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丕荣、宋占奎等率领的100余人，在红沙岘失利后，退到一个大涝坝处据守。这时薛宝山、杨得胜率领的100多人也同时到达，共200余人。敌军马二虎的黑马队追上来了，他们就据坑抵抗。由于人多枪少，弹绝以后，除少数人脱险外，其余都壮烈牺牲。王丕荣被敌人打落下马，敌人以为他死了，拿走了他的枪和马。实际王未死，后被群众救出。
张子明会集了近百人，东退十五里至一个小山沟里，因见同志们在涝坝牺牲惨重，他十分气愤，决定连夜反攻，解救被俘同志。但又遭到黑马队冲击，与之激战，大半人伤亡，率30人退至东山沟。夜间，在路上又遇冶旅骑兵，又有伤亡，最后只有张子明、马子杰、朱星垣、毛世英等很少一些人脱险。
被袁福昌团所俘的同志被押到后长川时，天已傍晚。大伙在吃晚饭时，李慕愚对我说：“老黄，你这个教学的不教书，乱跑啥！”他这样说，一是为了麻痹敌人，二是示意难友叫我黄先生，不要称王司令。夜间，我和吕振华等锁在一间房子里，孙作宾、李慕愚等锁在另一间房子里。我们想挖墙逃走，因墙是石头砌的，没法挖。第二天天一亮，敌人送来一大锅黄米饭，大家吃饭时，敌人又追查我，同志们齐声说：“开火时，他早已骑马跑了。”我想：若到兰州，绝无生路。我下决心逃走，万一逃不脱，宁肯死在路上，也不能到兰州送死。孙作宾、李慕愚也支持我逃走。我就趁大家吃饭的混乱之机，溜进一间猪圈，里面有个小仓子，内已藏有一个战友武继光。我俩一同伏在席子底下。饭后敌人点数，发现少了2人，立即追问被俘人员，并威胁说：“不交出来，全部杀头。”没有人吱声。敌人又拿出一堆银元说：“谁说出来，这是赏钱。”还是没人吱声。敌人见软硬都没用，就到各房子里搜，搜到猪圈，小猪一阵乱叫，因敌军士兵多是回民，忌讳猪，就退出去了。这时，外面的同志嚷着：“我们的人给你们抬伤兵去了。”后听见敌人喊了声“向右转”，便走了。我和武继光马上跑出小仓子，顺着路旁的小渠沟跑了二三里路就上了山。
我们刚上了山，听见后长川有狗叫声，这是刘汝华逃出后引起的狗叫，我们到梁家堡时，刘汝华也到了。牛化东带着人正找义勇军，到距红沙岘约七里处听到激烈的枪声，知道正在打仗，因无武器，只得转回。后得知义勇军失败了，他就去了静宁。
孙作宾、李慕愚到兰州后，经邓宝珊部队中地下党员的营救和禁烟善后局长仲兴哉出面作保，获得释放。史悟亭同志经吴鸿宾营救，因史在狱中用的化名是石磊，姓名不合，未成功。吕振华在辛亥革命时与邓宝珊共过事的高世秀关系很好，邓曾答应高世秀不杀吕，但事后，吕与史同遭枪杀。临刑前，二人高呼∶“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
孙绍堂被俘后押到兰州，机智脱险，潜入靖远，又到李贵清部队中活动，再次捕送兰州，但孙又趁放风之机越狱逃走。郝新亚两次越狱未成，最后与崔仰亭、李培青同志一起英勇就义。
红沙岘血战，西北抗日义勇军的牺牲是极其惨重的，但烈士们英勇献身的高贵品质，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1986年3月修改稿
甘肃、宁夏兵运工作回忆
张秀山
1930年和1932年年初，党组织两次派我去杂牌武装王子元部做兵运工作，并参与领导了靖远兵变。起义虽然失败，但在宁夏、甘肃两省的部队驻扎地区，经过我党不少同志的共同努力，播下为后来举行胜利起义的火种，并培育和锻炼了一批革命干部，这批干部后来都为党做了有益的工作。
