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在变法时规定：以伍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九家连坐，不告发者腰斩。同时明确尊卑、爵位、等级，贵族所拥有的田宅、奴婢、衣服等，都依照爵位高低而定。使有军功的感到荣耀，无军功的富有也没有光影。注重农业和演兵争战。这些都是商鞅变法的主要措施。
桓范认为；“商、申、韩崇尚人的狡诈智谋，专门推行苛刻的法制。主张废除礼仪，用刑名律法统治天下，因不师法古人的仁政，致使全国各地出现伤风败俗的景象。从这方面看，他们是伊尹、周公和吕公的罪人。然而他们在使人君尊贵，臣子卑下，富国强兵，信守法度，坚持法制等方面还是可取的。以法治国发展到了汉朝，出现了宁成、郅都等酷吏，效仿商、韩，进行残暴杀戮的统治，迎合人君的旨意，争名于朝，争利于市，干尽了祸国殃民的事情。但是这些酷吏在抑制豪强，抚慰孤独贫弱，自身清正廉洁，使官吏出于畏惧忘私为公方面同样存在可取之处。发展到后来，那些所谓的能人，就是一些执法犯法，仰仗权势，不为百姓办事，只想徇私舞弊，等到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又敷衍了事，玩忽职守，做官不担心受处罚，根本不体察同情百姓当中受冤枉的人。这成了申、韩、宁、郅的罪人。”
总而言之，用王霸、黄老、孔墨、申商之术治国，具体情况是有所不同的，适用范围也有所差异，纠正前代流弊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希望能振兴国家、普济众生。每一种方法都不是万般皆准的真理，都存在不能避免的瑕疵，为君者应重点审视其中对治国有利的一面为己所用，更应该认真明察其中的弊端避免犯下同样的错误。惟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而用之”才是君者的治国之道。
（三）王道与霸道之别
王道的统治，是先将祸害人间的暴徒恶人铲除，让人民获得安宁，从而丰衣足食。然后在进行文明道德的教育，通过制定法规、建立刑罚树立国威，让人民分清善恶是非。所以说，最伟大的盛世，是通过多种因素，举国上下同心协力，万众一心，从而使天下安乐祥和，这就是所谓的王者治国艺术。
面积五亩大小的宅第，种上桑树，一个女子养蚕，就可以保证能让五十人穿衣。数口之家耕种百亩之田，就能保证温饱了。饲养六畜，老人就能够吃到肉了。上层的官吏不贪婪，下层的民众不奢侈，苛捐杂税少，徭役也不繁重，当官的不多拿俸禄，不去与老百姓争利。如此一来，各行各业收入均衡，贫富差距也不太悬殊，天下也就安宁祥和了。
所以，作为英明的君王要经常反省自己是否制定了正确的政策，用谨慎的态度地巩固统治地位。宫室舆服按照规定，三宫六院主内，三公九卿主外。按井田制统筹农事，让诸侯来协助管理民众，丰收时不骄奢无度，歉收时才不会感到匮乏，然后设立学校推行教化，为人民大众做出谦恭礼让的榜样，从而使得上下左右和睦相处，不生祸乱，此乃是圣王的教化。
虞舜的时代，大禹先被命令去治理河流，然后又让后稷播种百谷，用契分管教化，让皋陶制订刑法，因而天下太平。
君王的职责是以天为父，以地为母，调和阴阳，顺应四季，使金、木、水、火、土五行合理消长，教养百姓，哺育众生，所以王的含意就是万民向往，作为一国之君，恩泽浩荡，惠养四方，天下人民向往他，因此才称之为王。
成就伟大霸业的国王，治国之术就是能做到君尊臣卑，大权独揽，政令统一，赏罚必信，法令严明，百官尽职，有法必依。
霸主应能为人民除害谋利以富国强兵，在一个朝代衰亡之后，能兴兵讨伐叛乱。如果这两点做不到的话，也要能够做到遵循法度，发扬文明，根据情况制定有效的制度，因时制宜，从方便、有利出发，建立功勋，成就霸业。
总之，王道的治国之策就是用仁德来统治天下，而霸道则严以法治，强调依法治国。
（四）黄老之术乃真正的帝道
黄老治国之术也就是无为之术，所谓无为《文子》上说：“无为，不是什么事都不做。无为就是指按规律办事，借助一定的条件去夺取成功，也就是说，要顺其自然。”由此可知，能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什么事情都能做成；利用众人的力量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圣人办事，无不发挥各方面的优势，并善于合理利用它们。所以，既有才智，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圣明；既勇敢，又善于向人请教就是优胜。
商汤和周武王虽是圣主，却不能和越人一起乘游艇，泛江湖；伊尹是贤相，却不能和胡人一道骑野马驰骋；孔、墨虽然都是博学的圣人，却不能像山里人那样钻山入林，穿越险阻。所以说，一个人的智慧是有限的，虽志在四海，胸怀天下，但不善于利用众人的智慧，只靠自己是走不多远的。因为一人之智，不能穷尽全部真理；一人之勇，不能无敌于天下。作为君王，坐在高堂之上，就能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其奥妙就在于他能由此及彼，认人知人，把别人的优势变成自己的优势。正如《吕氏春秋》上所说：“天没有固定的形状，而万物才能生成，圣人不是事事都亲自动手，而是使官员各尽其能，这就叫不教而化，不言而行。”
