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军东征”不能少了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都有解构历史和革命而回归历史真实和生活原态的文学追求，但陈忠实是现实主义渗进荒诞意识和民间神秘传说的人性悲剧的展示，世事无情和人性复杂饱含了历史文化的沧凉和近代中华民族深重的忧患。高建群在作品中注入的是野性的激情，他试图激活织结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生命力，有革命浪漫主义的一种张扬和粗犷。高建群认为毛泽东带领的长征队伍点燃和搅动了陕北这一块化外地域蕴育了几千的野性之火和叛逆精神。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努力发掘的就是陕北这块黄帝故里所蕴藏着的深沉的生命力，正是这块野性的土地在几千年历史动荡中未被封建礼教完全浸淫，成了革命烈火的策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复杂而严峻，不是以往英雄主义的高大全，革命的伟大悲壮是和卑鄙庸俗联系在一起。高建群笔下的刘志丹、毛泽东都不是某一方面的以偏概全，有自己的思考，还有对民族革命反思中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和忧虑。对故土和国家民族的忧愤贯注作品的字里行间。三代人、四个家庭的庞大人物谱系几乎写到了整个陕北和中国革命的好多方面。同时《最后一个匈奴》还是一幅陕北民情风俗的长卷，写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欢乐悲伤和艰难处境中的生活本相。正如张承志《心灵史》里那个回族老汉说的，人活着要有点“念想”，人总是为自己那点卑微渺茫的生活期盼活着。杨贵儿一生的目的是积攒每一分钱能用石条圈修自己的窑洞，但最终是死不瞑目；杨蛾子大半辈子只在苦苦等待红军伤兵哥哥的回来。就是那么一线微弱的光亮在照耀他们卑微苦难的生活和心灵，但上苍很少慈悲。人类各自的生存不仅和脚下的土地相拥抱，还和国家民族的兴亡共忧患。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从生命意识和民族历史的远古血脉里去发掘粗豪、倔强不无野性的陕北民情和奇特的文化传统。其对人性和命运的描写接合那场伟大的革命展示了悲壮而残酷的生存景象。能够震撼人的心灵，引发人们的沉思。因此，《最后一个匈奴》的编辑朱珩青从张扬原始生命力，摧毁旧时代对人的抑制和内在灵魂的批判，张扬激情以及主观意识很强烈等原因，将高建群的创作比之于20世纪40年代的路翎和当代的莫言。
“陕军东征”的命名和作品性描写的泛滥，引起了许多指责和批评，面对读者的抢购和大家的阅读感受，进行了极为热烈的争议。而且分歧很大。但像《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不论怎样，其文本因为对中国20世纪的生动描述和反思都可能是要传世的。
京夫的《八里情仇》和程海的《热爱命运》都集中写的是苦难和命运。两部作品分别以陕北和关中不同的人文背景和生存处境展示了老百姓曾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生活，对“左”的危害和“文革”以来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笔进行了艺术化的解读和描写，并把人们推向了当代商业化冲激下人们面临的社会挑战和现实困境。新时期大家评价很高的《芙蓉镇》对“左”的反思只因其历史地位而显得十分突出，其实，《八里情仇》、《热爱命运》等作品某种意义上比《芙蓉镇》的反思和触及生活深层的东西要丰富和深刻一些，文学性也更强。《热爱命运》着眼于心灵流程，从正面的世道人民去悲悯弱小和受伤害的人们，突破敦厚的儒家伦理道德，张扬人性，关怀情爱。将情感融注于日常生活和历史流淌出来的人和事，带着微笑和乐观走向未来的阳光和人潮中。社会现实环境的虚化并没有妨碍油画般的关中人文风情。《八里情仇》从“文革”恩怨写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后仍然摆不脱的命运磨难。不像贾平凹80年代写的商州生活那么清明或者生活忧伤里不无优美的田园情趣。荷花的命运始终伴随着苦恨情仇。其实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有时阳光下的黑暗是看不到的。苦难来自艰苦的自然环境，这在西部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的底色；再加上天灾人祸、情欲苦恨，灾难就更深重。命运和苦难相伴随，几近宿命的无法抗拒，在动乱和荒唐的年代牛马人生的农民命运更是悲惨，社会的悲剧演绎为个体人性和生存的悲剧。《热爱命运》描绘的关中平原的风情油画，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少有人静下心来品味。《八里情仇》的故事情节可能会淹没了作者对人生、对生命、对存在的理性思考，但作品留给有生活经历和热爱生命的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荷花这一个人物，身上所有的生活真实，命运与人性的交织，直逼《白鹿原》中田小娥的赤裸人性和直接的文化批判色彩。善的苦难（荷花）和恶的痛苦（左青农）挣扎在人性和命运的苦海里。陕西作家的作品是有互补性的，《热爱命运》之于贾平凹笔下的商州生活，《八里情仇》写人性的悲惨之于《废都》的颓废，《最后一个匈奴》之于《白鹿原》的历史理解和对“革命”反思，等等。陕西作家其整体的实力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陕军东征”的事实说明许多，但这一些作家的创作和努力及其文本的存在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也不能完全指认为“赝品时代”的赝品。
