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作家群体的历史成因
一、南北革命形势变化与新文化中心南移上海
国民革命军阎锡山部进占了北京，南京政府便宣布北伐成功，“统一告成”，北京也改称北平，将首都的资格让给位于长江口的另一座城市南京。晚清-五四以来文艺启蒙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一直是北京，现在被上海所取代。
当1928年的上海文坛围绕“革命文学”展开激烈论战的时候，身居北平的周作人只是冷淡而轻视地远远看着这场热闹，对于在上海热闹一时的“革命”“反革命”一类的“敏感话题”，自然更是谨慎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不愿多惹是非，即便提到，也是半遮半掩，或出之以反嘲滑稽，因为“这个念头，不是写字的年头”。处于这个历史间歇中的周作人无疑感到了一种非常揪心的寂寞与无聊，这不仅仅是1929年周作人一个人的体会。而周作人仍然坚持留在了北平。不仅如此，并且还写信劝胡适也不要卷入当时的政治争执之中，“以后别说闲话”，“回北平来，回大学仍做一个教授，当系主任，教书做书”。这透露了周作人以及其他居留北平的文人们一种观望和超然的心态。
事实上，这时留在北京的教授和文人已经很少，一些新文学的杂志和副刊被封和停刊。因为“三一八”惨案之后，段祺瑞政府以及后来进入北平的张作霖对文化界采取高压钳制政策，导致了大量文化人士纷纷南下。
1．1926年4月24日，《京报》被张作霖查封，《京报副刊》亦随之停刊；
2．1927年7月23日，《现代评论》因言论不能自由，迁往上海；
3．1927年10月，《语丝》被张作霖查封，12月，从4卷1期起在上海复刊；
4．1928年6月5日，《晨报副刊》因国民革命军快攻入北京，报社的主要成员多是研究系的分子，与国民党不能相容，也就自然停刊。
于是，当北伐成功，统一告成时，滞留北京（或称北平）的文人们却发现，北京不但失去了首都的资格，而且丧失了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让位于南方的上海。
1930年5月12日，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骆驼草》出刊，可以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彷徨和寂寞，一批文人正逐渐开始聚集并企望有所作为。
二、“京派”作家群的组成和确认
历史的真实是在不断的反思和考察中逐渐清晰的。“京派”文学的历史评价也是在这样的反思研究中确认的。有关“京派”作家作品的研究已经相当细致深入，其流派研究也不乏全面的考察或某一方面精湛的论述，但缺少明确的历史定位和直接的群体考察。本人想在以往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就此做进一步的探讨，与大家一起细读“京派”作家的作品和部分理论文字。
“京派”是现代文学史上争议很大的松散流派，形成及主要活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京。广义的“京派”泛指文化中心难移上海后活动在北方的大部分自由主义作家。主要包括：语丝社滞留北京的偏重性灵趣味的周作人、废名（冯文炳）、俞平伯；新月社留下或与之关系密切的梁实秋、凌叔华、沈从文、孙大雨、梁宗岱；清华、北大等校的师生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李长之等；原新潮社老作家杨振声、京派沙龙中心人物林徽因女士及1931年来到北平的王长简（芦焚）。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沙龙聚会，影响最大的是林徽因客厅的文艺沙龙和朱光潜家里的“读书会”；另一个是大家创办编辑和发表作品的杂志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杨振声、沈从文、萧乾），1933年，天津；《骆驼草》周刊（周作人、废名、冯至），1930年，北京；《水星》文学月刊（巴金、卞之琳、沈从文、李健吾、章靳以），1934年，北京；《文学季刊》（郑振铎、章靳以），1934年，北京；《文学杂志》（朱光潜），1937年等。可以看出：一、“京派”是在一种自然生态的文人聚会和友谊师承关系中形成的圈子，不是组织严密的文学团体；二、京派作家与以巴金为代表的其他民主主义作家和郑振铎领衔的留在北方的文研会“为人生派”作家都有亲密的交往和共同的活动。这是“京派”有别于现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其他社团流派的特征，也说明了30年代浮出的“京派”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它的文学主张和文学创作对当时文学活动、文学发展甚至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影响，则是不容忽视的历史的真实与客观存在。从一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简单印证这一事实，当时114位优秀小说家的170篇（部）代表作品发表时间的高峰期是在1933年至1937年7月。这时期恰恰是“京派”活跃于文坛的兴盛期。沈从文、芦焚、废名、萧乾、李健吾都以其创作成就列入了第一类小说作家；林徽因选两篇作品被列入第二类。
