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们是否在文学与哲学的现实关怀的意义上认识女性的悲剧？女性的悲剧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历史文化的积累使人类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时期，但人性的黑暗仍然无法消除，甚至还在一定意义上在恶化。理性无法战胜情欲而使人类永远在犯罪与规制之间拔河。面对祥林嫂追问灵魂和阴间的惩罚是否真的存在，鲁迅也是无言以对。这使我常常想到余华的《活着》，那是文学在最质朴的意义上有了哲学的意味，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意味。生是难的，而死是容易的。玉秀的生不如死，玉米生比死的更为沉重，玉秧的害人又害己，“玉米”系列讲的是女人“活着”的同样的哲学命题。古希腊的悲剧是演义神话和英雄的故事，是戏剧艺术的悲剧表现，在人的自我生存体验的意义上探讨人性坚强、勇敢、情爱、友谊等等品质。因此，古典悲剧的传统是“死”的毁灭成为悲剧的直接呈现，但近代哲学转向了人的内心，人性淳朴本真的善与美的伦理道德的泯灭，精神的荒芜堕落更为震撼人类。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迩来，如鲁迅“野草”似的悲剧情怀暗淡了大地的诗意想象。精神与情欲之间人失却了内心的安宁和信仰的坚定，人活着更多的时候是在焦虑地寻找个体生命的存在自我、反抗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庸俗性。正如诗人痴迷，哲人洞明，恰恰是这类人的自杀带给人们惊人心魂的震动，原因不在于他们的伟大，而在于他们强化了“人”活着的悲剧意义，对照出庸常人生的悲剧色彩。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悲剧表现，在于宏大的叙事中批判社会的黑暗和制度的不合理。其实，现代意义的文学已经逃脱了英雄的寻找和重大事件的描绘，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悲剧描写真正贴近个体生命的人本身。尤其是那些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歌哭他们的生活。余华为什么一再提到自己写作《活着》和再版校阅时忍不住地流泪，是自己泯灭不了心中那一份作为人类一员的的温情和苍凉。他用文学的笔已经触摸到个体生命的真正悲哀和这种悲哀造成的悲剧实在。这里的悲剧不是我们一定要认同的西方文论中的悲剧的崇高精神，而是现代人性化的哲学审美捉握的悲剧情怀，更贴近个体的生命存在。毕飞宇的《玉米》也是在这样的悲剧意义上深入而又细致地想象了玉米她们更加深重而又日常化的生存悲剧、人性悲剧和命运悲剧。“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所以毕飞宇“害怕”他想象出来的人物“玉米”。
文学最后的阐释是哲学，哲学和文学的最终价值都指向了人文关怀的终极问题。人文价值就是要充分认识“人”的悲剧存在，人要在自我的悲悯中体贴理解生活中具体的个体生命，给予他们关怀和活着的意义。哲学从理性的批判认识人存在的意义，文学从感性揭示人存在的悲剧事实，最终是要温暖生命的存在，不使它坠入庸常，又让它消除人性的虚妄和诸种不可抑制的恶行与愚蠢。正因如此我们永远不为悲歌来到这个世上，人的弱点是可以被赞美的，人应该得到同情，正义总是在张扬，意义总是在被追问，其实人文精神就在这种张扬和追问中高扬，不断提升人类以不至于坠入人性罪恶的深渊、毁灭自我。换个角度说，对生活的一种悲剧式的审美其实是积极的，因为将悲剧视为审美，就是对命运的自由的宽容态度，这是我们的精神出路，也是文学的出路。没有哲学形而上的批判精神和生存的悲剧意识，我们的文学会永远平庸。
也许，我们确实生活得过于粗疏，过于肤浅，我们对于内心和别人都忘却了美好、同情和尊重等等的人类情感，文学却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从文学的窗口去重新审视生活、我们自己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一切的美好和悲伤就是一个最不起眼的细节或是生命卑微的存在。文学会让我们想象别人的生活，想象别处的精彩和眼泪。没心没肺的毕飞宇“怕”他想象的人物“玉米”，其实他是从内心里尊重玉米，还有我们阅读作品的人们也会尊重这样的女性。在“尊重”和“害怕”的紧张里，就是文学在审视我们和作者的内心，我们面对生活和生活里的“玉米”应该感到恐慌，因为玉米和她的姐妹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或者女儿。生活无法欺骗，文学就是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在阅读生活真实的优秀作品时，就是这样在亲切中感受到来自我们内心的伤痛。
