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想强调一下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创作的心理因素和思想基础。郭沫若具有屈原一样的爱国情怀，具有革命政治家的坚韧和学者的睿智及修养，更具有一颗平凡朴实的热爱生活、热爱大众和亲友的真诚的诗人之心。郭沫若坚贞不渝地追求革命和美好理想的精神永远照亮自己和他人的心灵。这一切体现在文艺性散文的创作上，更加具有乐观的审美心理、开阔洒脱的文字风格和淡远的艺术境界。郭沫若曾说：“言说便是行为的一种。我们照心理学上讲来，凡一切意志作用的表现便是行为，言说是意志表现的一种，所以它正是行为的一种”，“再从个人方面来说，艺术能提高我们的精神，使我们内在的生活美化”。从郭沫若这样的文学主张和行为观点看来，他的文艺性散文创作已能充分说明作为艺术家的郭沫若言说行为的独特个性。也就是说，他的文艺性散文就是他内在的美化的生活真实的反映。从这样的角度和目的出发，对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研究，对进而把握郭沫若文学创作深层的审美特点和价值取向是非常重要的。集中在20年代和40年代的文艺性散文的创作，从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是作者两个文学活动的高潮期，也是艺术思维的活跃期。前者是在以《女神》为代表的诗歌激情落潮时，后者是在郭沫若历史剧创作成熟的高潮期。当时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时起时伏，郭沫若的文学活动、抗战工作受到了各种限制。但因作者具有“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战斗生活”（周恩来语），所以他仍然写出了许多文艺性散文，可以说这是艰苦紧张中的“闲逸心情”，和20年代“田园牧歌”的心情也有相似相近的方面。不同的是前者以整个民族的前途和安危为背景的审美活动；后者是注重个人的情感自省，都包含了深沉的诗人情怀和理想的追求。前者是超越了“小我”，小处落墨，大处见义；后者是从自我出发，观照审美对象。看似同样的散文描写和人情事理的叙说，但明显地可以看出思想的认识和所表现的境界已大不一样。从文艺创作韵心理上来说，40年代历史剧的创作激发了作者最活跃的艺术思维，所以描写记录生活常态的散文就有了很高的文学性，这充分体现了时代风云人物郭沫若平易质朴的人格风范和时代造就的敏锐的审美批判精神。
对40年代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及其他文学创作的成功，我们的研究应该更加深入和细致。在最新出版的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里谈到“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屈原》等历史剧创作中，重新找到了自己，他的创作才出现了第二个高峰。”这个议论是很精辟的。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涵盖一切，这里面有从纯文学出发，剔除社会性影响的矫枉过正的片面性，更有文学史要规范化评价的简单性。要知道一个作家的文学审美活动，不是理论指导创作，首先是生活——生活（社会、时代）推动着作家向前，作家在前行的生活中思考、创作。造成片面性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郭沫若的人格精神，在注重自我完善的同时，占主导的是他追求社会功利的价值观。当然不是说郭沫若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追求名利的人，而是说他更重视在社会实践的意义上体现文化、文学艺术及个人的价值和作用。不是一般作家只注重个体的创作，追求单纯的诗与文的文人心态。不是周作人追求的苦雨苦茶的书斋隐遁，不是林语堂追求的幽默的、绅士的咖啡牛奶的闲适，也不是沈从文一味乡下人的小心和顾影自恋。所以《女神》的内在激情外化的张扬，《恢复》的主题与表现手法的变化，是一种合乎作者和时代的自然的价值取向。当然作为文学家的郭沫若，我们不能否认他的文艺观点和创作风格上粗糙、偏激的表现，但从郭沫若人生本真的人格完善的（他自己追求的）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抗战时期历史剧的创作，不是简单地“回到革命浪漫主义道路上来”，而是个性发展和社会历炼的一个必然（不是绝对）结果。要真正定义什么的话，五四时期的郭沫若不妨说是自由的浪漫主义，抗战时期以历史剧为主的创作是现实的浪漫主义。前者是创作个性的自由张扬，不受任何意义的规范和影响，更突出的是主观的随意性；后者是有了一定的针对性，也就是注重现实效益的创作，更是在一定的历史真实和主观认识影响下的较严肃的自觉化的创作。