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抗日义勇军战斗失败后，反革命力量聚集兰州，白色恐怖甚嚣尘上，特委无法继续坚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我于1933年5月底前后，离开兰州返回西安，向省委书记杜衡（后来叛党）、省委军委代理书记贾拓夫等同志报告了甘宁青特委工作、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靖远县活动的失败情况，并向省委提出了分配工作的要求。经省委研究，同意我和李慕愚、杜文德（陕西省扶风县人）同志，在省委领导下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
1982年9月
（李德运整理）
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
王儒林
30年代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参加了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和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活动。现在，每当回忆起那段斗争经历，都使我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
一、举事前的准备工作
1930年夏天，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部第八旅（旅长谷连舫）的十五团团长王子元、副团长张东皎（共产党员）和第九旅旅长石英秀（字子俊）进驻甘肃靖远县。两部都有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十五团在李岗堡成立了学兵队，队长张东皎、副队长高岗，司务长李树林。学兵队中共产党员占大多数，主要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和军事训练，并在学员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高鹏飞、曹盛荣、杨林、李仲英、李向明、李培青等，为以后发动兵暴做了准备。
是年年底，马鸿宾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靖远由马鸿宾的一O五旅（旅长冶成章）接防，驻兰州的（原冯玉祥暂编第七师师长）雷中田将石、王两部调驻定西，后因石、王两人不合，1931年春天，雷又将王子元调到兰州，任工兵营营长。“雷马事变”（即1931年8月，马鸿宾在兰州被雷中田扣押）后，雷又任王子元为第三路游击司令，毛仁义为副司令，张东皎任第一大队队长；张国威任大队副，下辖三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吕振华，第二中队队长牛化东，第三中队队长沈毅民，我任游击大队队长。
1931年冬，陕军孙蔚如入甘击溃雷中田。王子元部被改编为宣慰使署警备第三旅，王子元任旅长，张东皎为副旅长，孙蔚如派姚绍芳、孙作宾（中共党员）、靖任秋到靖远点编，姚绍芳和孙作宾被留在王子元部任职，姚任参谋长，孙任参谋主任。李罕言为副官主任，王寅生为军需主任，窦子章为驻兰办事处主任，我兼军法主任。这个旅下辖三个团，一个直属骑兵营，一个特务连。一团团长毛仁义，其下一营营长吕振华，二营营长王治邦，三营缺；二团团长牛化东，其下一营营长王儒林，二营营长沈毅民；三团团长杨梓林，其下一营营长周维邦，二营营长万继承，三营营长王海珊（王本人未到职，只派一连人归万继承营）。骑兵营营长王新民；特务连连长杜鸿范；教导队队长是苏醒民。这个旅人数不多，编成旅的目的主要是向孙蔚如多要些武器装备。旅中有中共地下组织团委（原是军委，石、王分开后改为团委），受陕西省委领导，张东皎任书记，下设三个支部：一个是军官支部，李罕言任支部书记，孙作宾任支部成员；一个是士兵支部，石子健任书记；再一个是教导队支部，苏醒民任书记。焦维炽到靖远后任团委书记。
