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三边工作过两段时间，第一段是1940年由边区保安司令部派去搞绥宁情报工作的，住在定边。和我一起派去的还有赵文献，他任三边分区保安科科长。1942年我回到延安。第二段是1945年春，仍是边区保安司令部派去，负责搞绥宁情报工作，我们这一次住在三边警备司令部，我名义上是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实际是情报组组长。所以，我们在工作上只和三边地委书记、警备司令部、保安科联系。日本投降后，三边保安科改为保安分处。
那时，有关情报和军事方面有这样两次重大斗争事件。
一是安边张廷芝枪杀了刘宝堂事件。十一旅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驻在安边。1941年前后，内部有三种势力：一种是顽固派，代表人物是史钫城等人，他们总想消灭进步力量；中间派是刘宝堂、陈国宾、曹又参等人；再一种是我们地下党，如牛化东、冯世光等人。张廷芝是地方民团，他们为了消灭进步力量，夺取十一旅的大权，阴谋搞了一次“鸿门宴”，在宴会上趁机将旅长刘宝堂打死，将其连、营长的枪也都下了。那时，牛化东不在安边城里，便搞了两个营打了起来，是张廷芝部一个中队长夏品山给牛化东开了城门，十一旅便打进城了。三边分区警备司令部为了支援十一旅地下党组织，消灭张廷芝，便派部队赶到安边，又从外边包围了安边城。这样就打了一个误会仗，张廷芝弟兄趁机跑掉了，后来张廷祥被捉住，在给刘宝堂开的追悼会上被打死了。十一旅给榆林报告的是张廷祥病死了，不然被送解到榆林还是放了。此后，陈国宾任十一旅旅长。
二是安边十一旅起义。贺晋年到三边任警三旅旅长时，陕甘宁边区党委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即是做十一旅的起义工作。我那时来往于十一旅上层军官和贺晋年同志之间，做联络工作。国民党为了瓦解十一旅内部的进步势力，1945年想将十一旅调离安边，当时的顽固派二团团长史钫城（驻柠条梁）积极活动调防。贺晋年同志曾给十一旅内我们的人讲过三点：
1·不离开榆林邓宝珊的领导；
2·不离开党的直接领导；
3·不离开安边。
所以十一旅地下党派冯世光等人到定边同贺晋年商量，贺晋年又请示边区党委和中央军委，指示举行起义。这时，中间派一团团长曹又参，苦于无法使部队不离开安边，这是违抗军令，怎么办？只好到榆林去和邓宝珊商量。因为邓宝珊和曹又参曾给我们说过，他们是第三条路线，国共两党胜负很难说。所以，我们趁曹又参不在，就举行起义了。首先由冯世光迅速收拾了一团团副张鼎臣（这是个顽固分子），这样一团的起义部队和驻定边的八路军合并一处去攻打柠条梁的史钫城，结果几天未攻克。曹又参在榆林打回来电报，叫一、二团不要打了，等他回来再谈，我们没理。曹又参赶回安边时，我们已把史钫城打死了，全旅起义了。曹又参回来说：你们共产党还要不要我曹又参了？我们说要呀，但有三点，一是发通电起义，二是还当十一旅旅长，三是什么记不清了。所以，他仍然当了新的十一旅旅长。
十一旅起义对全国很有影响，国民党大部队第一个起义的就是安边十一旅，第二个是华北的高树勋。
十一旅起义亲历记
王子庄
1930年，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在宁夏平罗扩编队伍时，我就参加了该部石英秀的第九旅。该部后改为雷中田的第三旅，“九一八”事变后，改编为陆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直到1945年反内战起义，我的前半生和新十一旅息息相关。新十一旅起义时，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却是一个激进的地下工作人员，在党的领导下，参与并领导了这次武装起义工作，很多往事也是难以忘怀的。