不教而化，不言而行，是一种内在精神使然，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驱使。文子云：“三个月的婴儿不懂利害，然而慈母之爱却那么深厚，这是因为至情使然。”所以说语言的作用小，无声之言作用才大。文子亦云：“不说话就能使人相信，不施惠就仁爱，不发怒就威严，这是内在精神使然。施惠才能做到仁爱，说话才能让人相信，发怒才能让儿感到威严，这是人的真诚的作用。施惠也做不到仁爱，说话也不能让人相信，发怒也不能让人害怕，这是由于外表虚张声势的缘故。”
治理国家，施令频发、严言警示未必能有所为，反之，则未必有所不为。皋陶虽然是个哑巴，但他作大禹的最高法官时，天下没有酷刑；师旷是个瞎子，但他作了宰相后，晋国没有乱政。
正如庄子所说：“天地有伟大的美德，四季有严格的界线，万物有各自的规律，但它们都不说话。圣人无为，更高的圣人寂然不动，他们都在效法大自然。”
像这样不言语就发出了命令，不观望就无所不见，就是圣人所要师法的。这就是黄老的治国之术——无为而治。
文子由此而言：“圣人所师法的是‘道’，所做的叫做事道。就好比金石，只有一个音调永远不变，而事就像琴瑟一曲终了必须改变调韵。因此虽说法度和礼乐，都是治国的手段，却不是"道’的本体。”
例如：从前曹参在齐国当丞相的时候，他运用黄老的治国之术，使齐国十分安定繁荣。当他要代替萧何当汉相，要离开齐国时，特别嘱咐接任他的人说：“我把齐国的司法大权托付给你，希望你谨慎行事，切勿频繁地使用刑法。”接任的人反问说：“难道这些比治理国家的事还大吗？”曹参说：“不。刑律、监狱是涉及到社会所有事情的工作。如果频繁使用，那些作奸犯科的人就无法安置了，所以我把这件事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知，由于秦法过于严酷，所以天下反叛。由于汉武帝刑法森严，所以冤案众多。法治的弊端也即如此。《道德经》说；“我无为，人民就自我教育；我宁静，人民就自愿地走正道。”曹参就是这样用黄老之道作为他治国的根本，而把其他举措放在次要地位。太史公赞美他说：“曹参作为汉朝的宰相，清静寡欲，为政合乎黄老之道。当老百姓终于摆脱了秦国的残暴统治后，他能给百姓们休养生息的机会。因此人民大众都称赞他的美德。”
综上所述，真正的为君之道就是黄老之术。黄老的治国风范，是君者应该细品善用的。
（五）孔子的“七教”和“三至”
孔子乃贤哲之人，崇尚仁义道德，倡导王道治国。
孔子对曾参说；“英明的帝王内修七教，外行三至。七教做到了，就可以使内政得以巩固；三至做到了，才可对外征伐。明主的防守，能御敌于千里之外；一旦率军出击，必将凯旋而归。”
所谓七教，孔子如是说：“做君王的敬重老人，臣民就更加孝顺；做君王的尊敬年长的人，臣民才会重视长辈；做君王的乐善好施，臣民才会充满爱心；做君王的亲贤爱才，人民才会择善而交；做君王的讲究德行，臣民就光明磊落；做君王的不贪得无厌，民众才不会争名夺利；做君王的谦逊礼让，臣民才会节操高尚。”七教是治民之本。君王作为臣民的表率，率先明确了教化的原则和意义，臣民就会跟着实行，从而从根本上匡正民风。这就是表率的作用。
英明的帝王治理天下时，一定先将部分土地划分给诸侯，让他们分别治理归属的土地。然后让有关主管部门按月检查，按时考核，选出有才能的人，剔除掉不良之辈，这样做，贤德之人就高兴，无能之辈就会感到畏惧；同情抚恤鳏寡；抚养孤儿；救济贫穷；孝顺父母、敬重兄长；选拔人才——做好这七项事情，四海之内就不会有犯法的人了。君王爱戴臣民如同手足之于腹心，臣民爱君王才会像幼儿爱慈母；君王守信如同年四季一样准确无误，人民之守信才会如同寒暑一样精准。君王的德性高，才能视远着近。兵革未动就显出威力无边，不施利害就使人愿意亲近，这就是为什么明君可以御敌于千里之外的原因。
所以，君王能善待子民才能成就大业。臣民是君王称雄称霸的根本。从前，管子对齐桓公说：“你想称霸，成就大业，那就必须从根本上做起。齐国的老百姓就是你的根本。人民担心挨饿而赋税太重，人都怕死而刑法过于严酷，人怕疲劳而上面动不动举办各种活动。你要减轻赋税.放宽刑律，只在必要的时候举办活动，只有这样才会人心安定。人民安心了才会辅助你成就霸业。”
对于“三至”，孔子说：“最高的礼不谦让，则天下大治；最高的赏什么都不花费，则士人喜悦；最高的乐没有声息，则天下和谐。”理由是，以前英明的君王对全国的名士了如指掌，既知其名，也知其实。然后才把权力和地位授予他们，使他们受到世人的尊敬，这就叫“至礼不让而天下治”。用利益和俸禄使天下的士人富有，这就叫“至赏不费而士人悦”。好的社会风气因此而得以弘扬，所以“至乐无声而天下和”。由此得出，天下最伟大的仁者，就是能够凝聚天下人心的人；天下最伟大的智者，能用天下人的合力；天下最聪明的人就是能够起用最有德才的人。所以，仁者的最高原则是爱人，智者的最高原则是知贤，执政者的最高原则就是善于用人。有德之君如果能完全做到爱人、知贤和善于用人，那么举国上下都会服从命令，听从调遣，人人奋勇向前，也就能御敌于千里之外。明君之所以进行东征西讨，是因为天道要废弃昏君，借他之手将其铲除，改革其政令和统治，但却对其灭亡要表示哀悼，也不剥夺其财产，使其管辖之地的民众不因征讨而遭殃。所以明君的征讨就如同及时雨，降落在哪里都能受到欢迎。这就是正义之师，这就叫凯旋而归。因而扬雄说：“六经的道理，贵在社会未乱就加以治理，军队未动就已经胜利。”
这就是孔子的“七教三至”治国之术，追求以德治国，推崇以仁待民。这也是王道的本质，是明君治理天下的根本。
六、取长补短治国家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大都对治国安邦进行过理论研究，都有一套颇有成效的治国方略，但诸子百家又各不相同，各有短长，君王在具体应用时应根据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综合运用各家各流派的治理手段和政治智慧。
（一）用教化进行统治