宁夏、甘肃兵运工作概况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冯玉祥把甘肃、宁夏的部队都调到河南去了，为了稳住后方，1929年冯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一带。苏雨生趁机大肆扩军，不管什么人，只要去，就收编。他共收编了三个旅：把他的原队伍编为第七旅，旅长是包头土匪马大牛，都是骑兵，大约1000人马；收编了陕北谷连舫部队为第八旅；石子俊（英秀）部为第九旅，这两个旅是步兵，每旅两个团，每团四个连，每连实际上只有十几个人。另外，谢子长在平罗见苏雨生时，苏雨生委任谢子长同志为第十一旅旅长，只是尚未正式下委任状，也未发关防印信，因子长同志原计划把“后秋天”的杨根伍、周维奇部策动到宁夏，可惜未收编成，十一旅未组织起来。在平罗时，石子俊也给了谢子长同志九旅副旅长的职务，子长同志回陕北时就借用了九旅的印信盖了白纸使用。据说苏还委任包头土匪杨侯小部为十旅，但杨侯小未到平罗，苏部即开走了。杨部后在伊盟和陕北、陇东一带流窜。
1930年年初，佳县国民党县长说我是共党分子，要通缉我。2月初，我躲到榆林中学，利用社会关系住在老百姓家里。陕北特委派杜鸿章找我谈话，说宁夏时机很好，苏雨生派了代表到榆林和井岳秀联络，代表是一个同学（当时把党员同志称同学），要求多派党员到宁夏做兵运工作。杜问我愿不愿意去，我很高兴，答应去。后来到了宁夏，才知道苏雨生的代表就是在八旅十五团任副团长的张东皎。
当时，陕北特委对兵运工作很重视。1929年刘志丹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遵照党的“六大”精神，积极动员陕北党员到地方军阀井岳秀、高志清部队以及“后九殿”土匪武装中开展兵运工作，争取抓到武装力量，准备组建红军游击队。随后，特委又往宁夏苏雨生部派了许多党员去工作。志丹利用社会关系还亲自到张廷芝部队里活动。在刘志丹、谢子长等的领导下，西北党的军事活动进入了风起云涌的阶段，打下了1932年创建红色武装的基础。
杜鸿章和我谈过后，过了几天，我就和曹华山动身了。曹华山雇了两头骡子驮着简单的行李从榆林南门出去。因陈已派人来榆林抓我，我不能走南门，便由几个榆林中学同学护送由西门出城，沿无定河边走到南关外，再和曹一同走。
到宁夏平罗县姚伏堡后，我先在八旅十五团军需处当军需员。不久，因一连没有党员，组织派我和高昆山去一连，我即到一连当了二等兵。这时，八、九两旅都有党员，二连排长吕振华、三连排长汪兴民、司务长贺志平、四连排长牛化东、姜耀都是党员。姜耀任宁夏军委书记（先叫特支）。刘志丹在十六团任副团长，他安排好工作后就回陕北了。
八旅十五团团长王子元，陕北定边人，是个政客，有野心的小军阀。1929年年底和石子俊、谷连舫等带队伍从陕北开到宁夏平罗一带，投靠了苏雨生，苏的师部驻平罗城内。王子元从陕北只带来四个连，以后从宁夏出发向固原开拔时，住在磴口的二连又叛变了（吕振华同志以后1个人跑到靖远归队），三连连长赵万顺离去，四连连长刘子贞在固原战斗中牺牲，实际上王团的军官大都是党员，他的部队的训练和以后的扩充基本上是我党帮助搞起来的。1930年在靖远时，他曾试探性地问副团长张东皎：“咱们将来在哪一方面干？”张说：“谁给咱们饭吃，咱们就给谁家干。”王说：“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在红、白两家哪方面干？”张未答，用别的话岔开了。