陕军东征和西部文学
陈忠实的《白鹿原》，程海的《热爱命运》，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老村的《骚土》，六部作品各领风骚，共同呈现了文学的丰富和陕西作家的多重努力，给我们展示了三秦大地历史文化的深厚。还有山川景物的奇异，特别是在北与大漠、陇西远交新疆青藏的历史交融和草原与农耕文化的互补中，也给了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人文和地域自然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的深层意识使陕西作家背负着时代的焦虑与责任心努力前行。文化也会作为陶醉的满足，使人们感到一种对生命和自然的超越。特别是在生存和时代的困苦中，文化使人们超越物质生活和庸常人生，努力追求理想和意义世界的崇高。这一点在陕西作家身上表现得很充分也是最难能可能贵的，不论是路遥、陈忠实的守诚，还是高建群、红柯的另类张扬、贾平凹的禅宗颓废。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我们都能品味出深切的历史感、文化感，由此而升腾起的民族意识和现代焦虑。相对于幸福和欢乐的主题，人类文化和艺术的另一个主题就是苦难。人的苦难是人性获得的自我的确证和文学丰富的表现。人同自然以及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人在历史过程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人对自身及未来的追问及焦虑，以特殊的历史形态而存在，以现实的悖反而让人们不断迷失和反思。文学永远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所以说陕西作家远接历史，近承五四人的文学的倡导，在与中华民族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和荒谬之后，他们的笔下积攒了许多民族的苦难、生存的沉重和人性的呐喊。他们的作品是否深刻、伟大，是否是史诗，评价未免太早，但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人们活着的真实背影，还有作家不无沉痛的认真思考。
西部文学应该说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范畴所指，既是一种民间意识之上文化流行风的标指，正如前文提到的80年代以有关“黄土地”和西部风情的影视歌舞等艺术所引领。西部文学又是政策引导下人们自觉与不自觉的张望和自我意识，从最初的开发大西北，到愈演愈烈的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带来中央政策平衡的措施标举。外在于西部的人们在一种好奇与优越感的潜意识里张望西部，像张贤亮在宁夏出卖荒凉的西部影视城一样，追随西部影视歌舞的流行，文学也成为了最普遍最简便形象的媒介，赢得了最广泛的阅读群体。生活于广袤西部的人们又在不同心态下借用西部的名义来策略性达到自己的目的。陕西在西北历史文化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西安代表着历史文化的悠久和深厚（许多评论“陕军东征”的意义和文本分析都强调了这一点），北京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象征着权力，上海等沿海城市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商业发展的现代化努力，在当代的中国格局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是“陕军东征”和更大范围西部文学成形和命名的大背景。文化、历史、政治、时代发展和民族心理及其地域人文特征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都对我们认识西部文学和西部文学发展到90年代出现的“陕军东征”有不同的意义和启示。
西部的每个民族都各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品格和生活风俗，又不同程度地与陕西长安有一种疏离中的亲和。这一点从高建群、红柯等作家身上可以得到部分认证。一方面秦汉盛唐的文化交互作用中的多民族融和，有时也是对边疆其他民族的渗透和影响，另一方面是草原部落和马背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掠夺，不断注入陕西在内的中原文化新的刺激和活力。所以说西部文学的丰富在于广阔的地域包含了丰富的地貌风情，又有不同民族各自的历史文化的兴衰和相互间的冲撞和交融，这使西部文学显得丰富多彩、神奇瑰丽。陕西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既根深蒂固，又处在多元相接触的历史核心地带，发展到当代秦地文化就显现了独特的人文气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是陕西人生活感受最充分的经验，不要说陕南山野，陕北黄土高坡，就是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大地也遇不得天灾人祸（因为周围的掠夺者大多都盯着这块丰产棉粮的平原）。灾荒与战乱经常发生，但陕西人又爱故土，这一点可以说是怀恋乡土的中国人之最。秦腔、信天游还有不登大雅之堂的酸曲打发了许多劳苦、孤寂和生活里不多的渴求和念想。南宋以来如果说江南文风很盛，那么陕西人骨子里有一种文化的神圣感，这一点还不像孔子故里山东的“学而优则仕”的追求。当然，陕西人看重读书和文化也有很强的功利性，但他们同时又把断文识字当成文雅事，加上生存环境又不是很丰裕，所以要有钱有闲有能力读书学习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供养读书人或使自己的后代能识几个字。