发表于2004年第1期《北方论丛》
当代文学的最新阅读与批评
——杨少衡“官场小说”的叙事批评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论是影视作品还是小说创作，描写底层艰难和官场腐败成为文学艺术的一时热潮。特别是从不同角度反映转型时期社会黑暗和现实矛盾的作品，从《穷县》《大雪无乡》《分享艰难》到《人间正道》《国画》《抉择》，以及最新的《我主沉浮》等等，使我们充分认识了官场的廉正和复杂，底层百姓的欣喜和艰难。在欲望化商业写作的时代，在反贪小说、官场小说风靡一时的今天，政治视角的文学作品还有没有进入生活的能力？在接触新锐作家杨少衡描写官场人物的中篇小说后，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他的创作引起人们的批评注意，应该说是从他2003年发表在《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秘书长》开始的。而2005年更是杨少衡创作收获的一年，至少有五个中篇在全国重量级的刊物上发表或转载。他的作品多角度描写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国县级行政长官——县长的工作和生活，带给我们文学认识生活新的眼光。
杨少衡创作的有关“县长”系列的中篇小说，可以归入“官场小说”，也可以说是政治题材的日常化描写。小说的具体描写没有回避官场风波和政治腐败，也触及社会底层的生存处境，但是作者并没有把这些作为自己刻画和探照的主要方面，而是重点落墨于“县长”日常事务及其特殊的内心生活。他在作品中特别突出和肯定“一个国家干部在重重困难中机智而坚定地捍卫不可侵犯的原则”，作品和人物体现的这种精神信念，令人振奋。当然，杨少衡也不是简单化地为县长的形象增加亮色，也不是完全沉溺于琐碎艰辛和自我悲悯的感动中，他是冷静地体会“县长”作为现实生活中人的真实情感，从人性关怀的现实意义去理解人物的内在情怀，观照我们体制的方方面面，写出官场的争斗和功利，正直和妥协，写出普通人的生存和欢欣，窘困和伤痛。正是这种文学贴近生活理解人事的朴实而不是简单，使我们看重杨少衡的创作。
就以《县长内参》来说，新锐的“官场小说”作家杨少衡，在文本的创作中，除了对人物及其思想情感的充分把握，《县长内参》的艺术力量，更多地来自小说的叙事追求和语言锤炼。
小说叙事的表层是蔡小霞和柳树的传奇经历和情感故事，内在的叙事支撑是县长反省过往失职的基础上重新做好工作的努力和信念，两条叙述线索的交织，形成了文本的故事和内容。《县长内参》作为一个简洁有力的叙事文本，叙述怎样开始，也就是怎样新颖而自然地切入故事，看似举重若轻，其实包含了小说家的精心营构。叙述没有直接敞开“我”的故事，或者奔向中心事件——修路架桥的“群生计划”，却从助残日“我”要在船民街寻找一个额外的助残对象开始。这样不仅避免了截取生活直接开始叙述的突兀感，又出人意料，增加了故事的曲折性，使叙述显得从容。助残日寻找的肯定是一个特殊的人，“我”又提出特别的要求，为蔡小霞、柳树的出场，创造了极为别致的情景铺垫和叙述准备。实质上也奠定了整个故事的情感基调和叙述节奏。另外，小说的叙事，把齐代县长上任要完成重大建设工程而必须执行的搬迁工作，作为叙述的中心事件和基本背景，而县长“我”的故事和两个残疾人的故事，没有按正常的时空发展来讲述，文本的叙述从两个故事的核心人物怎样遭遇并产生冲突开始，至于具体的故事内容以及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是随着叙述的展开而不断补充和穿插交代的。文本叙述的结束，也是故事和主要人物的恩怨，自然收束和完结的时候。当然，文本叙事的整体结构，也具有相当强烈的艺术冲击力量，当特殊情况出现，行动主体的“县长”也千方百计，采取积极措施，目的和期望却突然被打破，结局向相反方向突转并以悲剧中断一切可能性，而不是期望的好心好报的喜剧和“锦旗”。