后来，张东皎请假到北平（北京）结婚（他爱人韩瑞冰是北平人，也是党员，婚后二人到了兰州），团里就没人工作了。部队驻在定西时，党员李罕言（湖南人）经过宁夏、兰州找到我们部队，住在学兵队。王子元听说了，马上找李，叫李当副团长，坐在团部办公。王子元很少到团部办公，经常住在公馆里。他用李罕言是有用心的，因为他估计李是共产党员，又学过军事，能管理部队。1931年夏，王团开到兰州后，张东皎同志也回部队了。张、李以及从学兵队毕业的学员（多是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大部分带兵当了连、排长），加紧练兵，把定西召来的新兵训练成能打仗的士兵。王子元很高兴，认为有了升官、扩充势力的资本。我党也加紧了控制部队领导权和教育士兵的工作。
1930年5月，苏雨生部奉冯玉祥的命令移防平凉，行至固原就受到甘肃小军阀黄德贵部的堵击，不让进城，苏部打了半个月，也没有打开固原城（实际苏的基本部队也未参加战斗，只是八、九旅围城，并未攻城）。后来黄部反攻，十五团损失较大，团副姚铁俊阵亡，四连的党员也死了两三人。这时，冯玉祥中原战争失败，陇东土匪陈硅璋已占据平凉。苏部只好返回打宁夏，到宁安堡（即现中宁县）时又被马鸿宾部冶成章（冶骡子）团所阻。苏下令攻打，大约一个月也未能打败冶骡子。后苏部攻下宁安堡，抢劫一空。八、九两旅本来就弱，跟着苏雨生打仗，人员武器也得不到补充，苏师部有许多破旧铅枪，出发时抓来老百姓的骆驼驮着，也不发给八、九旅。此时七旅马大牛脱离了苏部，八、九旅看到苏部无前途，也脱离了苏雨生，撤上罗山。在宁安堡哗变时，把苏雨生军械处的枪和子弹抢了。我们学兵队拿了一批“马提尼”、“后登七响”、“毛瑟”等旧式武器，带着苏部军械处的人员和物资上了罗山。十五团把军械处的子弹和少数枪也收缴了，为此还引起九旅石子俊的不满，派曹又参来质问张东皎同志。
在宁安堡脱离苏雨生时，八旅旅长谷连舫不愿意走，但九旅石子俊和八旅的十五、十六两个团已商量了，石子俊和王子元强迫谷脱离苏部，谷只得依从跟着走。我记得那天晚上，天黑不久，石子俊给王子元送来信，规定出发时间、路线和新的口令。口令规定只由八、九旅和徐连（苏雨生师部直属骑兵连，是十六团的一个连长策动哗变的）使用。信送到张东皎手中，我正站岗也看了，东皎派我送给住在地洞内的王子元。王问：别人看过没有？我答：团副看了。上了罗山后，徐连长认为石子俊诡诈，不愿归九旅管，编为八旅第三团。后在下马关（预旺县）驻地，九旅和十六团把三团解决了，三团的大部分骑兵都跑了。
在从下马关往靖远开拔之前，谷连舫走了，十六团团长张廷芝带着收编的周维奇的骑兵队，来把他的十六团也带回陕北。还在部队到达下马关之后，就派人去兰州和军阀雷中田（雷原是冯玉祥的师长，冯失败后成为地方小军阀，驻兰州）联系。这时，九旅和八旅十五团就为雷中田所收编，八月间开到靖远驻扎练兵。十五团未回陕北，完全是我党在其中做了工作，当时如果回陕北，这支我党很有基础的部队将没有发展，甚至会被井岳秀打垮。另外，石子俊、王子元为了他们个人势力的发展也不想回陕北。我们党开会分析了这些情况后决定去兰州。年底部队开到兰州，住拱星墩营房，半个月后又开到定西及李家堡内管营宁远镇（当地叫牛营店）一带招兵和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王团不隶属石子俊的九旅管辖，但石子俊总想控制王团，所以九旅和王团的矛盾愈演愈烈。既谁也管不住谁，又因势力都弱，谁也离不开谁，走到哪里都驻扎在一块。