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思想界开始自觉地把英美的“统制”与德意苏等国区分开来。张君劢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独裁”政治：
独裁政治的发生有两个阶段，一九三○年以前的独裁是一回事，一九三○年以后的独裁又是一回事。一九三○年以前因为革命的结果，故流于独裁，如苏俄意大利是。一九三○年以后情形与前绝不相同，……而英美独裁政治纯粹为经济上之原因。
这使得思想界的知识分子更容易肯定“统制主义”的积极意义。
“统制主义”的第三层涵义指，它是一种肯定“统制”正面意义的政治思潮。“统制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成为肯定政府权力干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正当性的政治思潮。萨托利曾指出，“极权主义”是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是指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政治统治的正当性的信仰和推行。确实，当时思想界大都认为，国家干涉和介入非政治领域是正当的，是“有计划”的表现，是对自由主义导致的社会无序的反动。那时“统制”是一个褒义词，代表了世界政治的新方向（而“资本制度”、“自由市场”等则含有了贬义），不象今天我们提及“极权政治”时往往赋予了它太多的罪恶和反人性的负面含义。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在民主与独裁论争中，即使那些民主论者（如胡适、张君劢等）也对“统制主义”颇有好感。实际上，“统制”思潮成为了思想界的主流声音。
三、“民主政治在危机中”
“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经与“科学”一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学习的理想。然而当初倾注了五四青年梦想与希望的“德先生”，却在一战后的西方世界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再生》的邹文海曾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现实是：
以前一致崇拜的民主政治，现在有人怀疑，以前被压迫的劳动阶级，现在要起来独裁，支配财阀的命运了。在这样伟大而剧烈的转变中，代表制度也跟着动摇起来。独裁制度的勃兴，使我们不禁怀疑民主是否最高的理想，而代表政府能否实现民主的理想？旧的度量既已失去了功用，新的标准又已代之而兴，一切旧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到现在重新有引起激辩的可能。
到了30年代，这些衡量政治的新的标准已经逐渐成型（比如是否能顾及到社会的公正、是否能保证行政的效率），而对于民主的批评也达到了一个高潮。再加上当时民主国家纷纷向“独裁”政治学习的现实，自然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理解“民主”提出了新的难题。“五四”时期对于“民主”的理解属于一种“高调的民主观”，“德先生”成了“德菩萨”。而30年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使得这一救国的理想从天堂跌落到人间。思想界对于民主的态度开始分裂，一些人仍然在维护作为价值和理想的“民主”的地位，另一些人开始倾向于“低调的民主观”，试图通过制度改革“修正”民主制度。
1对西方民主制度的反思
费边社的拉斯基在中国的思想界曾造成了极大的反响。对于民主制度的危机，拉斯基在30年代的著作《民主政治在危机》中，做了详细的论证。当时，思想界的“民主过时论”就是受到了拉氏的影响。这位曾经倡议民主、宪政原则不遗余力的思想界的导师，显然也是受到了时代趋势的指引，转而开始批评民主政治。
拉斯基指出，“今天‘代议制度’的衰落已经体现在各个方面了”。从选举本身存在的问题来看，“选举”已经越来越沦为一种形式。行政机关已经掌握相当的立法权，同时文官制度在国家内的权力在不断地扩大，这都使得立法机关的权力不断流失。他更为看重的是民主已经无法代表“平等”的精神。民主的基本原则本应该是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但是今天民主政治却是代表了特殊阶级的利益。他希望人们注意到民主的确立与产业革命所引起的资产阶级势力的强大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是在同贵族的斗争中，逐渐确立了代议制度，因此民主制度从其开始，就与资本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虽然代表的只是特殊利益，但是民主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下是可以存在的。拉氏特别指出，19世纪的种种现实为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国的扩张提供了条件，正因为有广大的殖民地为其后盾，为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的民主制度，才能维持其存在，可是随着劳动阶级意识和殖民地人民自主意识的觉醒，这种条件已经不存在了。
