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识字以来，虽称不上好学，过目篇什亦难计其数，其中一读再读者似可举出如下十部。之所以只举十部而不是九部，或再添一部而称十一部，倒未必像“十全大补丸”那样，关乎疗效之灵验与否；只是———要减或要加，既然无可无不可，也就不必多此一举了。不言而喻，这十部都是知识的“大海”，这里只能尽我的吸收容量，谈谈自己的“一瓢饮”。其实，也不过是蜻蜓点水，点一下题目，说几句谈话而已。
一《鲁迅全集》
记得在小学、初中的课本上，我已高声朗读过夫子的一些名篇，如描写“奇怪而高的天空”的《秋夜》，介绍戴银项圈的海之子闰土的《故乡》，以及读过多遍都没读懂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长大几岁，手头有点零用钱，还买过一两本“北新”版的毛边单行本，如《野草》、《朝花夕拾》。解放前夕，不知出于什么机缘，案头已弄到几本许广平先生在上海编印的红布面《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全集》，是到解放以后很久才有一部的；至于更完全的新版《全集》，则迄今尚未考虑购置。不过，让我真正一读再读的，倒也未必在于《全集》的范围，而是他晚年所写的一些个别文章。所谓“一读再读”，除了表示一种阅读频率，并不意味着心得的增多或加厚。不妨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当年年轻的萧红对鲁迅先生的“打搅”：据说他坐在书房，一见到她进来，就会戏说一声“久违了”，其实她昨天甚或上午还来过，说不定明朝或今晚还会再来，而且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单纯出于对先生的景仰和依恋而已。先生晚年的文章，不论采取单刀直入的直接方式，还是借古寓今的间接方式，无不字字句句以火热的主观激情浸透了冷酷的客观现实。这里仅凭印象，挂一漏万地举几篇为例：《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27，《集外集》），《拿来主义》，《隔膜》，《买“小学打全”记》，《阿金》（以上1934，《且介亭杂文》），《“题未定”草》（一至九，缺四），《论文人相轻》（一至七）（以上1935，《且介亭杂文二集》），《写于深夜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死》，《女吊》（以上1936，《且介亭杂文末编》）等。必须补充一句的是，以上所举每篇每句每字，我一读再读的每一次，都是怀着如坐春风的敬爱心情加以揣摩的。
二《毛泽东选集》
这里指的是当年风行全国以至几乎人手一部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加上他去世后接班人仓促出版的、包括一些大批判式的编者按语（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三批材料的编者按语）的第五卷。这五卷“雄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我的整个革命生涯各个阶段的指路明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篇，帮助我建立过革命的立场和基本观点；《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等篇，帮助我建立过革命的人生观；《反对自由主义》，《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篇，帮助我克服过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和错误思想；《敦促杜律明等投降书》，《将革命进行到底》等篇，帮助我认识过革命的艰巨性和彻底性，从而培养过不断革命的意志；《实践论》和《矛盾论》，以及后来发表的《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帮助我提高过赖以进行客观世界（包括主观世界）改造的哲学基础。这些当年被奉为不刊之论的“雄文”，经过时间淘汰其中意识形态的沉淀，时至今日我仍觉得，尽管作者晚年犯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它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合理内核并不因此丧失其固有的实用价值。我在青年时代，刚参加革命，曾经热情地读过它们，虽然还谈不上学以致用；到了中年，在历次政治运动的严峻要求下，却的确借助它们解答过一些实际的难题；而今进入晚年，社会生活日渐淡化，也没有什么难题需要解决，但有时心血来潮，仍不免翻翻手头这几卷“雄文”，体味一下人生世事回黄转绿的滋味———回到本文的题旨，也可以说是“一读再读”吧。同样必须补充一句的是，和读《鲁迅全集》相比，我对这部选集虽也一读再读，却是怀着如遇大宾的敬畏心情，来揣摩它的每篇每句每字的。
