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9年间，我从一个偏远的小城向重庆的《七月》编辑部寄去了一篇习作，并给主编胡风先生写了一封轻浮而狂妄的投稿信，大意是：这篇诗稿“如蒙见弃，则只能证明无名小卒无不皆然的命运。”那篇冒失的拙作记得是模仿当时流行的调子，把祖国或故乡比作“母亲”，把流亡青年比作她的“孩子”，唯愿抗战早日胜利，“母子”早日团圆云云，不被采用是可想而知的。但使我欣慰的是，胡先生居然给我回了一封信，除指出那篇习作“缺乏生活气息”，“是从概念出发的”，“还没有化成诗”外，更针对我的信上那句自以为俏皮的话写道：“请先生看看本刊各期的目录，有哪几位作者又是文坛上的名人？我们永远向新作者伸出手来，期待你写出更成熟的作品。”怎么知道这封回信是胡风写的呢？原来信上正是我后来非常熟悉的字体，虽然并没有他的落款，而是盖了一个小小长方形的木质图章：“七月社”。我由此发现了一个秘密：全国第一流的文艺刊物《七月》竟没有一个编辑部，连退稿信都要主编动手来写。……
三年以后，我认识了胡风，却不好意思提到那件事。我想，他也不会忘记的，就是说，他知道我是从怎样一条“起跑线”起步的。但是，他也从没提到过那件事，他在我身上只看见一个青年在成长。
二
在认识胡风之前，我就认识邹荻帆，并经荻帆介绍，认识了阿垅。在胡风教导我写诗之前，阿垅就以他的人和诗为我扩大了原来坐井观天的眼界。他多次同我谈到过胡风，并把胡风当时写的一篇文章《死人复活的时候》拿给我看。我从里面仿佛看见一个高大而孤单的身影，它正向着空旷的远方呼唤。是不是阿垅曾经向胡风谈过我的诗，我不了解；胡风后来邀我编诗集，参加“七月诗丛”，阿垅却和我一同感到高兴。
1943年，胡风回到了重庆。一天，阿垅约我一道到天官府去见这位大人物。天官府是郭沫若领导的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的所在地，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同志为国统区进步文化人向国民党当局争取到的一块生存空间，胡风当时在这里当一名委员，经常从乡下进城来这里办公。
这是我第一次同胡风见面，我在他面前显得很拘谨，几乎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他也没有故意同我应酬什么，仿佛我们原来就相识已久，或者昨天还见过面似的。阿垅虽说是他的老朋友，却也不是个健谈家。因此，这次会面实在很平淡，没有给我留下什么特殊的印象。倒记得为沱茶的来历和写法，三人似乎多谈了几句，那时我们已走出了机关，正坐在一个小茶馆里喝茶。
第二次，我一个人到天官府去看胡风。那时刚吃过午饭，他正躺在铺着草席的木床上午睡。我没有去喊他，而是悄悄坐在桌旁等他醒来。15分钟左右，他睁开眼睛看见我，便一骨碌坐起来了，还以埋怨的口吻说，“为什么不叫醒我呢？”此后我在国统区几次和胡风的见面，大都同这两次一样平淡。谈的尽是些和文艺没有关系的家常话，至少我从没有把诗放在口头同胡风谈论过。我总觉得，和胡风在一起，我莫名其妙地爱好起来的诗，在人生中并不具有第一位的意义，应该还有比它更高更重要的意义，那就是做人；有时却又觉得诗是神圣的，神圣得甚至超过了第一位，连口头谈一下都会亵渎了它似的。
三
我在1944年夏天告别胡风，离开了重庆，到1949年夏天在北平与他重逢：这5年间我和他一直保持通信联系。
1947年夏天以前，或者他在重庆，我在岳池，或者他到了上海，我又回到重庆，我们的通信除了偶尔涉及一点排印事务外，大都是关于我的写作的。所谓排印事务，就是当时由于上海的排印工价比重庆贵，胡风曾经委托方然和我在重庆帮助排印路翎的长篇原稿《财主的儿女们》。
经过1944年的一段政治风波，我丧失了复旦大学的学籍，心情十分颓丧，在给胡风的一些书信中，曾经流露过一些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伤感情绪。胡风在几次回信中表示，他“不理解”我有时候的“伤感”；他认为，“人，总是一面失去一面汲收的。重要的是能做点什么，付出点什么。”他还说，“在工作的痛苦与欢乐中间来报答生活（证实自己），这是我们唯一的路。”在写作方面，我当时脱去了《童话》时期的天真和明朗，一度热衷于一些雕琢而又朦胧的意象；胡风也是几次来信，叮嘱我注意保持情绪的自然状态，不要把它揉了又揉，揉到扭曲的程度，同时叫我警惕追求所谓“绮语”的倾向。但是，他从没有具体地教过我怎样写一首诗。我体会到，他始终在希望我、督促我、激励我经过自己的探索和发现把诗写出来。正是这样，我陆续写出了一些仿佛从心里流出来的政治抒情诗，大都由他编在《希望》上发表了。我没有赶上《七月》，却赶上了《希望》，高兴得像胡风在“编后记”里说到过的一只翻过巍峨的土丘仰望蓝天的小蚂蚁。
四
1949年全国解放前两年，我从重庆回到分别10年的故乡武汉，和与文化绝缘的小市民一起，过着熟悉的艰难的生活。胡风这时在上海，除继续出版《希望》四期外，还编就了《七月文丛》和《七月诗丛》二辑。《希望》继续发表了我的一些长诗，《七月文丛》收入了我的第二本诗集《又是一个起点》，《七月诗丛》二辑则收了我的另一本诗集《集合》。我这个时期的一些作品，是我的“不甘心”的一种产物。正如阿垅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一个诗人，一上升到他壮年，不幸就向他底衰老下降了；诗的果实，一到甘美成熟，立刻落下树来，不再更为红丽香甜了。一种最初是成功的诗形式，往往会是最后失败的形式；因为这个形式在它胜利下面停止进军，在他作战之后没有追击，弄得许多大军包括生力军在内拥集到这一狭小的战斗地域以内，战斗力被冻结，诗被束缚了。在他，这是不甘心的；他要突破，为了向上，无限地向上……”