他认为代议制表现出的种种衰落迹象，实际上是民主政治“精神”的根本危机。如果维持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已经根本动摇，则它的危机必然是致命的。拉斯基指出，民主制度在19世纪曾经造就的辉煌，在20世纪难以再现了。
当拉斯基宣布民主成立的各种条件在20世纪已经渐渐改变的时候，当他断定民主赖以存在的精神基础已经瓦解的时候，无疑也表明民主已经不适应时代政治的方向了。这对于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是巨大的。思想界内部对待民主制度的态度于是发生了分歧：民主制度受到的挑战究竟是根本性的，还仅仅是枝节的？否认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是否就意味着必须接受独裁政治，还是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这些问题纠缠在一起，集中体现在民主与独裁的各种言论中。
2“民主”：制度还是价值？
拉斯基是将资本制度与民主政治相联系加以讨论的，资本制度的危机与民主政治的危机是相伴相生的。故而，当时有一种看法，认为资本制度过时了，因此民主制度也过时了。但是，思想界的民主论者，大多还是认为应该把资本制度和民主制度分开来，资本制度的破产几乎成了思想界内的“共识”，但是民主政治却不能简单地视为资产阶级专有的，民主仍然具有普遍的适用性。
《再生》群体大多仍持“高调的民主观”。朱亦松指出，民治主义乃是一种高尚的共同生活理想，适用于导率人群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其社会生活。一切人类的活动都可以由“民治主义”的原则来安排。自由、平等、博爱的人类理想，都可以在“民治主义”的旗帜下实现。他承认现实中民治主义遇到了一定的反动，不过这丝毫无损于它是合乎人性的理想。邹文海也附和此论，“民主政体恐怕要比其他政体更为合理”。这是因为民主最能保障人民的利益，激发人民的爱国心，最合正义的原则。既然“民主”最合于人的理性，那么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就只是暂时的，由这些暂时的困境就否认民主制度，则显然是缺乏远见的。在邹文海的观念里，民主有两个层次：一个为其现实的实践，一个为其作为合乎人性的理想。实践的民主固然可以遭遇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的种种反动，但是作为人类理性的民主却是普遍适用的“善”的代表。
张东荪承认“民主是一种生活”，他也特别重视民主背后所体现的自由平等的精神。他以目的和手段的不同来区分民主与专政，“我只认为民主政治有精神，因为专政注重在实用与政权的行使。所以专政本身不能成为一个目的。民主政治与自由平等是分不开的，所以民主政治是一个精神，而专政仅仅乎是一个手段。”以目的和手段来区分民主和专政是良有用心的。张不得不承认民主政治在应对危机的时候是缺乏效率的。正如国家社会党的宣言中指出的，“当一个国家在紧急的时候自然容不得发言盈庭、日中不决的事情出现。我们亦承认普通的民主政治诚有效率迟缓与力量分歧的弊病。”但是英国战时内阁的形成却使得他相信民主与有效率的政府并不矛盾，“即行政效率的加高，实在与民主政治根本上不相冲突”，甚至可以说，“这样的政府所以能集中权力正由于根据民治主义的真正精神。”如此，他调和了民主的精神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显然仍在极力维护“高调的民主观”。
3民主政治如何有效率
张君劢承认民主政治的基本原则需要保留，但是必须对于议会政治的流弊加以“修正”，这已经倾向于一种“低调的民主观”了。“国家社会党”的宣言关心的是民主如何能够造成强力有效的政府：
以议决行政大纲之权揆诸于国民代表者，所以尊重民意，而不许政策之朝令夕改也。评定政府之责任，以计划之能否实现为限，而废止不信任投票者，所以便政府久于其任也。确立文官制，然次长以下不许更动者，所以防政客之猎官与党派之分赃也。议员中加入专家，行政计划由专家定之，所以使行政趋于专家化或科学化也。
这个修正民主政治的计划，大体本着英国内阁制在30年代得到强化的经验而来。张君劢等人希望保持民主政治，但是要求以“统制”的手段加入到民主的制度中来，并且在不同的领域应用不同的原则，“国家政事重在效率，贵乎敏活切实，社会文化欲其发展，当任其自由歧异，以此为集中与开放之分界。”
张佛泉、萨孟武等人则明显持“低调的民主观”。他们都是试图合理分配行政和立法权力，以制度安排来增强国家的能力。张佛泉指出，一方面“权力”固然需要集中才能保证政府的效率，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民意机关对其进行有效的规范，这样就既可以保证政府的强化，又可以防止权力的滥用。他指出国人对于政治的理解有根本的误区，“不懂得利用议会作为节制机关”，“不懂将行政置于立法缰绳之下，然后再以行政驾驭立法。”议会只是把握最根本的“权力”规范的范围，然而在合法的范围内却必须给予行政以权力集中的意志，并使其在很大程度上能驾驭于立法权之上。同张君劢等人一样，张佛泉对于英国内阁制度的评价非常高。在他看来英国内阁制的增强，就符合“将行政置于立法缰绳之下，然后再以行政驾驭立法”的原则，从而使得民主政治必然造就一个强大、有效率的政府。
