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不拘哪一天，反正“史无前例”终于成为“前例”不久，我虽从“挂起来”给放回到地面，但还没有正式恢复工作，只是按时到机关里来坐着，作上班状好拿工资。且慢，时过境迁，不能不说明，否则可能出现语言隔阂：“挂起来”就是把某人从革命队伍揪出来，长期不予处理；“给放回到地面”，即所谓“落实政策”，也就是改正当初不符合政策的错“揪”，最后按照原结论加以处理，让你再一次重新做人的意思……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到办公室来找我———这时任何人找我，都是不寻常的，何况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呢？她一进门就叫我：“××叔叔”，更增加了我的惊疑。意识到自己的冒昧，她连忙补充一句：“我是Z××的女儿。”啊，Z老！我当然是熟识的，不但在“文革”期间和他一起蹲过牛棚，这之前还经常向他请教古典文学问题……。“牛棚”这个词儿，年轻的读者可能又不懂吧，没关系，听多了自然会明白。可Z老不是已经故世了么，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情况下故世的，我一点不了解，甚至不敢去了解，该怎样来同他的女儿对话呢？她见我欲言又止，便主动接茬儿说下去：
“我父亲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四人帮’还没倒，我们姊妹都不在他身边。不知他老人家说了些什么，怕是想说也不敢说吧。现在，落实政策，我们都回城了，想把父亲的问题清理一下。听说他生前在单位受审查，曾经无端挨过打。我们问人事处的同志，他们是新来的，不了解这档子事。听说您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学习过（按：“学习”这词儿，亏她能想出来！），他们叫我来问问您……”
原来如此。明白了她的来意，脑海里随即涌现10年前难以淡化的一幕：
大约是1968年“清队”（“清理阶级队伍”之简称）期间，单位约1/3的员工都被揪了出来，组成一个庞大的“集训队”，或称“牛鬼班”，俗称“牛棚”是也。恐怕还不好懂，仍得不惮其烦地补注一下：所有被揪出来的机关员工，一律称为“牛鬼蛇神”，是从1966年6月的一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开始的；“牛鬼”是他们不言而喻的简称；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专政之处，顺理成章地叫做“牛棚”。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牛棚里约百来名“牛鬼”逐个站到伟大领袖的肖像面前，低头背诵一段据说由各单位革命群众拟定而互不相同的认罪词，开头几句是：“我是有罪的人，我有罪，我向毛主席请罪，我向人民请罪……”后文现在记不起了，可当时如果背不出，或者背得打磕巴，轻的挨一顿克，重则以抗拒改造论处。这是阶级斗争之火烧得最旺的一年，因为接着不知怎么搞的，革命群众内部开始闹分裂，似乎一夜之间雨后春笋似的，出现了成千上万相互对立的战斗队。虽然彼此间一队把另一队骂得狗血淋头，但无论哪一队都有权揪牛鬼，批牛鬼，斗牛鬼，足见从阶级观点来看，他们毕竟还是一个“战壕”里面的。他们之间的斗争照说不属于“阶级斗争”，尽管打起派仗来依然势不两立，甚至比对付牛鬼还要厉害，还要不讲政策。窃闻本单位的大印被一个号称“工农联队”的群众组织攥住了，由此掌了权，包括管制牛鬼的权。有一天，“工农联队”的头头，官名“革委会主任”，原来是名司机，向牛鬼们发布命令：明早6时到大饭厅集中，有重要训话！我因家住得远，第二天起了个黑早，赶到单位，连忙奔往楼上饭厅去排队。恰好赶上队伍刚排好，报数只差一个人：那会是谁呢？是谁竟敢不到？正在点名清查之际，只听见楼梯上哈哧哈哧，连喘带咳地爬上来一个人，白发苍苍，步履凌乱，原来是Z××Z老。Z老刚要往队伍里加塞儿，“主任”大喝一声：站出来！站到前面来！Z老没辙儿，只好往前蹭了几步。“主任”铁青着脸走了过去，用鼻音哼道：我当是谁，原来是你！你有几副胆子，敢跟别个不一样！说着便伸出掌过方向盘的蒲扇般大巴掌，左右开弓，朝Z老折皱的两颊使劲掴去，连着掴了十几下。那肉和肉相撞击的沉重而又清脆的劈啪声，是那样惊心动魄，所有牛鬼们都屏住了呼吸，谁也不敢吭一声。Z老先还站着挨掴，脑袋随着那个大巴掌左转一下，右转一下，这样给掴了十几下，就站不住了，摇摇摆摆快要倒下了。“主任”这时才转向大伙儿吼道：明天工宣队进驻本社，你们要小心点！今天下午都把铺盖卷儿搬来，从明天起竹筒倒豆子，集中交代你们的罪行，一律不准回家！说罢便扬头走掉。Z老在众人的搀扶下回到了牛棚。Z老没讲一句话，众人也没讲一句话，个个都在琢磨：明天将要降临的究竟是福还是祸。说到这里，对年轻的读者还得费点口舌：“工宣队”即“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同时进驻的还有“军宣队”，即“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宣传队”。当时各单位的党政领导机构据说都烂掉了，都被“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冲垮了，起而代之的便是这两个临时组成的革命政权基层组织。进一步的所以然，非我辈所能知，恕难奉告。
