷芝匪部土崩瓦解，被胁迫的匪兵纷纷投诚，只有少数作恶多端的反动头目逃往宁夏、绥远。1948年在吴井战斗中被我游击队俘虏的还乡团一个班长是我的亲戚，押到吴起后，以为要杀了他，求我给他收殓尸首，后经教育释放，这次他带着三个人携械主动回来向司令部投诚。1947年4月叛变投敌的原新十一旅一团团长赵级三也带着少数护兵回到定边向军分区司令部投降。后来才知道，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是在走投无路之时被他的护兵逼迫着回来向人民投降的。
赵级三叛变时把他的团政委高波同志绑架而去，先是被关押在银川，后来转押到兰州、镇江、南京。马鸿逵亲自提审，威逼利诱、软硬兼施，企图逼他变节，高波同志坚贞不屈，并在狱中组织地下党支部和敌人斗争。他在从兰州解往镇江时对狱中的同志说：“政治生命第一，革命气节不可变，宁可为革命站着死，绝不能在敌人面前跪着生。”还留下一首诗：“本为民除害，哪怕狼与狗，身既陷囹圄，当歌汉苏武。”1948年10月他被秘密杀害于南京雨花台。他在给爱人陈波的遗信中说：“我的死是为人类的事业而死，是光荣的。我死后还有成千上万的同志，我们的革命事业必胜，敌人必败。我虽死犹存。我的身体被国民党反动派毁去了，我的灵魂永远不会被毁伤。要把女儿带大成人接班，完成我未完成之事业。”叛徒赵级三由于罪恶太深，后来在延安被镇压，真是罪有应得。高波同志的爱人陈波1947年和我在三边后方医院一起工作过。1984年我到南京雨花台拜谒革命烈士纪念馆，看到高波同志的遗像和遗诗，三边的这位革命烈士令人敬佩令人骄傲。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还乡团投诚的一群士兵里，我遇见了三边公学的一位同学，穿着破烂的黄军衣，灰溜溜地站在投降的队伍里，这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在学校他比我高一年级，表现也不错，家在定边城东二十里的一个村庄里。大概因为恋家没有撤出去，被迫走上了这条道路，真是令人遗憾！战争确实是对人们的一场严峻的考验，三边公学的绝大多数同学都坚定地跟着共产党解放军，经受住了残酷环境的锻炼，走上了革命道路。也有人离开了革命的激流，被汹涌的波涛冲刷到岸边成为沉渣，个别人甚至违背历史潮流，成为革命的绊脚石，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历史。真是一步之差，遗恨千古。
进军宁夏
1949年8月26日兰州解放以后，从华北进入西北的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十万之众，和黄罗斌两个独立师，在杨得志、李志民将军的率领下，9月9日从兰州、固原、三边向宁夏进军，拉开了解放宁夏的序幕。
宁夏素有“天下黄河，唯富宁夏”和“塞上天府”之称，但在马鸿逵17年的反动统治下，抓兵要粮，敲诈勒索，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不少人背井离乡逃往三边解放区。解放前夕，宁夏民谣即说：“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山，年种年收水浇田，到如今家家没吃穿，不能怨老天。”这的确是宁夏当时情景的生动写照。
当时，宁夏敌军兵力有马鸿逵的宁夏兵团所属第一二八军、第十一军、贺兰军以及马鸿宾的第八十一军，共4个军12个师，7万多人。兰州解放后，马鸿逵自知大势已去，匆忙乘飞机逃离宁夏，并将其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转移香港，做流亡海外的准备。同时，又积极进行负隅顽抗的作战部署，设置了三道防线，狂妄地宣称：“虽留一兵一卒，也必须作战到底。”
梦想做困兽之斗。我军在争取马鸿宾部八十一军在中宁、中卫和平起义之后，集中兵力进行了金积、吴忠战役，经过两天激战，一举将敌主力一二八军歼灭，余敌纷纷溃散。9月23日解放了银川，阿拉善旗王爷达理扎雅也宣布起义，不到一个月，宁夏全境即获解放。
早在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向宁夏进军前夕，中共中央西北局即指示由三边地委负责接管宁夏旧政权。为适应新解放区各项工作的需要，三边地委在七八月间就按照中央划定的区域，积极抽调训练干部，准备接管宁夏，先遣队伍9月初已陆续出发。
进宁夏的前夕，我请假回乡探亲。过去家乡一些亲邻曾逃荒去过宁夏，我的一个姨姨就是在民国十八年逃荒时到宁夏的，卖给了掌政桥一家农户，母亲经常念叨这件事。现在我们就要去宁夏了，去解放宁夏，怎不令人高兴？
9月中旬，秋高气爽，风和日丽，三边军分区司令部开始向宁夏进发了。这真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曾几何时，马匪军气势汹汹，大肆进犯三边解放区，使三边人民受尽了苦难，今天，我们要进军宁夏了，要打到马鸿逵的老巢去了，恐怕马鸿逵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吧。
从定边西行，经杨成沟、石沟驿，经过四天的行军，到了吴忠堡附近的羊马湖村。这里是回民聚集区，我们住在一户回民老乡家中。那几天正是回民的开斋节，有些人家炸油香馓子，煮羊肉，虽然战斗刚刚结束，但由于我军纪律严明，严格遵守回民的风俗习惯，保护宗教信仰的自由，回民群众兴高采烈。
