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鲁老兄走了，他是我早年认识的一位朋友。那是在65年前的抗战时期，我流亡到了重庆，有幸认识《诗垦地》社的一些诗人们，白鲁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笔名叫“桑汀”，记得他在《诗垦地》上发表过一首诗，题名《图景》。《诗垦地》是当时复旦大学一些爱好诗歌的青年靠募捐集资创办的一个不定期诗刊，第一期《黎明的林子》出版后，曾经举办过一次座谈会，就在白鲁当时工作和居住的重庆中一路。那时他名义上是南林印刷厂的会计，实际上在协助孙师毅先生办剧团。朋友们不仅由于他的方便，有机会观看进步戏剧界的演出，还因为他口袋里有几张票子，时不时还有机会打打“牙祭”，这对于当时贫困的流亡学生来说，是十分难得的。白鲁与荻帆同岁，都是1917年生人，自然应该算是《诗垦地》的另一位老大哥了。
关于白鲁过去的经历，我当时知道得并不多。除了因为我在《诗垦地》朋友中间年龄最小，只是个20岁不到的、不谙世事的青年人，还因为有些情况白鲁当时不便明说，他的一些经历我是后来慢慢知道的。
他政治上早熟，1935年就参加了革命，1938年加入共产党。抗战开始，他随同所在的“上海演剧二队”，到南洋进行抗日宣传和救国募捐好几年。1941年初，他从南洋回到重庆，向共产党在国统区的高层领导人周恩来汇报工作，并要求直接去延安，却被周恩来临时留下，协助孙师毅先生办剧团。《诗垦地》第一期出版后，周恩来向他问过刊物的创刊过程和主要成员的情况，并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与实际斗争生活比较远。青年人应该多与群众接触，多做些实际工作。”白鲁后来将这些话悄悄告诉了荻帆，使荻帆深受感动。
大约是1943年，白鲁也考进复旦大学读书，第二年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受到校内反动势力的恐吓和监视，于是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离开重庆，去了延安。应该说，文艺青年冯白鲁走的是一条直接追求光明的路，他在政治上比《诗垦地》其他同人要成熟得多，而与另一些政治化了的知识分子相比，他却一直保持着他的率直和纯真。
白鲁在重庆也认识了胡风先生。他没有向他办的刊物投过稿，只与他有过几面之缘，却能以共产党人的立场和观点，实事求是地肯定胡风从事文化工作和追求光明的进步意义。解放初期，中央文化部组织干部到西南地区参加土改，他和胡风都参加了，共同深入农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使他真实地感受到胡风对新中国前途的信心。对于1950年代前期笼罩在胡风身上的全盘否定的批判浓雾，他不理解，也不同意。为此，他向周恩来总理反映过自己对胡风批判的真实看法，听到总理这样说：“胡风是我们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应该团结他。”然而，后来的事态没有向这个正常的方向发展，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55年胡风突然变成“反革命集团的头子”，通过投稿与之相识并往来的朋友们纷纷变成“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就连白鲁这样参加革命20年的老延安也受到了牵累，他被停职反省，被抄家，多年后又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以至在潜意识中长期拒绝回忆那场离奇荒诞的“政治魔术表演”。
到历史的新时期，白鲁和《诗垦地》的朋友们终于重逢，他和大家一起去看过他一直尊敬的胡风先生，也和大家一起去祝贺过梅志先生的寿辰。
在解放战争后期，白鲁转向电影事业，在东北电影制片厂当过编导。建国初期，他导演过家喻户晓的电影《刘胡兰》，还有获奖的《白衣战士》、《母女教师》等等。多年来，他埋头工作，不图名利；直到晚年，他腿脚不便，不能出门，仍然在家里读书、写作，挥毫泼墨，并用贝壳类的材料，从事精致的手工。
去年年初，女儿代我去看望他，发现他的会客室同时又是小儿子的工作室，生活范围显得逼仄，这使她十分感慨：一个参加革命70多年的老干部，受过一代领导人周恩来教导和关怀的文化战士，晚年依然将自己视同普通人，生活上从不讲求特殊，以免自外于群众———除了证明他的心像水晶一样透明，还能说明什么呢？一些为了牟利而钻入执政党内的蛀虫们，一些有点权就向普通民众摆脸子的官僚们，想必不会相信人间还有这等真正的、纯粹的人格的。
去年年底，白鲁溘然长逝，我又失去了一位老朋友，不能不感到伤感和悲痛。我和白鲁结识了60多年，逐渐深刻地体察到这位老朋友率直纯真、是非分明、不图名利的品格，相信它将会滋润一代代纯洁年轻人的心灵。
2006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