为了研究与论述的方便，我们就其主要成员作一些范围确认。从20年代成名作家对京派的影响和成形来讲，周作人是二三十年代别于“人生”派和“革命”文学的其他文学流派中影响最大的人物，我们不以萧乾来说前期的盟主来确认其京派身份，而只承认他是对京派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是因为他最大的成就在于参与组编了开一代风气的《语丝》及（言志）散文小品文的创作方面。到“京派”兴起时，周作人不愿挪窝的“懒”和失去“活力”有些颓废气的“闲适”，无法成为京派组织和活动的中心人物。倒是杨振声更有活力和心劲，他对京派的形成有组织和培育之功，但因其30年代没有有影响的创作，偶尔从事的批评只能让位于新锐的朱光潜、李健吾、沈从文，连他的学生萧乾也超过了他。而从京派核心人物沈从文的创作风格与师承关系来看，我们可以直接确认对京派风格产生深远影响的则是20年代独树一帜的乡土作家废名（冯文炳）。在京派兴盛的30年代中期，废名虽然停止了小说创作，但他的小说文本是京派作家的范本，他本人是京派作家中不死的魂灵。上述分析使我们在界定30年代京派兴盛的台柱或重要人物方面已经有了眉目，沈从文以其创作为重镇加上《沫沫集》等批评文字成为京派实际意义上的盟主，而李健吾以其质朴深厚的批评风格成为京派批评家的代表之一，同时其丰富的创作体现了京派作家的实力；和李健吾一样留学欧洲归来的朱光潜则以其美学，理论充实了京派批评的深度和审美张扬，从而成为京派的理论旗手，从组织上延续和壮大了京派的文学群体；和老作家杨振声一样起了组织团结作用的中坚人物是女诗人林徽因，在京派的形成和兴盛期，她以其对文学的狂热和诗人才情闪现出京派女性作家的亮丽。作为新进后期的京派作家代表应是芦焚、萧乾及40年代出现的汪曾祺。芦焚作品的乡村文化背景和沉思默想的叙事风格，具体体现了废名、沈从文等京派小说家的审美特色；萧潜以学生身份参与了30年代京派兴盛时期的文学活动，也成就了他早期的创作，无法否认他一生的文学成就脱胎于“京派”的涵养。研究京派，我们不能不注意京派最后一个作家——汪曾祺，他40年代受业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并有了文学创作，在经历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复出，重新显示了京派文学的文学立场和艺术魅力。
三、“京派”从自然形态到真实形态的完成和终结
“京派”作家在都市中就乡村情结的文学丰收，有地域因素、历史因素、客观外在因素等多方面的原因：北京作为中国近一千多年来的都城，其文化的积淀非常深厚；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在北京，形成了新文学成长的适宜土壤；集中于北大、清华等高校的文化氛围；投合20年代后期逐渐抬头的部分知识分子反思五四、回归传统的自觉。相对于上海现代派，北京的地域特色和历史厚积决定了京派群体的形成，并发展成为传统与现代互为表里的中国20世纪除现实主义文学主流外最有成就的文学流派。
具体来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革命吸引了大批启蒙思想与社会革命的知识分子。1927年国民党在南京建立政权，国共分裂。这些知识分子先广东、后武汉、最后上海形成了新的文化中心。社会的巨大变化导致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演绎变化。文化方面表现突出的就是文学有了政治特征，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滥觞成一股巨大的革命文学的洪流。这主观上有“左联”的推动和活跃，客观上是时代的大背景决定的。当时，国家衰弱、民族维艰、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生活窘困的现实生活激发了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的反抗意识的斗争热情。“左联”出现在这个时候，是顺应时代的要求和必然。虽然右翼政治势力占了优势，但也不可低估左翼革命文学的主流地位及其对文学的冲击。这是一种反抗文化专制和文化恐怖政策的背反。30年代的文学界因此而分成了遍布最广的以“左联”为核心的主流作家群体，以北平为主要环境坚守独立立场的“京派”作家群体、在上海以现代派小说作家为主的“海派”作家群体还有官方扶持的部分“右翼”作家等不同派别。所以说30年代的文学流派与发展已失去了五四时期“反对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团结一致性。