因为陕西人内心深处有一种自豪，是把自己看成秦汉盛唐的子孙，以文化历史自重，这一点在普通农民身上都是很明确的。如此，你就不难理解《人生》为什么会产生在陕西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还有师辈的柳青他们把创作看得那么严肃和神圣。不是简单的农耕文化，而是生存的艰难和历史文化的沉重使这片土地显得深厚。同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陕西少有人在文化意上背离传统的新型人物，去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什么五四只有一个保守的吴宓在活跃；就是创造社的郑伯奇也未能像郁达夫、郭沫若那样张扬个性。陕西人出生的时候就带有浓重的土地意识，与最古老的历史文化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他们只有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里才能有农民的不顾一切。毛泽东是红太阳，陕北民歌里没有科学和民主，只有起义造反打天下的英雄情结和解放其他富饶土地方的向往。同时，他们又有民族大义的家天下的古老传统，“西安事变”发生在陕西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会比国土沧丧更严重。
当你这样把思绪伸进历史，把陕西人“耕读传家”本分思想的倔强和执著读懂了的时候，将20世纪世界不可思议的发展变化和中华民族的忧患及其艰难的文化转型（至今还未完成）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理解陕西作家的悲壮和“陕军东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五四以来人文价值和观念转变中无法忽视的意义。借用萨特的话来说：“现象的存在显露其自身，它就像显露紧密联系起来的系列而已。”
哗变和坚守，这是“陕军东征”矛盾悖反又完全孪生统一的两极。“陕军东征”是一个大事件，从正面具体来讲，首先是陕西作家取得了长篇小说创作骄人的成绩；其次是历史叙事的宏大多样和地域历史文化的丰富展示，给中国相对寂寞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动；最后一点，是西部文学在90年代初以“陕军东征”的强劲势头，以其奇异的文学想象加上民间文化的滋养，再加上把“性撕开来写”的人性方面突破禁忌的大胆，最终赢得了全国范围的阅读认可，借80年代以来文化流行西北风的影视歌舞，在张贤亮、昌耀、周涛等作家雄起的西部文学里撑起了陕西作家的大旗，引发了一场更大的西部文学热潮。至今西部文学还是个全国文学的热点，像2002年下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个西部男人写的五本“西部情丛书”。从相反的意义解析“陕军东征”，这是一场哗变。这就是说历史文化最深厚的陕西这片土地上的作家放弃或部分放弃了原有的操守和坚持，向文学的商业化作出了妥协或者说让步。媒体的借机炒作和作品里性描写的泛滥都是利益的驱动，无法否认招徕大众读者的事实，这是文学在当代处境中，特别是中国市场化发展到某一阶段必然的选择。把作家作品和陕军东征放在文化转型和文艺思潮流变中来研究，既可以从宏观方面把握，又不失对作家作品的细微分析。贾平凹《废都》出版前的大肆渲染和陈忠实谈《白鹿原》创作情况时的夫子自道，都是说明了这种妥协和对市场大众化审美趣味的投合。所以说“陕军东征”的哗变是自我坚守在社会风气发生转变的文艺思潮中主体精神和理性节制的放弃。
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中，陕西作家被社会抛离中心的失落无法否认，内在的焦虑和长久的寂寞使失落者向中心张望。这张望有意无意地促成了陕西作家“陕军东征”的努力，构成了当代文学奇异的风景线。进一步来说，“陕军东征”又是中国文学的整体哗变，是左翼文学以来文学始终高扬时代精神和政治意识的，最后一道拦洪坝的溃决；是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冲击下文学走向90年代多元分裂流变的最后冲锋号；是80年代张扬和坚守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神话的被解构，文学走向了市场价值和个体体验抒写的大众审美与消费文学。强调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作家的个性化和文学艺术的软性功能。这里一定不要误解，80年代文学的多种思潮发展流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其主流还是强调社会意识和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而不是思想或方法）支配着文坛，90年代以来文学的政治色彩和文学崇高的严肃性被消解，文学更多地走向了世俗化、生活化和个人化，而这一切更多地被市场和读者的趣味所左右。这一点在“陕军东征”的前后是一个最明显的变化。从陕西作家来说，《创业史》的追求被陈忠实们丢弃了，《平凡的世界》路遥所珍视的东西，也被《白鹿原》《八里情仇》《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们以各自不同的创作变化所解构，贾平凹也背弃了《满月儿》一直到《浮躁》描写乡村田园的审美追求，从《废都》开始去写饮食男女的庸常情欲和心灵的卑俗丑陋。有人说这是真正地以性为本位来展开对知识分子生存本相的大胆探索和描写。这一切标志着一种本土化的消费文化的已经形成并达成共识。形而上来批评这是追问“现代性”。直面大众文化的庸俗我们可以指出当代文学对市场或市民文化的皈依和顺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