然而，我虽然“不甘心”，却没有足够的自信。特别因为，我同时听到了一些我不能理解的批评。八年的艰苦抗战当时取得了形式上的胜利，而人民的真正胜利还需要认真争取，除了通过解放战争的必然性外，还需要把大后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鼓舞起来。不管客观效果如何，我主观上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意识到这项任务，并且是通过现实生活的血肉感受来接受这项任务的。此外，正如我在一篇序言中写过，“那时濒于崩溃而趋于疯狂的国统区，真不啻一座失火的森林：济慈的夜莺和雪莱的云雀早已飞走了，也见不到布莱克的虎和里尔克的豹，只剩下‘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当历史的隆隆雷声越顶而过，新时代的曙光正从内战的乌云里挤射出来之际，我被席卷在为眼前生存而惶惑不安的灰色洪流中，不能不感到自己十分渺小而无能。大概我在给友人的信中流露出一种渴望献身而不可得的焦躁情绪，胡风在一封信中这样对我说过：
……你经常有一种渴求的心情，对时代渴求的心情，这是好的，但不应失于焦躁。几年来，你底影响是巨大的，那些不着边际的“批评”是算不得什么的。就我所知，《复仇》、《谁》、《美国》、《起点》等在各处被朗诵，《复仇》在北大，且做过化装朗诵。昨夜在一个青年们（内有工人、店员等）的小集会上，《谁》被朗诵得非常有力动人。
能有给予，而且是用着真诚的热情给予的，我们就有义务或责任（不是权利）自信。要给予得更多，要给予更好的，是从自信得来而不是从焦躁得来。我常常想看到你新的产品，但这一年来似乎有什么妨碍了你。培养你底渴求，但不要使它变成焦躁罢……
这里所说的“影响”，我当时一点也不知道。但是，我在艺术上的真诚追求（我不敢像胡风这样称之为“给予”），自觉受到冷遇和误解，不能不对自己的情绪有所刺激，这就是所谓“似乎有什么妨碍了”我。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我在生活性格上，正如在写作风格上一样，长期有着一些不自觉的、或者自觉而不能自拔的弱点：说是缺乏“自信”，实际上往往是对自己的追求及其目标缺乏信心，总觉得自己像是抱着一根浮木，飘荡在茫茫大海的变幻莫测的波谷里，随时准备舍弃自己的一切。现在回顾，想不到我半辈子都没能摆脱那种仿佛灾祸随时降临的不安的心情，然而耳边却时刻萦回着胡风先生严格而亲切的催促声：要给予得更多.要给予得更好！
五
1949年5月，武汉和上海、南京先后解放了。朝思暮想的新时代终于到来了。5月16日上午，我随着解放军的先头部队，从谌家矶（我当时的住址）跑步进城，遇见中原局组织部城工科武汉工委的王晓鸣同志，参加了他和一群青年当天组织的迎接解放的欢庆活动。几天以后，原武汉地下市委把我调到中共中央华中局（原称中原局，后称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工作。
接着，武汉市军管会文艺处通知我，去北平参加即将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同时，胡风也从北平给我来信，希望我能动身前往一晤。于是，6月中旬，我随着由宋之的领导的华中代表团乘船东下（当时平汉线尚不通车），到南京转津浦线北上。在蚌埠车站，和由冯雪峰领导的南方代表团会合，我遇见了阿垅和路翎。胡风近年来在原国统区往来密切的朋友，这次被邀请参加文代会的，就只有我们这三个。阿垅在列车上引我去见过一次冯雪峰，冯是第一次同我见面，当时向我盛赞“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了不起”；我听了只觉得理所当然，并不懂得他的这番话的深意。
6月下旬，我们抵达北平。我住在前门外煤市街春华旅馆，阿垅、路翎住在李铁拐斜街远东饭店，胡风原来住在北京饭店。除了在怀仁堂开会外，我们经常一起去看望胡风。在胡风那里，见到了不少久闻其名的老区作家，听到了不少动人心魄的革命战争故事。胡风这时似乎很忙，没有多少闲暇陪我们逛北平名胜，因为他不久还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不过，我明显觉得，胡风和大家一样，心情是兴奋的，欢快的，明朗的，向前看的，特别是当毛主席、周总理莅临大会之后。记得7月2日，我们去看胡风，胡风见面就问，昨天的大文章（指《论人民民主专政》）读过了吗？阿垅说，还没来得及读；胡风既诧异而又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今后的根本大法，怎么还不读呢？”
当然，胡风也有过不高兴的时候，那是在茅盾关于原国统区文艺工作的报告发表以后。其中着重复述了香港批判的观点，似乎原国统区文艺工作一片光明，就只有胡风几个人要不得，这叫有不同看法而无从表达的当事人怎么高兴得起来呢？但我记不得胡风有过任何怨言，倒是开导似的对我们说，“他（指茅盾）不能不那样讲，只是今后工作更难做了。”大会闭幕后，我们准备束装南归时，胡风的谈话我只记得这两点：一、今后要争取“埋”进生活里去；二、多写作品是唯一出路，但决不要写理论。这两点本身有什么错，我至今也认识不到；而且，路翎倒是认真这样做了，他后来的悲惨下场又说明了什么呢？
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