1932年4月底，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和焦维炽同志到了靖远。张东皎同志让我给他们安排一个“僻静”的地方食宿，我就把他们安排在李发荣家。张东皎向我介绍时说谢子长是“冬阳”同志，焦维炽是“赵仪三”同志。晚上，冬、赵两人召集张东皎、吕振华、苏醒民、张秀山、高尊德、石子健等同志开了个会，谢子长在会上传达了党让发动兵变的指示。会议最后决定：在靖远发动兵变，除地方民团组成的第三团外，将靖远的部队全部拉到陕北去，以壮大革命力量。会上提及我和张国威，说我俩虽是靖远人，但都是共产党员，也跟队伍行动。
另外，陕西省委曾派王兆庆（神木县人，是工程兵部顾问王兆祥之兄）先到靖远专门了解这支部队的情况。谢、焦到靖远后，遂派王兆庆去海原发动兵变，因营长沈毅民（中共党员）蜕变反动，兵变未搞成，王即回陕北去了。
由于谢子长同志这次到靖远没有去见王子元（他们既是同学，又是把兄弟），王非常不高兴，再加上杜相庭（王子元的原参谋长）挑拨说：“子长来靖远，见东皎不见你，你要小心，谨防东皎把你‘吃掉’！”王更加恼火，一怒之下，扣押了张东皎和我，并缴了我营的枪、马和军法处执法队的枪支。事发后，部队中的党员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疏通、营救，几经周折，王才以“张东皎离开靖远”为条件，释放了张，张随后去了兰州。我先后被软禁在杨梓林的团部和商号里，后经孙作宾帮助，我才离开商号出了城。
二、靖远兵暴
我和张东皎被扣押，使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谢子长和焦维炽立即召集有吕振华、张秀山、石子健、高尊德、苏醒民等人参加的紧急会议，认为形势陡变，决定提前兵变，能拉出多少就拉出多少。第二天，吕振华带东门一连人（连长曹斌奎）、张秀山带城内一连人（连长徐子猷，张为该连排长）出走。本来约定谢子长、焦维炽等先在东门外一个店中等候队伍出城后一同出走，但吕振华将队伍集合好，不见张秀山到来，怕出问题，只好带着队伍先行出发。半小时后，张秀山到了东门，知吕振华已走，遂带着队伍后追，两部分队伍均循山旁小路进了杨梢儿沟，最后在打拉池会合了。因谢子长等没等队伍，遂向东湾而去，所以和部队失去了联系，吕振华与张秀山会合后，即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第四支队）。因谢子长未到，吕振华代总指挥，曹斌奎为第一大队队长，张秀山为第二大队队长，苏醒民为学兵队队长（后学兵队改为直属队）。就在举行兵变后的第二天，王子元即派周维邦营和王治邦（王子元的侄儿）营随后追至打拉池附近的狼山台子和崛嗅山附近，吕、张部均被打散，张被俘。王子元要杀张，后经王寅生，特别是孙作宾同志利用张曾在定西救过王子元的关系，说服王放了张秀山，张离靖远后去了延安。这次吕、张兵变未成功，党决定重新组织工农武装，脱离王子元的控制，独立行动。于是焦维炽回陕西向省委汇报，谢子长去了兰州。
三、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的建立
张东皎离开靖远后，在兰州见到了谢子长和杜润滋。以后我又到了兰州，经新文石印馆刘玉润、苏意如两人介绍住进了闵家桥的一个歇了业的烟房，因为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清静。张东皎、谢子长、杜润滋也先后住到这里，我们又继续商议举旗起义之事。有一天，谢子长从外边回来，杜润滋问：“见了吗？”谢说：“见着了，在小西湖见的，他还给了一支枪。”谢就打衣襟里拿出了一支崭新的二号自来得手枪，我当时不知道他见着什么人了，后来才知道是邓宝珊。