整个文本采取一种客观节制的叙事策略，也可以说作者从语言和叙述都在制造一种调侃却又很压抑的叙事氛围。努力制造这种氛围和叙事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叙事主体的内心情感，为了深化叙事的客观性和简洁力量。文本除了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口吻之外，一些介绍和描述，直接用白描手法，主要的叙述语言用白描的日常语言，而且常用反讽调侃的惊人话语解构人物语言的严肃性。同时，有意增加语言叙述的喜剧色彩：“我没见过彩霞什么模样，想来一定很好看。”如何善待残疾人？“跟他们说，齐代县长说了，对待残疾人也要像对县长一样。”为了强调，县长说：有很多眼睛看着我们，得实事实做，“别让瞎子把眼睛都看歪了”。这样的话语在上下文的语境中跳跃出来，反讽的意味很丰富。另外，像第一节写蔡小霞，用特别耐心的叙述，制造特别的叙事情调，从要求找“一个人”开始，临时找到这样一个人——据说怎样一个人——将见到时的情景——听到声音“吃了一惊”，到看清相貌“让我很惊讶”，再到体面的瞎女子应付县长等人那么可人！这段叙述简直就是一个语言白描的喜剧小品，就是演艺界顶尖的高手，没有高超的演技也难以传达语言如此绝妙的艺术神韵。
蔡小霞的单纯温和、善解人意，与柳树的乖张倔强形成鲜明的反差。故事叙述的外在节制与隐现的人物情感冲突，也是如此。第一节开场，虽然柳树狠命敲击县长轿车已经暗示了矛盾冲突的先兆，但整个的叙述尽量追求客观平静，紧接着的第二节却是重锣密鼓地拉开了前台的布景和帷幕。这样，就像一根线头扯出一串蚂蚱，从第一节助残日县长看望盲女蔡小霞开始，引出了“齐代县长”被任命的原因和经过，引出了“我”为什么写“县长内参”的过往，引出了现在县委县政府工作的重点与难题，并一直在暗示县长内心的焦虑隐忧。正是因为这样，围绕拆迁和安置，出现了柳树令人难以理解的拒绝和仇恨。为了故事的完善和叙述的需要，柳树和蔡小霞的奇特经历，穿插在紧张的矛盾冲突中，使故事情节粘连紧密，突转往往出乎意料，而且故事重叠故事，使叙述的节奏张弛有力。如此紧张细密的叙事结构不仅直接强化了小说的情感色彩，也使叙述背后“我”难以言说的心理活动得以彰显。从县长很惨痛的记忆到蔡小霞与柳树不幸的遭遇，到最终的悲剧，文学让我们认识到歌舞升平和人性冷漠所遮蔽的普通人生存的悲惨状况。文本的叙述在故事不动声色的层层揭示中强化着力量！当真正的悲剧在一个无辜的盲女的善良和美丽映衬下再次发生，“我几乎无法自持。感觉惨痛”。一个行政官员官僚武断的做法或掉以轻心的大意疏忽，都将造成难以弥补的社会损失和生命伤害。《县长内参》一层一层剥开故事的叙述，既有一种引人入胜的从容，也显示了严谨而独特的叙事力量。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文本叙述的语言和情调，是痛定思痛的悲郁和反讽。沉静而不失调侃的叙述，暗示了齐代县长对自己工作失职的深刻反省，生命被伤害的惨痛记忆让良心无法安宁。人民的县长不为人民着想，我们的努力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我总是被自己的努力击中？因为我们的好多官员在为迎合上级和追求权力而工作和努力。省察和愧疚，让一个县长真正明白了工作的责任重大，却也更加坚定了信念：“我依然会做我注定要做的事情，无可逃避。”
也许我们会批评该小说叙事的故事性太强，尤其是蔡小霞和柳树的传奇经历。整个作品的结构也无法逃脱官场小说的模式，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叙述并体现主管领导的行政能力、处事智慧，以及清正廉洁，等等。尤其是最后一节的过多表白和调侃，破坏了结尾的圆润，反而影响了叙事情感的内敛和含蓄，但不能否认，《县长内参》编织故事的叙述能力和创造小说叙事结构的艺术技巧，确实是娴熟独到的。就是以围绕“群生计划”的搬迁来写齐代县长，却也笔走偏锋，从“我”与一对残疾夫妻之间的恩怨纠葛，揭示现实的矛盾和悲剧、人性的伤害和扭曲，沉痛而深挚。作者自己多次在创作谈中提到生活的“多样性”，而自己“努力把人物当人来写”，体现了一种文学贴近生活的朴实态度。小说感人的力量来自故事的精彩叙述，也来自文本叙事的语言和结构。作品所揭示问题的尖锐性，加上小说叙事的艺术力量，会深深打击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新的阅读体验。所以我们最后要特别指出，杨少衡的《尼古丁》、《林老板的枪》、《县长内参》和《该你的时候》等“官场小说”，具有现实针砭和政治批判的双重警示意义。
初稿发表于2006年第5期《作品与争鸣》与陈立群再讨论稿发表于《当代文坛》2006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