当时，我党比较倾向王子元，反对石子俊，因为王子元暂时可以和我们合作。队伍开到靖远，地方开欢迎会，县长致欢迎词，但只讲欢迎九旅。十五团学兵队和几个连代表在自由演讲时，说自己是八旅十五团某连的兵。主持会议的县长忙补充说：今天是欢迎八旅和九旅的武装同志。在台上的王子元很不高兴，石子俊也不高兴。王、石不合，在定西宁远镇发生冲突，雷中田就将王团改为工兵营，调到兰州。1931年8月，王部奉雷中田命在兰州城内打马鸿宾时出了力，得胜后雷即委任王子元为甘肃保安司令部第三游击司令，队伍又开赴靖远。
王子元在靖远大肆扩军，把部队迅速扩大为不充实的三个团，有一千多人。1931年秋冬之间，陕西杨虎城派孙蔚如的十七师进军甘肃，联合陇东的陈硅璋师打兰州，雷中田失败。当孙和雷在定西清凉山鏖战时，王子元派高昆山（党员）当代表，到会宁和陕军联络，投靠孙蔚如（在此之前，杨虎城经过杜斌丞已和石子俊、王子元联系好）。雷的一个炮兵营败退到靖远时，王将其缴械，除步枪外还有九门迫击炮（无炮弹）。1931年冬，孙蔚如委任王子元为甘肃警备第三旅旅长。王又扩充成立了炮兵营和骑兵营，这两个营的营长沈毅民（炮兵）和汪兴民（骑兵）虽然都是党员，但已蜕化变质，不革命了。王子元的侄子王治邦从高广仁土匪部队中带来几十个人，编为王子元的特务连（警卫连），王治邦还当了一团一营的营长。王子元并且依靠靖远收编的反动势力杨梓才的三团。这样王子元就有了自己的反动力量基础，开始排挤共产党。
党在王子元这支部队里早就开始进行了活动。开始，党的秘密组织是由陕北特委领导，派到部队内的党员军官和士兵有几十个人，八、九旅都有秘密支部，上面的领导机构是军委。第一任军委书记是八旅十五团四连的排长姜耀。姜到兰州后养病，离开部队。第二任是黄培中（字育华，任连长），在定西李家堡和回军打仗时牺牲了。以后石子健当了军委书记。王子元和石子俊在定西分裂后，党的秘密组织分成两部分活动，王子元部开到兰州，党委改为团委，直接受陕西省委领导；石子俊部的党组织也归陕西省委领导；石部后来开到庆阳地区驻防。
我是王、石定西分裂后离开王子元部的。1931年春，王子元团部驻在定西李家堡。原一连连长陈国宾已升任一营营长，他原来的基本队伍一连改为二连，由柴明堂接任连长，学兵队毕业后分我回这个连当司务长、排长。那时，沈毅民任一连连长，汪兴民任三连连长，这两个连是我党党员带的队伍。雷中田命令王团向通渭的马廷贤回军进攻，王团到时，回军撤退了，王子元率部队返到宁远镇，他住在柴明堂的二连连部（一个小土楼）。
三月的一天晚上，陈国宾召集柴明堂和沈毅民到营部开会，策划缴王子元的枪，搞掉王子元，投靠石子俊，自己当团长。会后，沈毅民回到一连连部。当时我是支部书记，高昆山、王明贤是支部委员，我们三个正在一连开会，沈向我们报告了陈国宾开会的情况，支部决定派我立刻去给王子元报告消息。我们分析认为：陈国宾和石子俊勾结（石旅驻定西城内），如果成功，会把我们带兵的党员撤掉，为了保存实力，必须反对石、陈的这个阴谋。
我给王子元报告了这件事后，王带着护兵从后门跑到一连驻地去了，柴明堂带着二连的排长和陈国宾的护兵去抓王子元扑了个空。这样，一、三连和二连就在宁远镇前、后街形成了对峙，但未交火。后经石子俊派参谋长杜立亭调解，陈国宾带着他的二连到定西城内投靠石子俊，石部后来开到静宁，归孙蔚如后又开到庆阳、合水一带。部队里的党员坚持地下工作，保存了一些力量，以后陕北又去了一部分同志工作，到1945年终于促成曹又参当代旅长时的起义，参加了解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