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王阳明悟道后提出的第一个心学概念，它的本意其实是，有良知的人必能做到为善去恶，“知”是良知，“行”是为善去恶。如果你做不到知行合一，那就证明你的良知被遮蔽了。还有第二层意思，就是字面意义上的“知行合一”：认识和实践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要在行的过程中才能达到心智成熟的“知”。知行合一是心智成熟的标志，也是心智成熟其效如神的咒语。
（第一节）：知行是一回事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
“知行合一”并非是王阳明闭门造车造出来的，明初大儒吴与弼有位弟子就曾在老师的循循善诱下提出过“知行合一，为学之要也”的纲领，吴与弼本人就是“知行合一”的践履者。他提出，劳动要与读书相结合，其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教育不能脱离生活”，他和弟子们亲自到田间劳作，风雨无阻。他的弟子陈白沙喜欢睡懒觉，吴与弼拿着锄头站在陈白沙床前，大吼：“秀才，如此懒惰，怎么做圣人的弟子！赶紧给我滚起来，劳动。”
吴与弼相信，实践出真知。真知必须要到实践中才能体现出它是真知，如果像和尚一样整日坐在房间里闭着眼睛嘴巴不停地念经，那和僵尸没有分别。
有个并不现实的小故事。一位坐船的哲学家问船夫：“你懂数学吗？”船夫摇头。哲学家很惋惜：“你的生命的价值失去了三分之一。那你懂哲学吗？”船夫再摇头。哲学家大失所望，感慨道：“那你的生命价值就失去了一半！”这时，一个巨浪把船打翻，哲学家掉进河里。船夫问：“你会游泳吗？”这次轮到哲学家大摇其头了。船夫立即表示出很遗憾的声调来，说：“那你的生命价值就失去了全部！”
这个故事背后其实没有微言大义，它只是告诉我们，有些知识如果不由实践来检验，那就是一无是处的知识。宋人陆游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伟大的毛泽东也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两位着名人物的话都告诉我们：知识其实是在变革、改革客观事物的过程中发生的，也就是说，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中国古代知识份子在知行上的态度都已合二为一，至少注重行的力量。荀子有个循序渐进的说法：不听不如听之，听之不如亲眼所见，眼见不如认识懂得，认识不如亲手变革的行动，学习达到了会干、会做的程度，就到头了，会做、会干就意味着认识了、懂得了。由此可知，知与行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
第一个品尝西红柿的人肯定查遍了各种书籍，试图寻找对这种水果的描述，可惜，他没有找到。而想要知道这种东西到底味道如何，他只有一个办法：写好遗书，品尝西红柿。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同样如此，必须要来实践，才能得出真知。
司马迁的《史记》洋洋洒洒千万言，文笔精炼洒脱，这不仅是他学习书本知识的结果，还有他年轻时四处游走，山川大河冲击他头脑中的结果。徐霞客的游记散文同样如此，如果他不是个虔诚的驴友，那些优美的文字也不可能在他笔下产生。
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本意从他回答弟子徐爱的问话中可以得到清晰的认识。
徐爱问，老师您总说“知行合一”，但这两方面怎么可能合为一体呢？
王阳明说，那你就举个例子来证明你的观点。
徐爱说，比如有人完全知道对父亲应该孝，对君王应该忠，但却不能去实践孝和忠，由此可见知和行分明是两件事。
王阳明说，这种人的知、行已经被私欲所隔断，但这并不是真正的知、行。天下没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还不是真知。我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回复到那真正的意义上去，不是要你具体地知什么行什么就算完事。《大学》中对真的知和行有个特别恰当的比喻。“像喜欢美色一样”（如好好色），“如讨厌恶臭一样”（如恶恶臭）。见到美好之色是知，喜欢上美好之色属于行，只要看见美色时，心中就已经爱好了，并不是看见后又立个心去喜好；闻到恶臭属于知，讨厌它属于行，只要闻到恶臭就讨厌它了，并不是闻到后另立个心去讨厌它。这些都是自然流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鼻塞的人虽然见到恶臭，但也不会太讨厌，就是因为它没有知（闻到），所以，就不会太讨厌（也就没有行）。知行如何能分得开呢？大家称赞某人知孝，那一定是这个人已经行过孝了。从来没有人认为一个嘴巴上天天说自己孝的人是真正的孝。知道痛（知），必是先痛过（行），知道冷（行），必是先被冻过（行），知行如何分得开？