从20年代后期发生的文学创作不同立场和观点的流变，带来了30年代现代文学的繁荣和丰收，但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严重的统一化的左倾偏激。新文学内部的论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一方面说明了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活跃，但也显示了革命文学占据主流话语所带来的空泛和浮躁（其巨大的社会意义是主要方面）。五四所开启的有相对自由的氛围受到挫伤，另一方面国民党集权政治带来的文化专制所造成的伤害。但在左翼文学兴发的同时，自由主义作家及其他多种倾向的文学颉颃互竟。共同丰富着30年代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创作上也有不可忽视的实绩。“京派”正是执著而又顽强地存在于这样的激烈和严峻的现实环境中（就其所要承受的外来压力而言），无论它怎样的努力也不得不在40年代后期消解，中断于1949年革命胜利的号角中（当然这是后话，有其特殊的历史制约的原因）。“京派”的由来，一方面是上面提到的，30年代以北京为中心的地域特色，更主要的还是一种文学主张与风格的接近和认同，亦即在某种程度上回避现实、保守于文学独立性的相互同情与支持的结果。从京派的原生态来看，最初的自发群体是在自由知识分子文化圈内的文人雅聚和学术交流的文艺活动。如围绕着《骆驼草》，周作人在“苦雨斋”召集的“骆驼同人会”；北京动总布胡同林徽因家的“客厅”文艺沙龙；北大门后慈慧殿3号朱光潜家中的“读书会”。但这些都不能完全形成“京派”的群体意识和社团流派的内涵，真正的“京派”是在“海派”的论争以及鲁迅与左联的批评中凝聚的。新月的“态度”，语丝的“闲适”，学院师生富于文学的热情却有谨慎的清高，融合为“京派”特有的态度和各自保持特色的审美追求。外来的压力加剧了“京派”群体的“内化”、“内化”的结果表现为共同的意志。这样有原生态的无意识聚会，经过不断的认同和呼应，完成了有意识的文学史上的历史定位和存在形态。
“京派”群体的形成，有了自觉的团体意识和特征，他们的文学观念、人生态度、创作内容等显示了其作品地域文化的内在意蕴，他们的创作要求表现了对人的自觉和文学的自觉，也就是说，他们独特的人生态度表现了与其文学思想一致。“京派”的生存价值永远存于他自身的“非功利”的执著追求。左联作家除了揭露社会现实、政治黑暗和宣传革命斗争、反抗当局的文化压制外，也同样严厉地把批评矛头指向了以“京派”为主要力量的所谓“自由主义文艺”。当然“京派”群体也不会认同国民党扶持的“民族主义文艺”。在特殊的背景上，无论沈从文还是朱光潜和萧乾，都不愿被某种统一的思想意识所吞没，而顽强地守护着他们不无偏狭的立场和个性。由于这种持守，在抗战时期民族意识唯一合法的历史场景里，他们越来越变得不合适宜，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其消极避世的一面。正如80年代汪曾祺反思自己的态度时剖析的“这种心态的产生，有历史的原因，本人气质的原因（我就不是一个具有抗争性格的人），但是更重要的是客观，是“遇”，是环境的，生活的，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原因。”应该看到他们是知识分子善良的代表，他们所缺乏的是对时代的感应和政治的敏感，或者说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操守，这有其可贵的一面，也有其悲哀的一面。
四、京派作家的创作立场和个性表现
30年代“京派”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一种历史存在的形态，而且它的没有明确的团体与组织正是它的立场之一。这充分表现在京派作家群中每一个作家个性化的创作里。沈从文的创作最丰富，先后出版过160多个单行本，结集60多种，展示了渗透着各种人生滋味的生活图景。废名从《竹林的故事》、《桃园》到1932年出版的长篇《桥》，以抒情诗的散文化文学样式，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奉献。沈从文与废名有相同的艺术追求和审美眼光，却形成了不同的风格：沈从文以清明流利的散文笔调形成“流动而不凝固”的语言及行文风格；废名的诗与禅的“隔”显示出高雅脱俗之美。而女作家凌叔华从《华之寺》到《小哥儿俩》，不仅以清新隽永的笔致描绘了富家温顺的女性的情感，显示了“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雅”的风格，还在涉及下层劳动者和儿童题材的作品里表现了温厚而富暖意的同情心和热爱生命的情趣，体现了“京派”特有的风格。芦焚的创作也是丰富的，他的《谷》《里门拾记》、《果园城记》都侵染了“京派”追求诗意和深层里同情一切生命的艺术特色，但又多了讽刺，且将讽刺性与抒情性在叙事中结合，形成独特的审美风格。京派作家的丰富多姿的文学创作，因其独特的审美追求和高超的艺术性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