在很早以前的古代设立帝王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天下人总是以强欺弱，以诈欺愚，因此才设立天子来平衡他们。但是无论多么英明能干，也不能普照四海，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治理其不能顾及的地方。又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不能切实感受到天子的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治理、教诲他们。
总之，通过教化，利用人品来治理天下事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以德治国有时确实能收到良好的治理效果。
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状态，是因为有道德。”
有德才会有得，在治理国家时适当的采用德治可以帮助君王实现自己的愿望。
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得到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宽容与严厉都要做到。所以守业可以依靠宽容但不可靠严厉，严厉不能像宽容那样使国家稳固；宽容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用严厉的不如像宽容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令，能做到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义待人，就是文诛。以上三种方法作为国策在实践在执行，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所以《尸子》认为：“德，就是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义，是天地万物各有所宜；礼，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宜，井然有序，就是最大的仁。”
君王如果能做到德、义、礼、仁，国家就一定能井然有序。
文子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百姓就会追随；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但只要危害一个人，百姓就会反叛。所以任何举措的出台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又说：“人无廉耻就无法治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约束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所以明君在上，应将爱憎明白地显示给天下，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远避他。不随便动用刑罚，同时要修礼义，任贤能。”
（二）靠农业安定国家
作为君王，要使自己国家稳定得坚不可摧，必须重视各方面的治理，尤其是对农业，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没有良好的农业就不会有好的政治。国库里连粮食都没有，国家怎么能稳固呢？所以，农业的发展是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
要想使国库内的粮食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农业，充分利用土地。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过去少，也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但粮食和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还有余力，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百姓可以升官，有罪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财源富足。不过三年，入库的粮食就会多起来。”
只有当百姓丰衣足食才会少生事端，只有储备的足够的粮食，国家才能抵御饥荒和灾害，只有当君王真正重视农业的发展，才能使国民真正认识到农业的作用。
汉景帝下诏说：“崇尚奢侈，将损害农业生产；华丽的刺绣会伤害民陶纺织。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纺织受到损害就要挨冻。饥寒交迫而百姓不为非作歹，难啊。我要亲自耕作，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以供奉宗庙，来带动天下民众.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使衣物和粮食.都有积蓄，以备灾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