三《红楼梦》
好像是哪位大人物说过，《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才有资格对它发言。我读它恐怕不止五遍了，却至今仍不敢要求这个发言的资格。然而，我毕竟也算是《红楼梦》的一名认真的读者，按照正常的审美趣味，对于它目前流行的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不会没有自己的爱与憎。对于前八十回的爱，倒也似乎一般化：对它的古典现实主义之沁人心脾，即鲁迅所谓“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除以“未能窥全豹”为憾外，谁会对它有过什么挑剔呢？至于后四十回，其学术评价历来言人人殊，我在学术界的聚讼纷纭中，一直拿不准自己所应采取的坐标。每次读到第八十一回，对续书人（不论是谁）固然不免大失所望，直待读到后文，得见主人公在爱情破灭之后，对人世断念而出家，又不能不承认鲁迅所说，“即使出于续作，想来未必与作者本意大相悬殊”。据野史云，另有抄本颇多本书异事，如谓主人公后流落饥寒，至栖于街卒木棚中，或谓其沦为击柝之流，以拾煤渣为生云。不让他“悬崖勒马”，超脱红尘，而将他置于前后如此尖锐的反差之中，我认为，这种力透纸背的写法，在以冷眼旁观为能事的某些外国作家笔下未为罕见，而移之于曾经导演他神游太虚的曹公，则多少是令人惶惑而诧异的。
四《聊斋志异》
值得一读再读的，除了长篇小说《红楼梦》，还有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首先应当提到家喻户晓的《聊斋志异》。提到这一部，还不得不提同样家喻户晓的另一部《阅微草堂笔记》。前者是儿时通过大人娓娓动听的漫谈知道的，稍长后才由语文老师推荐了后者。接触原着后才发现：一种是作者自己不出面而让人物自行其是的传统方式，另一种是作者面对读者夹叙夹议人物行状的谈心方式，这两种叙述手法虽然迥异，但同样引人入胜。据说“阅微”的作者纪晓岚非难“志异”的作者蒲留仙：“两人密语，决不肯泄，又不为第三者所闻，作者何从知之？”故他的《笔记》“只写事状，而避去心思与密语”（引自鲁迅《怎么写》）。我少不更事，不懂人情世故，窃以为纪前辈好作惊人之语，其眼界与心胸未免略嫌滞泥，反倒更欢喜文字旖旎、想象奇诡的《聊斋志异》。马齿徒增，应世不暇，我久矣没有读它了，今日再读，恐难以恢复当年心凝神释之感。但有不少篇章，从题目到情节，仍令人油然而生一见如故的亲切感，如《画壁》，《崂山道士》，《青凤》，《陆判》，《婴宁》，《凤阳士人》，《莲香》，《连锁》，《促织》，《阿绣》，《嫦娥》，《胭脂》，等等。其中神鬼狐妖均有人性，善良可亲，由此可见作者的人道主义与民主精神，在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是稀罕而又宝贵的。五《道德经》鲁迅在《出关》里生动地描写过，老子在周朝不得意，打算出函谷关，到西域去，却被关令尹喜留住，“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不得已写下了上下篇五千言。说的就是这本《道德经》，中国最古老、也最深奥的经典，它居然完整无缺地流传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而又值得想一想的。多少年来，有多少饱学之士，拿出巨大的精力，为它进行注释和评论，但它对于多少读者，仍然是个打不开的“众妙之门”。儿时以学舌的口吻，跟着大人念过“道可道，非常道”这句ABC式的名言，除了莫名其妙的顽皮趣味，其实是把它当作“古董”敬而远之的。成年之后，偶然弄到王弼和魏源的注释本，仍由于简约而不符合或者说超出了我的理解力，一直被束之高阁。想不到（上世纪）80年代，出访前民主德国出版界，在莱比锡市雷克拉姆出版社，承蒙惠赠图书中，竟有一本《道德经》的德译本。译者是德国着名汉学家恩斯特·施瓦茨，他以平易可解的德语翻译了原着八十一章之后，并“以精确的语文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工具”，逐章写出了自己的研究心得。除了区分“道”与“德”两个相互制约的范畴外，他还试图发掘原着充满二律背反而又不可解构的晦涩而神秘的结构。据他分析，老子把《静》、《淡》、《雌》、《弱》优先置于如水穿石的胜者地位，明确反对法律、权力和战争，为全世界（“天下”）设置了一个值得后人为之奋斗的和谐人类的远景。这部经典连同它的德译本，搁在我的书架上，久已铺满了灰尘；到21世纪初，我已年逾八旬，又把它们拿下来掸一掸，摆在案头，不时翻阅一下。一读再读，若有所获，便像作者一样感慨系之：“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
六《金刚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