9月26日，开始渡河。啊，黄河！那一望无际的大河，秋水涛涛，真令人心旷神怡。由于渡河的部队较多，当时只有几条木船，全靠人力摆渡，速度非常缓慢。过河后已近黄昏，当天只好住在望洪堡。9月27日，进入银川新城，驻在新城内马鸿逵的一座兵营中。当时十九兵团在银川举行的入城仪式在前一天刚刚结束，银川城到处呈现着一派欢庆气氛。
银川当时是只有几万人口的一座小城市，虽说天下黄河唯富宁夏，但是在马鸿逵的残酷剥削压迫下，人民生活十分贫困。银川市的街道商店也只是一些小平房，工业只有一座面粉厂，一个电灯公司，路灯也是半明半暗，但是兵营却随处可见。
不久，司令部迁入银川城内西马营怀远楼。这是当时宁夏唯一的一座贵宾楼，是用来接待中央要员的。这是一座两层砖木结构的小楼房，装有地板。二科的人员当时就睡在二楼一间大屋的地板上。
1949年11月，以三边军分区司令部为基础，十九兵团派了少数骨干，组建了宁夏军区司令部，司令员由杨得志兼，政委由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兼，副司令员曹又参，牛化东任军区参谋长，曹动之任副参谋长。二科科长是杨芷义，我仍在司令部二科任参谋，为司令部首长兼管机要电报。我这个在黄土高原山沟里长大的人，到宁夏后看见很多东西都觉得新鲜，过去没见过汽车，进军宁夏途中在吴忠堡街上临时休息，听到汽车响声，不知道汽车何等样式，满街追着看汽车。进城后生活环境有所变化，真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战争时期，有时连小米饭也吃不饱，现在能经常吃到大米、鱼、肉。生活上适应新的环境倒很容易，工作上的不适应，开始渐渐显露出来了。听说当时宁夏省委书记潘自力同志曾想要我给他当秘书，他常到军区司令部来，我送材料给他看，可能印象不错，但因我只上过半年初中，文化水平低，未能去了。但当时我还没有感到自己文化知识的严重不足，还没有紧迫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看成是解放者，沉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进宁夏前后，我们这些由三边公学来的青年，又由部队奔向不同的工作岗位。一科参谋贺玉益同志在进宁夏前已随三边军分区副政委惠世恭同志去了榆林地委，三科参谋李天存，后来到新组建的坦克第三旅任通讯参谋，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0年3月，我也随宁夏军区副参谋长曹动之同志到阿拉善旗工委工作了。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新的形势，新的环境，新的任务，对每个解放军战士又意味着一场新的考验……。
定边暗门战斗的教训及其影响
王子庄
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集中了23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了重点进攻。胡宗南部主力15个旅从南线直扑延安，西线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部向我陇东、三边进犯，北线榆林邓宝珊部则向我绥德分区压来。蒋介石曾扬言用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解决陕北问题。
1947年4月3日，马鸿逵部进犯定边时，在定边城南暗门、彭滩一带与我三边地方部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我军损失严重。由于这次战斗的失利，对三边地区的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
3月19日，我军主动撤离延安以后，三边地委于3月21日在定边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分析三边地区的形势，研究战守大计。地委书记高峰主持会议，地委委员、专员吴志渊，保安处处长赵文献等出席了会议。三边军分区司令部、新十一旅曹又参、杨林、郭宝珊、牛化东和我列席了会议。当时我是新十一旅参谋长。
在这次会上，高峰书记首先对形势作了分析。他过分强调了蒋介石与马鸿逵的矛盾，认为马鸿逵胆小，谨慎，害怕丧失实力，不一定会进攻边区，即便马鸿逵出兵顶多派出4个团或稍多一点兵力，并且不会积极作战。对我军力量他则估计过高，认为三边地方部队有新十一旅2个团，还有警三旅的“铁八团”（1946年冬在兴武营挫败了马鸿逵骑兵第十九团，打了胜仗，当时被誉为“铁八团”），很有战斗力，敌我双方的兵力大体相当，敌人并不占绝对优势。这是他对敌情的基本估计。另一方面，在指导思想上，高峰强调三边是陕甘宁边区的北大门，边区5个分区已经有4个被敌人侵占，三边若再有失，党中央到哪里去？因此，他提出要坚守三边、坚守城市。会上，杨林副政委积极支持高峰的意见，而且认为，盐池、定边修筑的战备工事很坚固，敌人攻不上来。高峰和杨林这么一讲，别的同志就不好再说话了。会议遂决定了坚守三边、坚守城市的作战方针。在兵力部署上，决定新十一旅一团防守盐池，二团防守定边，警三旅八团作为野战机动力量，伺机打击敌人，支援新十一旅守城。当时新十一旅一团、二团各有近1000人的兵力，警三旅八团有1900多人，战斗力较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