《时代》的萨孟武引用了卡尔·施米特的观点来说明，“独裁”就是以“法的手段”实现“法的规范”。实际上，承认权力的行使要集中、有效，而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才有保障。在解释孙中山“权能分治”理论的时候，萨氏道出了如何以民主政治造成强力政府的深意。他说，“原来权能分别的精神，根本和权力分立不同。后者欲收制衡之效，前者欲谋权力统一，以造成万能政府”，“这种制度是将民主与独裁政治结合起来的，所以一方面与民主不同，政府不必时时刻刻受了议会的牵制，同时又与独裁不同，政府不是永久不受民意的制裁”。张佛泉和萨孟武的观点都是以“立法权”作为最后的原则，而以行政权力的有效应用保障国家的政治能力。这是“修正”民主制度的一个方向。
四、“思想界”对现代政治的理解
“民主”与“独裁”论争中，各方立场不同、意见纷纭，然其背后都有一共同趋势，即试图探索“现代政治”的内涵。只有澄清了这一点，我们才不至仅限于他们表面的论据与立场，从而更好地理解思想界的核心问题。大体上“现代政治”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1“统一”：中国政治走上正轨的前提
“统一”是思想界在上世纪30年代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时代》的田炯锦曾在20年代对“分权”和地方“自治”颇有研究和倡导，然而到了30年代他却从他对美国地方制度的研究中，得出了中央集权才是现代政治的趋势。由提倡地方自治到强调中央权力集中的转变，正是时代思想动向的体现。“九一八”事变之后，举国在反思“国难”的病源，并纷纷要求以“统一”救国。张其昀说，“中国的病源在于不曾统一，因为国家不曾统一，所以各省未密切联合，人才未尽量利用，国力不能充分集中”。因此，如何促成中国的统一、造成举国一致的意志，成为了中国摆脱“国难”耻辱的唯一途径。
中国地方的四分五裂是阻碍“统一”的最重要的因素。当时思想界认为“省界”之分离、武力之割据为造成中国无法统一的根源。蒋廷黻和吴景超都是主张以“武力”来统一中国的，吴景超从中国历史的经验而主张“武力统一”。蒋廷黻也指出，破坏中国统一的是“二等军阀”，主张以“更大的武力”来打倒二等军阀的割据，以暴力来消除暴力，才能得统一。
然而，更多的人要求“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而不取决于武力”。陈之迈认为“统一”即是“向心力大于离心力的局面”。所谓向心力也就是要能够结合全国政治力量达成“共识”，从而共同奋斗的态势。这种政治向心力，自然不能通过“武力”强迫造成，必然由大家的“共识”自愿形成。胡适主张以一整套现代化的理性的制度，即国会制度、考试制度，以及专家政治等来达成统一，“政治的统一必须建设在平时的维系全国各部分的相互关系的政治制度之上。”
当时思想界普遍认为，以“武力”还是“政治”来解决国家事务中的各种争端是判别中国政治是传统还是现代的标准。“武力”政治是落后、野蛮的，而政治解决则是现代的、文明的。胡适主张外交走“国联路线”，寻求在世界规则的范围内来解决中日的争端，也正是希望以“政治”解决问题，而不是通过战争的“武力”方式来解决。在“曲线外交”的背后也正有追求现代、文明政治的隐情。
以政治解决谋“统一”就成为中国走上现代政治轨道的标志。唯有中国先“统一”，政治才能上轨道、经济才能有发展，才能跻身现代文明国家之列。胡适欲使中国具有“国际之资格”，其深意也在于此。胡适尝自述其政治上之目标，“我们要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可见国家的统一及其现代化，在胡适的政治目标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上世纪30年代胡适于鼓吹“统一”不遗余力，痛斥各种地方的割据势力和各种破坏统一的倾向，同时又一再强调“政治”解决的重要性，都要放在思想界对现代政治的理解的背景来加以认识。
2“效率主义”：现代政治的尺度
1930年代，思想界有一种趋势，即把“政制”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对行政效率的关注，把政治学转变为行政管理学。
这股思潮认为现代政府的一致特点应该是：
就动的方面说，便是他们有高度效率的功能；就静的方面说，便是考铨制度的树立。是的，效率是测量现代政府机构的唯一尺度。效率比例高的，才是现代政府；效率比例过低的，便称不起“现代”两字。
“现代政治机构的树立是比较近乎机械性的工程”（蒲波语），这个比喻生动说明了“效率主义”是现代政治的一般特点。因此，许多人反对“民主”与“独裁”的论争，在他们看来，政制形式的讨论是无效的，问题在于提高政府的效率。
“五四”传统的另一面旗帜—“科学”—在1930年代的发展，是我们理解这一思潮的另一个重要线索。1930年代，要求以“科学”来衡量国家的各项事业，已经渐成主流。秉志强调，国家的一切事务都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中国应该把“内政、国防、教育、实业、经济、交通，等荧荧大者”都交与科学家来担任重责。此种“科学救国”的理想是当时一种普遍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