一、投笔从戎
1926年，我在榆林中学读书。当时国共合作，革命处于高潮阶段，我受学校共产党员和进步老师的影响，接受了一些进步思想。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捕杀大批共产党人，陕北也开始清党，我虽不是共产党员，也因嫌疑不能继续在榆中读书，回到横山（当时我家还在米脂县属地，靠近横山县城）当了小学教员。
“八七”会议以后，共产党内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陕北特委也决定大抓武装，趁当时苏雨生扩编队伍的机会，由谢子长联络，利用石英秀、谷连舫、王子元是陕北人，和我党有过一些关系，大批派人进去，并通过办学兵队的办法，为我党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谢子长还担任了石英秀九旅的副旅长，刘志丹任八旅十六团的团副，张东皎任王子元十五团的学兵队队长，高岗任副队长。陕北各县动员了一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学生和农民到兵营去扛枪杆子。当时民间议论，陕北青年“有精神的多是共产党，没有精神的多是大烟鬼”。因我在教学期间参与了筹办农民协会，并参加了控告劣绅等地方工作，有些劣绅便说我是共产党。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在地方上已难以立足。幸好我的同学张东皎、胡立亭、高岗、李树林等先后都去了苏雨生部，我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30年2月初，也离开家乡投奔石英秀的部队。
石英秀，又叫石子俊，是陕北靖边县人。原是陕北军阀井岳秀部高世秀骑兵旅二团一个连长，驻在柠条梁。陕北特委领导开展反对军阀井岳秀的“倒井”运动，谢子长领导的清涧兵暴，石英秀是支持的。他的连里就曾有过一些共产党人。后来石英秀投到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下，被收编为第九旅，驻宁夏平罗一带。1930年春，石英秀派郑得胜回到陕北招兵买马，招了100来人。返回平罗时，途经柠条梁遇到我，就要我到他连当文书，我同意了，即在郑连暂当文书。
有一次，连里给旅部写了报告，石英秀问是谁写的，郑得胜说是我写的。石英秀认为写得好，要我到旅部去，郑得胜说他不识字，要求把我留下，石英秀说：“这样的人才有大用，不能留在连里。”原来我在离开家乡时，横山县高小校长曹雨三就给石英秀写了一封推荐信。石英秀和曹雨三的关系很好，到旅部后我才把信交给了石，石责怪我为什么早不给他。这样，我被任命为旅部书记处的司书。书记处还有个书记官李藩丞，司书李子栋和我共同负责办理石英秀的一些公文函件。
二、谢子长说：“大麻纸一张，这就是革命的本钱。”
当时，九旅旅部驻在平罗火神庙。有一天，石英秀旅长派人将我叫到他的住所，我见谢子长同石坐在一盘炕上，石对我说：“给浩如（谢的字）盖一些九旅的关防大印和旅长印章的空白公文纸。”这些盖有关防大印的公文纸可以做通行证用，也可以做委任状用。石英秀让我给盖上二三十张，谢子长对我说：“同志，多弄几张！”我就准备了五六十张。一会儿，谢子长亲自来到书记处，问我：“弄了多少？”我说：“有五六十张。”谢子长拿过关防大印自己就在纸上加盖，把剩下的白麻纸都盖完了，高兴地说：“大麻纸一张，这就是革命的本钱。”