徐爱很不明白，说：“那古人为什么要把知、行说成是两件事，也是要人看清两者的区别，一边对知下功夫，一边对行下功夫。这样功夫才能落实。”
王阳明回答：“这样就失去了古人的宗旨。记住，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如果懂得，只说一个‘知’就已经有了行，只说一个‘行’也就有了知。古人之所以要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是因为世上有一种人，懵懵懂懂地放肆而行，全然不知思索省察，一味胡行妄作，所以必须说个‘知’才能让他行得清醒；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地凭空去思索，全然不肯切实亲自实践，只是捕风捉影，所以必须说个‘行’，才能让他知得真切。这是古人补偏救弊的不得已的办法，懂得这一点，只要一个‘知’或‘行’就足够了。而今人却因此将知、行分成两件事去做，以为一定要知了而后能行。于是，自己现在先去讲习讨论‘知’的功夫，等到‘知’得真切了再去做‘行’的功夫，所以落得终身不能行，也就终身不能知。这不是小毛病，其病根也不是一天了。我现在说个‘知行合一’，正是治病的良药。这可不是我胡说的，知行的本体本就是这样。而今要是懂得了这宗旨，即使说知、行是两回事也不妨，还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不懂得，就是说成一件事，又有个屁用，不过是穷嚼蛆而已。”
徐爱问，仅仅这样的理由就让您提出了神乎其神的知行合一吗？
王阳明说，当然不是。我提知行合一的宗旨是这样的：很多人把知行分为两件事，所以有一念产生，因为没有去执行，就不去制止。其实，一念产生时就已经是行了。你要在意念发动时，善念保存，恶念祛除，这才是我知行合一的宗旨。
如果把“知行合一”放到具体事情上来，其实就是，从意念发动处到最后完成事情，只是一个念头，只是一件事，期间包括运筹，执行，完善，扩大成果和维护成果都只是一件事。
王阳明是他所谓的“知行合一”的坚定信仰者和完美的执行人。
在龙场结束贬谪生涯后，他被任命为吉安府庐陵县县长。
庐陵县在吉安府乃至整个江西的名声都臭不可闻。这从庐陵县史上的一位县长许聪给中央政府的文件中可见一斑，文件指出，此地的老百姓除了务农之外，唯一的嗜好就是打官司。我现在累得吐血，每天从早到晚要接到近一千起诉讼，每天晚上加班到凌晨都很难处理完。这些人还有个毛病，就是上访，在通往省城南昌的路上，上访的十个人中有九个是庐陵人。我私下省察过这些人为什么喜欢打官司，有一个理由很充分，因为一涉及官司，他们就被捉进监狱，而监狱里有吃有喝，我曾赦免过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可他们硬是赖着不走。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汉唐酷吏的作派，让他们知道官老爷不是好惹的，请中央政府赐我这样的权力。
许聪认为官老爷不好惹，其实，老百姓更不好惹，时间不久，许聪就被庐陵县的老百姓告倒，他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江西。
在王阳明看来，许聪和庐陵的历任县长都不是知行合一的人。他们首先是把老百姓想成了坏蛋，那么，按照知行合一理论，这一意念已发，就是在行了。所以许聪之流才要求中央政府授予他酷吏的做法来惩治老百姓。江西官员在对待庐陵的态度上自然就有问题，他们认为，既然你全是刁民，那我就不让你放刁，我给你繁重的苛捐杂税，让你拼命工作，没有时间打官司。王阳明初到庐陵，就发动意念：自古以来，百姓就有生存智慧，就是民不与官斗。可这个地方，居然流行告状，那说明肯定是有冤情的。即使没有冤情，民风的养成跟父母官也有着很大关系。
这一善念既发，王阳明后来的“行事”也就纯粹围绕着这一善念而动。王阳明第一天到办公室，就有几千百姓冲进县衙，呼天号地，把县衙搞成了菜市场。王阳明不慌不忙，等他们叫喊得疲惫了，才慢慢地让他们把诉状呈上。几个乡绅模样的人立即抱了几捆纸放到王阳明的办公桌上。王阳明看了大半天，才知道，他们要求政府宽免一项征收葛布的摊派。理由是，本地不产此物。王阳明觉得这状告的有道理，既然不出产此物，那为什么要征收？
王阳明当即答应了百姓的请求。
百姓们呼喊着王阳明万岁走了。王阳明察赶紧查看了分派到庐陵的杂税，很多都是来历不明。他立即给上司写信说，（庐陵）单是岁办各种木材、炭、牲口，旧额不到四千两，现在却增加到万余两，几乎是过去的三倍。其他公差往来，来了就是大吃大喝还大掠夺，日甚一日。再加上旱灾、瘟疫大作，县城各处都有全家而死者，幸存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永无宁日。（我）不但于心不忍，而且势必难行。这根本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然我不能做到让你们满意，也不能让百姓满意，我这个官当不当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啊。