“革命浪漫主义”的革命是郭沫若人生主体在社会层面上的精神品格。郭沫若是一个把文学的追求和人生进取都付诸实践的人，他推崇孔子、歌德完满人格的养成，也同样把文学活动作为自我完善的一部分，或者说一种方法或途径。简单化的原因，一是文学史家追求一种有别于政治的独立话语（这种独立是一种艺术审美的要求，不是悖反），另一方面是研究作家的多方面影响的不可规定性所致。早于马克思的法国启蒙思想家让雅克·卢梭就曾专门指出，如果从作为职业或谋取物质利益的原则上写作，是不会写出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只因为有非要表达的东西的自由写作，才会有真正的思想和发现。亨利·曼在《精神与事业》里说：“在所有写过著作的人士中，卢梭取得的成就最为巨大，最为显著。”（卢梭为了写作不受影响以抄歌谱维持日常生活）在郭沫若的文学生涯中有许多卖文为生的记录，但他的《女神》《瓶》《屈原》《小品六章》和他的文艺性散文都是一种自觉的、独立的、自由的创作，是时代和情感激起的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行为。他的文艺性散文更是最真挚的生命火花，是心灵内视的自然流露，是日常生活中富于情趣、思想、哲理的美的发现，表现了自然状态下大师的生活品质和审美情趣。正是这样的原因，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两次创作高潮的出现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时代影响和生活状况的。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考察分析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意义所在。他的文艺性散文虽不是最优秀的，但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创作。长期以来没有人能深入地作详细的考察研究，要么是单篇的赏析，要么是浮泛的整体性的评价和综述。
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在他整个生命的历程中，特别是在他文学活动深层心理的折射上，是不应该忽视的。
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从这样的意义来讲，是一种强大的内在生命力的审美外显，是追求完美人性的自由发展。所以不为作文而作文，是一种天然的东西，也更说明了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可贵性，不是诗人花前月下的一味痴迷，也不是作家精心雕琢的刻意之作，而是一种生命奋进中偶尔的沉静和思考，回眸和凝视，或者说是郭沫若人生进取中个性情操的自然流露。正像郭沫若赞美歌德是一个人格最完满的人一样，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实现自我的过程，生命只有在真正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审美中才能养成崇高的人格，才能具有丰富多姿的表现。从这样的高度去理解郭沫若，我们才能把现实的郭沫若和文学的郭沫若重合在一起，才能理解复杂多变、表现丰富的诗人的郭沫若、革命的郭沫若、生活的郭沫若、伟大的郭沫若。
研究郭沫若的文学创作，我们要重视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创作，特别是以1924年和1942年为代表的两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创作，以及它们不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才能真正体会到阿英30年代论断的深刻性，进而才能在郭沫若全部文学创作的整体价值和生命完善的发展轨迹上定位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创作的审美情感、历史意义和艺术成就。
2000年春天初稿硕士论文第二部分
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艺术特色
郭沫若一生的创作是丰富的，文艺性散文的创作贯穿了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但相对集中在20年代和40年代两个时期。郭沫若20年代的散文是从悲愤的倾诉中而流出了散文的情采和优美，注重自我的抒发。除了个别杂乱的情绪表现外，是在田园风光中抒写心情的澄静和青春的寄托。30年代到40年代的散文是义愤的控诉，看重国家民族大义，从日常生活的记述和自然景物的静观里表现出平和自信，文字的冲淡掩不住豪迈的人生大气，是生命内在的精神丰沛。通过对郭沫若前后两个时期散文创作的重点分析，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在五四时期的《女神》和抗战期间《屈原》等历史剧的两个高峰的背影里，窥探和静观郭沫若另一面的较为平和的审美心态。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确实难能可贵地给我们以诗人纯真的娴静侧影。