这期间，适逢王子元派新兵连连长杜鸿范到兰州领军装，他是跟孙蔚如到甘后在王部当上连长的，在孙蔚如部队中熟人朋友较多，交游颇广。我们和杜见面后，东皎把举旗起义建军之意图告诉了杜，他极表赞同，并愿共同举事。
会面后，杜鸿范办理领军装的手续，其他的分头联络人。4月底，杜领到2700套军衣、2万发子弹、八九十支步枪。为什么孙蔚如会给王子元发这么多服装枪弹呢？这还得从孙蔚如入甘说起。
当时，雷中田部第四师师长高振邦有两个营被打散后，一个营在营长薛宝山率领下，将其残部数十人带到皋兰北山拱巴川一带，另一营长王宗仁（靖远人）也带领数十人到了靖远平滩堡。孙蔚如得知后，命令王子元去平滩堡解决王宗仁，王遂派兵将王宗仁包围在堡子里，但夜间王宗仁突围跑了，王的部队就进了堡子。谁知孙蔚如又派兵到平滩堡包围了堡子，缴了王部的枪，还打死了大队长陈泽堂。王得知此情况后，极为恼火，质问孙蔚如，孙说是“误会”，并说：“缴了你的枪，以后给你还。”所以，这次发的东西就多些。此外，我们还从别的地方搞了十多支手枪。
东西都准备好以后，我们雇了一只皮筏子，于当天黄昏，由杜鸿范负责，把军装、枪支弹药都装上了筏子。第二天一早，我和谢子长、杜润滋、张东皎、邬逸民、吴景鳌、王世昌、姜耀及所联系的几十名青年上了筏子，顺黄河而下。到了河口上岸后，又雇了骡马，把东西驮运到来家堡。
经过这一段的紧张筹备，举旗起义的时机基本成熟，我们在来家堡宣布武装起义，杜润滋和我讲了话，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走武装革命的道路，并向参加起义的全体人员发了枪支弹药，不能携带的东西就掩藏在一个窑洞里。次日，队伍从靖远黄沙湾渡河开进了水泉堡。张东皎随即通知靖远城的张国威，让他们迅速到水泉堡会合。
1932年5月30日（农历四月二十五日）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正式成立了，带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插在了水泉堡。当时这支队伍只有100多人，总指挥是谢子长（化名是张为民），政委是焦维炽（因去陕西汇报工作由谢暂代），参谋长杜润滋，秘书长邬逸民。第一支队司令杜鸿范，第二支队司令张东皎，我是第三支队司令。大队长姜耀，副大队长朱子休。吴景鳌、王世昌是经济委员。
起义后，我们即派人到定西找吕振华，去海原通知杨林、高昆山等组织兵变，同时去北湾、糜子滩、石门川、大庙等地发动农民来参加游击队。
四、水泉堡初战
当杜鸿范在兰州领去军用物资后，孙蔚如即电告王子元去接应，但久不见音讯，孙又在电话中问王子元：“你知道吗？他们在北山插红旗了。”王张口结舌，不知所云，只好搪塞说：“略有所闻，已派部队收拾去了。”随后，王即派第三团一营营长周维邦为总指挥，骑兵营营副梁占胜为副指挥，率队到水泉堡攻打工农红军。
水泉起事第三天（六月二日），我们得知了周营进犯的消息，随即根据形势做了相应的部署，谢子长对同志们说：“红军是打出来的，他们来了我们就打。敌人自命有神枪手，我们有的是革命的赤胆忠心。”决定由张东皎、杜鸿范率队伍在前线抵抗，我据尖山东面防敌后袭，谢子长、杜润滋、邬逸民等守卫堡子。
敌人一上来就拼命攻打堡子，战斗很激烈。打了半天，我伏兵冲出山口，绕到敌后猛击，周维邦被打死，梁占胜被打伤，敌军顿时溃乱。我军立即追击，张东皎老远看见旧部张丙辰（原是张的随从），就站起来喊：“张丙辰，我在这里，你们快过来……”不幸中枪挂了彩，混乱中被敌人所俘。敌人威逼东皎写信把红军叫过来，东皎同志严词拒绝，当场被敌人用刀杀害，壮烈牺牲（东皎同志的遗体后由群众张守联、李应琪等人掩埋）。战斗中，杜鸿范手上负了伤。战斗延续到黄昏，子长同志决定撤退，这时，敌人也撤回了靖远。
水泉一战，除东皎牺牲，鸿范负伤外，部队其他人无伤亡。当晚，部队经四沟门到雪山寺，我带的六七个人也经大红沟到了雪山寺，休整了一天。八日（旧历端午）到了白茨林，这是周维邦家的寨子，他家有猪有羊有米面，我们就在这个寨子里过了个端午节。队伍到了兴仁堡，休息了几天，计划去海原。经过谢子长、杜润滋做思想工作，兴仁堡的刘安国表示愿意带队伍参加游击队，并约定游击队先走，刘随后派其子刘进忠带队去海原。队伍到了园子河时，谢子长给海原的同志写信说：“我们来攻海原，望你们做内应。”信末盖了“子长”名章，这时我方知原先的“冬阳”、“张为民”就是谢子长同志。后海原的同志说：“你们不用攻城，我们出来。”因此，游击队才没去海原。