高岗让我去安边，回到新十一旅。不久，苏雨生部在开赴平凉接防时，途经固原受到黄得贵阻击，后撤到宁安堡（今中宁县城），又遭冶成章的袭击，伤亡惨重，故石英秀部和谷连舫、王子元部脱离苏雨生部，移防甘肃靖远，被驻兰州的雷中田编为新编第八师第三旅，我任旅部书记官。“九一八”以后，杨虎城部进入甘肃，遂将三旅改编为中央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此时我已升任旅部少校参谋，石英秀旅长的一切事务，仍较多地由我来承办。
我虽然当了少校参谋，但不太懂军事知识，困难很多。1933年年初，我主动要求到西安进了杨虎城办的西安绥靖公署步兵训练班，当年秋季毕业。回来以后，石英秀任命我为新十一旅一团中校副团长。1935年石英秀病故，二团团长刘宝堂耍手腕从一团陈国宾团长手中夺走了旅长宝座。从此，陈、刘之间就出现了矛盾。
陈国宾是个大老粗，缺少计谋，但他人缘好，讲义气，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人。曹又参当时任一营营长，我是中校副团长，还有李树林等一批共产党员，后来又来了牛化东，都成了陈国宾的左膀右臂。陈国宾对我的意见，真可谓言听计从，因为我知道我当时没有共产党嫌疑。1935年夏，一团调到兰州，部队由我负责训练，曾受到军部参谋长的褒奖。人们都说一团有人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十一旅随邓宝珊部开到陕北，一团驻防安边，二团驻柠条梁。刘宝堂为了分散陈的势力，分裂一团，要我到二团当营长，陈国宾受骗，我被调二团。1940年春节刚过，我到二团一营去上任，还不到一周，二团少校团副张鼎臣就通知让我到柠条梁西门外一个旅店里去。到了那里，旅长刘宝堂、二团团长史钫城均已在座，后来又陆续来了几个人，刘宝堂让把登记表拿出来，要我们填表，原来这是军统复兴社的登记表。刘宝堂和史钫城、张鼎臣等都是复兴社分子，我刚去，他们就要把我拉入复兴社组织。这些情况，我当即向新十一旅地下党负责人冯世光、李树林说知，冯说：“人家也要拉李树林加入，入了也好，便于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一年，我到武汉蒋介石办的军官训练团受训，在西安和张鼎臣吵了一架，回来后半年没活动。张是我的单线联系人，我就问：“入了复兴社怎么活动？”张鼎臣说：“停止活动了。”实际上是人家对我不放心，不让我参加活动了。
1941年，“安边事件”中，刘宝堂旅长被三边反动民团头子张廷芝、张廷祥兄弟设计谋杀，二团团长史钫城想当旅长，鉴于陈国宾本人尚不反动，在驻防安边期间与三边八路军警三旅关系处得还不错，三边党组织有意争取让陈国宾当旅长。当时我正在榆林，牛化东给我去信，让我在邓宝珊处活动，后来又派李树林给邓宝珊做工作。我是通过榆林一位和邓有交情的绅士白伯英及总部一些朋友给邓做工作的，我秘告他们说：“论资格，陈国宾是新十一旅的老人手，石英秀病故后就该陈国宾当旅长，并且已经当了几天，结果被刘宝堂耍手腕从陈的手里夺走了旅长职位，一团官兵一直愤愤不平。陈国宾为人忠厚讲义气，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复兴社分子，当了旅长对邓总司令一定忠贞不贰。史钫城、张鼎臣都是复兴社小头目，又是山西人，早已和同乡董其武挂钩，想离邓归董。”邓宝珊是杂牌军，原来怕胡宗南把他消灭在甘肃出来抗日，结果两个旅只带出一个新十一旅，另一个旅（第十旅）被胡宗南搞走了。由于这些原因，邓遂任命陈国宾继任了新十一旅旅长。我的活动被史钫城察觉，对我更加不满，告我通共。