郭沫若前后两个时期文艺性散文的创作情况，前期是情感优美的亲切，后期是胸襟开阔的质朴，都是文学审美的不同风格，在总体上有着一致性的特征和更加丰富的艺术品质。此文拟概要讨论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艺术特色。
歌德临死前说：“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如果作者每天都抓住现实生活，经常以新鲜的心情来处理眼前的事物，他就可以写出一点好作品”。
这两段话是歌德解释自己对创作的认识，很明确地指出了伟大作家所具有的品质：一是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二是除了自己的智慧创作还要有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作为素材；最后是作者怎样处理这些素材来形成好的作品，关键在于要有新鲜的心情。也就是说作家要用生命来感知世界，把握现实中各种各样的素材，通过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发现平常事物中最新鲜的东西，用作品表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就是最好最优秀的作品。郭沫若的作品正是表现了生命灌注的真挚的特点，具有从平常事情和人物身上发现题材的质朴品质，更主要的是从日常生活中、从平常的所见所闻中发现美的所在，丰富了自己情感的表现形式。这在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里具体表现为：
一、从平常中见性情，从微小中出玄机
郭沫若文艺性散文之所以具有独特的、感人的品质，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生活、对自然有着敏锐深刻的感受力。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活动，却写出了作者独特的性情，表现出观察的细致和驾驭材料的娴熟。
像生活中最平常的鸡，就反复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出现，而且写出了不同的内容和意趣。《菩提树下》最典型地写出了“田园牧歌”的生活情趣。类似人的爱情生活的细致描写，有关娥皇女英的奇特联想，丰富了“树下饲鸡”的日常生活的情趣。通过这样恬静的场景描写和诗人天真的联想，把作者热爱田园生活和享受天伦之乐的平静心态写得清新优美，全文读来情趣盎然，诗人率真的性情跃然纸上。而在《鸡雏》里的小鸡则失去了生活的平静和安闲。弱小者的被残害让人读出了凄凉、血腥和仇恨！生活的黑暗包围着诗人，诗人心中的凄苦也就从小鸡的啾啾声中传达了出来。诗人有诗人的爱憎，弱小者有弱小者的同情和愤怒，这就显出了作品里生命真挚的光亮。到了《鸡之归去来》，从平常的养鸡里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病态和底层人民难得温饱与自由的黑暗现实。围绕着鸡的故事是那么灰暗而又丰富。艰难的生活里鸡是如此重要，由此而牵连出人性的许多方面，照出了人性不良的本质，照出了卑贱生活中奴隶们的牛马相。作者尽管平淡地、冷静地写来，却压抑不住悲愤的内在情感。由上述对鸡的不同描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最平常的题材的巧妙剪裁和发挥，也把日常生活中诗人的郭沫若自己的神态描画了出来。类似的像《三诗人之死》《小麻猫》，把日常的小动物最平常的故事写出来，却让人感受到诗人性情中许多真善美的东西。
讲到真善美的表现，郭沫若敏锐的心灵和审美眼光是独特的。如《白发》里作者抓住日常生活里很细小的一个动作——“理发的年青女郎帮‘我’拔去一根白发”，来赞美姑娘的慧心，来抒发作者对美好青春的缅怀，流露出诗人敏于事物的慧美的个性。特别是《水石》中对浸泡在清澈流水里的小石子的细致描写和思考感悟，带给人们熟悉而又深刻的启迪。我们经常讲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追问艺术的美是怎样产生的。作者注意到了大家司空见惯的水中的石子，经水润泽而现出一种极有内涵的美。经作者细微的描写，把关于艺术、关于美的一些道理轻轻包容在这样一篇小小的文章里，虽不能尽言其理，但让人得到一些长篇大论未必能带来的深刻认识和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