当然，现在写的未必是当时想的，当时想的也未必是当时讲的。回头来望Z老的女儿，她已是泪流满面了。虽说没有从我听到详尽的叙述（我也没有达到自然主义者的残忍），显然她已从我的吞吞吐吐了解到一点基本事实。我忙又说：“事情过去多年了，人都走散了，不必去追究了，何况当时普遍是这个风气！”大概是心有余悸，担心她会闯乱子，我才说出这几句废话来，连自己也不知所云。她似乎并没有听见，更没有表示既往不咎的意思，只是揣着那点基本事实，匆匆起身致谢告辞了。后来她还找过哪些知情人？最后是不是去找过当年打她父亲的那位“主任”？听说那位“主任”等“四人帮”一倒，就要求调到别的单位去了，要找他是不难的；找到了，又会是个什么场面呢？就颇难猜测。按照意识落后于存在的规律，那位“主任”估计怎么也不会向她道歉的，相反，旁观的好事者说不定还会拿“向前看”的大义，把她的嘴巴堵住。
只是她走后，惹得我像中邪似的，成天围着一个问题打旋子：当年那位代表“工农群众”的“主任”发那么大的脾气，那么毒打年逾古稀的Z老，到底是什么缘故呢？单说是他的粗豪性格使然，恐怕说不过去。如果能够当面质问他，他也许会振振有词：是出于一种阶级仇恨嘛。然而，Z老是位老革命，也可斥为“走资派”，但毕竟还是个老知识分子———对于知识分子又怎么会有那么大的仇恨呢？也许可以归之于某种“集体无意识”吧，例如多年来潜在于某些工农干部心中的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鄙视。这种鄙视不仅从口头上有所反映，例如某大员曾经直白地说过，“中国知识分子又懒又贱！”甚至在一些经典著作中也不难找到理论根据。然而，即使如此，即使目前为此发动了让大小知识分子睡不着觉的“文化大革命”，也不致发展成为恨不得把对方肉体加以消灭的深仇大恨啊。到底又是什么缘故呢？好久好久我没有想通。
“军宣队”进驻之后，本单位作为军管对象改称“连队”，当然不是这个知识分子成堆的烂摊子有什么战斗力，据说这是为了“犁庭扫穴”，便于对它进行“斗批改”。一天，来了一位比连级大得多的什么级的政委，召集全连训话，下面的听众既有全体革命群众，又有全体牛鬼蛇神———不知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划清阶级队伍，似乎存心把它混淆起来，但由此证明了这位训话人的高规格和高层次，相应地反衬了全体听训者作为知识分子的低规格和低层次。讲到文化部门近年来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时，那位政委忽然提高了嗓门，把手指像枪口一样伸了出来，从左边一扫，扫到了右边，同时义愤填膺地说道：“你们这些人，依得我们从前的做法，早该用机关枪扫了！”这句话简直有如石破天惊，全体听众当场为之哑然，散场后则长时间为之哗然：“×政委怎么这样看待知识分子呢？”这时，革命群众似乎也顾不上把自己和牛鬼蛇神区别开来，因为“你们这些人”，显然并不单指“牛鬼蛇神”（要是这些家伙，只需“踏上一只脚”，就可教他们“永世不得翻身”）；所谓“从前的做法”，虽然无从确证，也不难令人想起当年王实味的下场。
倒是该“扫”而没有“扫”，又是为什么呢？这个政策依据在哪里呢？政委没有明确地讲出来。这位高干这么高，绝不会信口开河；那句话虽不中听，是绝不会没有来历的。只是这个来历是什么，好久好久我也没有想通。
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可不是轻易爬得起来的。旧文化部终于一锅端，给端到了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在干校，一面搞“斗批改”，包括奉命写诗歌颂大粪的芳香，一面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算政治账，倒可以说达到了“颗粒归仓”。头一年，来不及修桥补路，在每天来回要走的一二十里“五七”大道上，临时给一些沟沟坎坎搭上了跳板似的又长又宽的大木板。奇怪的是，头天刚搭好，第二天就不见了，再搭一块，又不见了。生产第一线的牛鬼们，便由大队部主管生产的革命干部老D带领着四下查访，查访了好几天，原来是附近一些青年农民搬走了，有一块还没锯断，漫不经心地摆在他们的场院里。我们当下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拿走公物，并要求他们把搬走的木板都交出来，为此发生了口角。一个可能是领头儿的青年毫不隐讳他们的行为，甚至仿佛做了一件值得表扬的好事，反问我们道：“这些公家的木板，你们能用，为什么我们不能用？”