1941年，我营四连驻榆林为邓宝珊守卫，该连连长魏长林，是史钫城的铁杆。他天天打麻将，输了钱，把连里士兵个人打毛线赚的钱也要去还债，不少士兵都开了小差。邓知道后非常恼火，把我叫去，要我把魏长林的连长撤了，我让邓给团长说一声，邓很生气让马上就撤。这使我左右为难，总司令指示不办不行；办吧，团长不知道也不行。我就和营副吴善养（二团唯一的一名地下党员）商议，认为魏长林这个人很坏，是史钫城安在一营的一颗钉子，总司令说了，就照办，如果先和团长史钫城一说，他不同意就不好办了。我就集合队伍宣布让魏长林停职检查，史钫城知道后立即把我叫去，责问我：“一个营长，怎么能随便把一个连长撤了？！”当场下了我和护兵的枪。当时，正是数九天气，很冷，我出来时未穿厚衣服，史钫城下了我的枪，就到榆林金岗寺（邓的住地）告状去了，团部其他人都出去送，我趁机回营部穿大衣。快回到营部门口时，他们就追来了，我也很恼火，对营部哨兵下令：“追来就打！”他们才不敢追了。本来我准备穿大衣再去的，我是执行邓宝珊总司令的命令，没有错误，但这样一来，就不能去了。史钫城告我造反，把我的营长给撤了。
邓宝珊听了史钫城的报告，也很生气，怪我为什么要跑，把我的枪、马都收了，调回总部。后来邓宝珊问我：“我去信让你暂缓执行，你怎么不听？”我说：“赶收到你的信时我已执行了，我也为难嘛。他们下了我的枪，我不是跑，是回营部取大衣的。”邓这才消了气，对我说：“你的一切我负责，就在榆林住下，哪也不要去了。”他给了我个总部少校参谋的职位，实际上是把我软禁在榆林城。在总部，我从未穿过一天军衣，也未上过一天班。
1942年年初，史钫城借口吴善养家里有困难，让他回地方上做点事，把二团唯一的一个地下党员也撵走了。吴善养临走时从三岔湾来榆林看我，说他到延安去找组织。
3个月后，吴善养又回到榆林，对我说：“麻子（高岗）说给你编个保安团，你干不干？”当时高岗是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联防军司令员。我说：“不是干不干的问题。我凭什么当八路军的保安团团长？我连一个人也没有，共产党再没人，也不缺我一个。你回去说一下，还是让我干点别的什么工作吧。”
不久延安又派徐子犹来到耳林川，也不敢进榆林城，捎话要我去那里见面。耳林川离榆林100多里，人家不让我出去，没接上头。
1943年四五月间，吴善养又到榆林，告诉我，高岗让我赶快离开榆林到三边新十一旅去，并说高让他也赶快去。
这时，史钫城还在告我，诬陷我谋刺团长，要求军事法庭审判我。胡宗南致电邓宝珊，要邓将我解运上去，以便军法审判，幸好这时邓去重庆未归。邓宝珊总部参谋处处长赵廉清，有点正义感，经常到我家吃荞面，对我较好。他说邓总司令就不该撤我的营长。我给赵廉清送了些礼物，赵说：“不要怕，电报还在我手里，史钫城告你，实际是在告邓总司令，你不必怕。”我这才知道，人家还在告我。赵廉清让我不要怕，我倒不是怕邓宝珊抓我，而是怕特务把我秘密抓走。同时，高岗已有让我去三边新十一旅的指示，我就以回家给父亲上坟烧纸为名，向赵处长请假离开榆林。
1943年夏天，我回到安边，见到陈国宾旅长，陈说：“回来好。”牛化东、曹又参等人对陈国宾说：“子庄回来，旅长看怎么安排，得有个地方。”陈国宾旅长就任命我为旅部参谋主任。
1944年夏，高岗给我来了一封信，很长，信中告诫我：“再不能白了少年头，要干一番事业，现在正是时候。”高岗见了苏杰儒，听说我穷得不行，还托人给我捎来两包东西。1945年春节，我在家门上写了一副对联，用了“不能白了少年头”的词，旅参谋长石佩玖看见了，说：“老兄心有大志。”这些人是很敏感的。实际上这时我确实已经开始做起义的准备工作了。
三、民主运动促进会及与特务的斗争
新十一旅地下党组织和特务、叛徒的斗争，一直在继续着。安边，当时是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西北部三边地区的重要据点，是特务密集之地。有国民党、三青团、CC，还有复兴社。特务之间也相互倾轧，我们就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拉一部分，打一部分。和这些特务打交道，牛化东、冯世光他们不行，太红，我这个角色还可以，人家都知道我不是共产党，还加入过复兴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