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在门前的黑骆驼终于站了起来，让他骑着它，一阵风也似的去远了。离他的家很远，离他所从出生的武汉很远，离北京、中国和地球很远：去了的人据说从没有一个回来过。是吗？也不尽然。昨夜他可不就回到了我的梦里，但见他带着永不消失的微笑，指着被剧痛折磨了好几年的胸脯：“现在好了，我再不痛了。”音容宛在，一如别前，啊，真难相信他已远行。
不必讳言，死是没有商量的。有比死更强的人么？含着微笑凝视死亡，像凝视太阳的他，不就是？他不但面对死亡还能笑，而且还敢说，对他的亲人说：“我没有被打垮。”他没有被打垮，绝不是侥幸。有关专家提醒：孤僻，抑郁，心胸狭隘，多疑善感，沉默寡言，易躁易怒……是癌症最佳的催化剂。然而，他豁达，豪爽，乐观，无私，完全没有那种“癌性格”。60年来，我从没有见过他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或者拿自己的苦恼（他也不是没有苦恼的）去麻烦别人。然而，那个绝症怎么也把他给缠上了，让他承受如此难忍的剧痛？然而，他被它给缠上了，却一直在同它搏斗，就在被活检为“阳性”后，还兴致勃勃地邀我一同爬武当山，一同到海南去游泳，不也同梦一样是真实的么？
为了自己，他毫不畏惧死亡；但是为了亲人，他却十分憎恶死亡。他太爱自己的亲人了，生前多次向我流露过多情的痛苦；这时，我往往和他一齐长吟鲁迅的诗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他忘不了当年对于被迫分离的亲人的刻骨相思，他的名篇《有赠》不论拿什么标准来衡量，其沉重分量都是不容否认的。在儿孙面前，他从没显示过父祖的威严，而只有一位老朋友的亲切。从这种骨肉亲情来说，他的死既令他的亲人们痛苦，更令他自己痛苦。他在弥留之际，除了告诉亲人他“没有被打垮”，还叮嘱她们“不要为我摆花圈，不要为我奏哀乐”———这当然是他真实的自白，但也是他对亲人的安慰。亲人们一一照办，并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追思会，用诗词和音乐“送老水手远航”。他对死亡的憎恶和蔑视，他与死亡相抗争的不可摧毁的精神，显然使泪流满面的亲人们引以自豪。
在朋友们中间，他的豪迈性格又是对某种疾病、某种苦难的特效药，是一切悲观绝望的融化剂。1955年祸从天降，最担心阿垅受不了的是他；1979年一解除隔离，就到北京来，最先往贫民区寻找并发现迷失了的路翎的也是他。1995年邹荻帆猝逝后，他从武汉匆匆赶到北京的太平间，要和老友见上最后一面。前一个月，通过长途电话，听说我近期患了一场大病，他便像一位强者鼓励我，“对任何疾病都要勇敢些，至少要战个平手”……
香港诗人犁青计划为他出一本汉英对照的短诗选，他在病床上嘱托我为它的编选斟酌一下。我把那些熟悉的诗篇，通过两种文字，从头到尾读了几遍。似乎更深刻地感受到，这些诗作为纯情的结晶，人格的演化，都是超文字的存在。它们不需要任何不相干的辞藻，只有本当属于它们自己的天然的风致，就像他每次和老友重逢时爆发的大笑，就像他在八十大庆穿过的那件合身的红夹克，就像“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要展翅飞翔”的那棵“悬崖边的树”，就像“在笼中旋转”而又被“铁栏锁着”的一团“火”！读着读着，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他的诗和他的人一样，外表上那么朴素，内涵上那么真挚，而整体上又是那么自然———这就是他和他的诗的本色啊。
在绝症面前，他终于没有被打垮。他以惯有的潇洒跨进了黑暗的永恒，像一片消失了的白云，像一场消歇了的风暴。但他留下了他的诗，留下了他对人间的爱，留下了友人和读者对他的记忆和怀念。对于他，死不是生命的中断，而是后者从一个形式向另一个形式的过渡。在这一过渡中，他的高贵的情操将转化为未来者的希望。现在他终于解脱，再也没有任何痛楚，而我却忍着精神上的剧痛，来写这则小文，已经实在写不下去了。
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