到最后便干脆指着我们的鼻子骂道：“小刘少奇！小刘少奇！”仿佛这样一骂，便把木板的所有权骂到了手。吵得不可开交，一位老农便站了出来，先叫那个青年把没有锯断的那块木板还给我们，同时转头教训我们：“毛主席对你们真宽大，没有杀你们，让你们下放劳改。你们应当知恩感恩，不该跟我们贫下中农吵架啊！”管我们叫“小刘少奇”，不妨一笑置之，这位老农的一番话倒真把我们连同革命干部老D都搞懵了。尽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千该万该，可我们奉伟大领袖号召，到“五七”干校来战天斗地，满心希望“大有作为”，怎么会是该杀而未杀的劳改犯呢？出于一点起码的觉悟，我们不敢跟那位老农抬杠，经他那样一说，老D便叫我们不要再去争，甚至像被揭穿了老底似的，连说几声“对不起”，就带领我们空着手回连队了。问题是，那位老农作为贫下中农代表，根本用不着像那个小青年一样骂我们；他的一番话从语气听来，也不是在骂我们，而是在说一件他所相信的“事实”；虽然这并不是事实，如此这般的说法也一定是有来历的———这个来历到底是什么呢？好久好久我也没有想通。
时间又回到“史无前例”终于成为“前例”不久。在“四人帮”肆虐时期和拨乱反正的新历史时期之间，还有一个“两个‘凡是’”的时期。在这几年间，最高当局做了好几件维护伟大领袖的绝对权威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第五卷“毛选”的出版，作为一个时代的遗迹而引人注目的是，这一卷收入了一些今天读来很不是滋味的文章，例如关于梁漱溟、胡风的几篇；还有一些仍有保留价值的文章，也不时出现今天需要斟酌的字句，例如一再作为反面人物出现过已经平反的丁玲、冯雪峰、江丰等同志的名字；尤其令人骇然的是，在《论十大关系》一文第八节，竟有“……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等语。当时读到这里，当事人和有关人难免心惊肉跳，顺理成章地预感到自己的厄运，按照“凡是”派的观点，是不会因“四人帮”的倒台而有所缓解的。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类冤假错案陆续平反，再来读这些文章，便会浮想联翩，觉得有些异样，开始对以往想不通的一些“来历”问题若有所悟起来。
这些文章虽然多少符合“运动初期要防右，运动后期要防‘左’”的策略精神，却毕竟掩饰不了把革命同志当作敌人的思想方法，这恐怕正是当年上至政委、下至“革委会主任”、那位老农所以不把知识分子当自己人看的最后依据吧。
最近在《新文学史料》（1994年第4期）上读到黎之的一篇《回忆与思考》，其中也谈到上述那篇文章，也提到那句话，说是“当时听传达时谈到我国内部肃反仍说胡风、潘汉年、饶漱石有可杀之罪，感到惊讶。可见借前车之鉴之不易。”那篇文章或讲话据第五卷“毛选”的编注，本是“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为“总结我国的经验”而作，但从令人“感到惊讶”的那句话来看，这里引为“鉴戒”的竟不是苏联肃反的扩大化，即杀错了人，把同志当作敌人杀了，而是认为被杀者“不是没有可杀之罪”，不过斯大林不懂得策略，不懂得可杀而不杀更有利，否则“杀了不利”。可杀即杀与可杀不杀之分也几希，此所以该“史料”采制者黎之有“借前车之鉴之不易”的慨叹。
黎之在该“史料”中还复述了韩素音记录周恩来同她谈知识分子问题时她所加的一点申明：“周谈论的是科学，而不是艺术和文化。整个谈话都回避了艺术和文化问题，后来我才懂得其中的道理。”复述者接着写道，“她虽然观察有片面性，但也看到一些值得深思的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特别是对从事社会科学、艺术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党内存在着分歧，造成工作上不少损失。这方面的分歧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明显，愈来愈激化。”试把这些夹在嘉言懿行中间而不起眼的史料和言论勾乙出来，把以上几段不相干的往事串连起来，不禁令人恍然大悟：不但悟到当年那位“革委会主任”、那位军宣队政委、那个青年农民以及那位老农的思想感情的来龙去脉，隐约还可以了解今天所谓“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当然，今天的知识分子不再是“阶级斗争”的对象，而且作为脑力劳动者，与工农群众同属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基本力量，这个内涵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1994年岁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