而后，谢子长因离开西安较久，急欲回去，杜鸿范需要养伤，我们遂派常焕章同志护送他们离队，同时，也送吴景鳌、邬逸民同志去了兰州。游击队同时进行了整编：一、二支队并入第三支队，我任司令，杜润滋任政委兼参谋长，姜耀为大队长。游击队离开园子河，经会宁、靖远交界处西上到了宋家河畔，在休整的同时，计划下一步行动。
五、水泉堡二次战斗
游击队在宋家河畔休整后，即经会宁、榆中边境到平滩堡，由平滩堡渡过黄河绕道北山到南山尾。之后，杜润滋带大部分人复回到水泉堡，我带少部分人夜至糜子滩，派人潜入县城了解敌情。
时王子元受命调防海原，城内只留下很少人等待交防，孙蔚如派其特务营营长王云山（人称“王平儿”）的接防部队尚未到达。面对这座空城，我本想带人进去收拾他们。孙作宾知道我有进城的意图，及时派人送信给我，说王云山马上就到，进城要吃亏的！我打消了这一念头，遂由糜子滩到三角城过河，经陡城，旱平川到了水泉堡。
游击队二次到水泉堡，受到贫苦群众的热情欢迎，不少人还参加了游击队。旱沟的杨汝霖、糜子滩的杨培成、红柳泉的郭映珠、石门川的高步青、张宝卿等都带着人和枪来参加了，几天时间就达200多人。我带的第三车队除原有姜耀的第一大队外，又增加了杨培成的第二大队和郭映珠的第三大队。王子元调防时，孙作宾同志抛却旅参谋主任的官衔来到水泉堡，加上宁夏中宁县的李子和、中卫县的孙绍堂、梁光华等也带着人马到了水泉堡，他们被编入第四支队，孙作宾为司令，下辖三个大队，李子和为副司令兼第一大队队长，孙绍堂、杨汝霖分别为第二、第三大队队长。全军合计有五六百人，声威大震。
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我们组织战士中的铁匠打造大刀、长矛和斧头。王子元部队的修枪工匠也来到水泉堡修理枪支，我们又派杨盛亭、高占林分别奉兴仁堡和拱巴山，通知刘安国、薛宝山的人马到水泉堡集中。
在水泉堡建军、扩军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对群众的宣传工作，提出了“唤起民众，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反对要粮要款，扶助工农大众！”的口号，教育群众懂得“穷人要翻身，就要掌握刀把子”、“要过好日子，就得斗争”的革命道理。水泉堡这个一直冷清的村镇，一下子活跃热闹起来，许多商贩赶来水泉堡做生意。
约6月底，驻靖远的王云山派人来和我们谈判，要我们接受收编。孙作宾同志洞察敌人的骗局，指出决不能上当，同意收编就会把队伍搞垮。我们商定了缓兵之计，派张宝卿进城跟他们周旋，并提出收编条件是：游击队不进城，要另指定地点给我们驻扎。王见此计不成，便倾巢出动进击水泉堡。当他们从县城出发时，水手詹学信（我当营长时的一个排长）深夜派人到水泉堡报了信。
王营一到，就以两个连的兵力向墩墩梁方向猛扑过来，一个机枪连占领了旧堡子梁，封锁了游击队的后路。但游击队以逸待劳，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敌人伤亡惨重。天黑后，他们悄悄摸到堡子墙下，想爬上堡子，游击队便用早已备好的滚石打击敌人，使之无法得逞。为了拔掉敌人的机枪阵地，我们抽出三十多名战士，由刘汝华、万夫长率领，准备一半人用枪，一半人用刀在子夜时进行袭击。正要行动时，天气骤变，雷电交加，下起了倾盆大雨。借着闪电，我们清楚地看见敌人龟缩在战壕里，于是，立即改变计划，趁雷电暂停之际，迅速撤离堡子突围北上，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就从敌人眼皮底下安全转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