上峰一见此信，急忙惊讶，想不到庐陵县的百姓在水深火热之中。更想不到，王阳明这老小子知行合一的本领如此高强，才到几天，就查明了真相。上峰很慌张，表示要对税收问题进行彻底严查，并要求王阳明在当地维稳。
王阳明根本不需要上司的这一多余的命令，如他的理论，他在写那封信时就已经开始行动了。
首先，他下了一道告示，主题就是针对打官司。他说因为我糊涂，没有你们反应快，你们说了下句，我的思维还停在上句。而且我身体不好，如果不是重大事情，你们不要来打官司。丢个鸡鸭的，邻居吵架，这种小事，如果你来了，小心我轰你出去。另外，你们来告状可不是来买菜，肉青菜花椒大料都一锅端，以后一次只准上诉一件事。另外，请节约，你们以前上诉的状子和一本书差不多。以后写状子，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凡是递上来的状子，我先看字数，如果字数超标，我就扔到火堆里。
告示一发出，靠打官司吃饭的诉棍们奔走呼号。他们第一个官司就是投诉王阳明。王阳明的应对手法很简单：不受理官司，让你们无法发力。
这只是小儿科，王阳明的心学是从人的心理入手感化别人，而不是这种围堵。在关系紧张之时，王阳明又发告示。告示先从当时的瘟疫谈起，说，人们怕传染，所以有骨肉互相抛弃的，病人没有被瘟疫夺走生命，反而因为没有人照顾而活活饿死了。我觉得咱们现在的重点应该是制止瘟疫。而疗救之道，就是希望诸父老劝告子弟，敦行孝悌，别再背弃骨肉，将房屋打扫干净，按时喂粥药。我准备树立几个典型，奖赏他们。如果真有这样的孝义者，我将亲到他家表示慰问。不过，我现在正在闹病，请父老（老吏，老幕，老胥）先代我慰问存恤。等我身体健康，再去用良知慰问你们。
众所周知，王阳明和历代大儒都认为，孝悌是人之本也，也就是良知的根基。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在当事人看来是美德，但如果放到王阳明这里，就是智慧。通过树立孝顺父母友爱兄弟的榜样，会使其他人的良知展现，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
当然，王阳明深知，道德感动如同中药，见效慢，治民必须要有切实可行的制度。这也是他知行合一的要求。他在搞了调查研究，访实了各乡的贫富奸良后，把朱元璋当年定的老办法拿了出来。即选定里正三老，让他们坐申明亭，对百姓中一些芝麻蒜皮的小事进行裁决。同时，他又发告示说：很多人认为我不理你们的状纸是因为我生病的缘故，其实不是这样。你们没有发现现在正是播种季节吗？如果我审理案件，你们的庄稼就会荒废。一旦审理起案件来，要有被告、人证，这些人都要到衙门来，他们的庄稼难道要老天爷来种？最重要的是，你们是受过专业训练打官司的人，你们自然知道一旦打起官司来，就要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不浅。你们当中如果有大冤枉之事，我自然可以访出，我不能尽知者，还有乡老具实呈报。他们若呈报不实，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你们还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非要来打官司，那我不会拦阻，可是，你们一定要有“放得出去，收得回去”的勇气。
百姓们大为感动，并且心有震颤。在衙门前准备把官司进行到底的顽强份子抱着状子回家了，发誓从此再也不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监狱里的人逐渐减少，走在路上勤奋工作的人日益增多。王阳明最后告诉百姓，以前那些总以政府名义对他们进行敲诈的行为都将不存在，如果你们遇到以政府名义对你们索取的人，不要跟他计较，只需要把他领到我这里即可。
这些是发自肺腑的良知的行，当然为了保证良知的继续发扬，王阳明再接再厉。他杜绝了当地所有的神会活动，他说，孔夫子早就说过，神鬼之事不可靠。你们只需要上孝父母，中和兄弟，下育儿女，老天就会受到感动，自然会风调雨顺。那年春天，庐陵地区发生史无前例的旱灾大旱，从来不信天命的王阳明居然下了一道悔过书，书中说，说由于自己的自己不称职，才让神人才不高兴，惩罚他所管辖地区不降震怒，没有一滴雨。为了让老天爷原谅他息怒，他已经吃了一个多月的素，还把政府最喜欢的工作——停止征税——也停止了工作，同时还释放了轻罪的囚犯。
接着，他话锋一转：诸位先同时告诫全县百姓，把打官司这事放在一边，熄灭心中的怒火，不要与老天比拼谁脾气暴躁。
无疑，这并不是一封写给老天爷的，而是写给百姓看的。
在对当地一些成熟的盗贼，王阳明他的方式就是把是恢复朱元璋时期的保甲制度恢复，这种制度在他后来于担任江西南部巡抚剿匪后的善后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了为政之外，王阳明王阳明最大的活动当然就是传授知识，就是讲学，他特意让人在衙门旁边建了一所青原书院。就是在这所书院中，王阳明把他的心学理论传播四方。多年之后，他的学生又在对面建了一座阳明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