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散文的概念范畴及其流变
散文研究的最大困惑在于概念范畴的难以界定，散文范畴或者说散文文体特征的研究涉及散文理论的研究和文本批评的总体研究。作家创作的研究重点是创作主体的研究和文本生成的诸方面影响，而审美批评是从文本批评出发，从文学的接受和美学价值的研究阐释散文。范畴论是散文研究的基础，也是散文有别于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他文体的焦点问题。因为散文的题材广泛、形式自由、内容庞杂，导致了散文概念和艺术特征的难以把握。五四以来，中国散文的创作和批评也是多元并举、包罗万象。除了强调现代散文的文学价值，从西方翻译借用的散文概念（如：essay、prose）的意义所指也是很宽泛的。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的深入发展，随笔、杂感、小品都从不同的审美批评和创作实践指称散文的特征和归属，而且通讯、速写、报告等新的文体出现亦被包含在散文的范畴里。现代散文集议论、抒情、叙事等各种文体于一炉，形成了广义的散文概念。所以许多人担心并批评散文概念的过于宽泛会影响散文的发展，甚至会导致散文文学性和艺术性的丧失。面对散文创作的繁荣和发展，我们回顾一下现代散文概念范畴及其流变，有助于散文的理论研究，也有助于散文的多元写作和批评欣赏。
一、现代散文的概念所指
散文，作为文学形式的概念是伴随五四新文学的产生而出现的。许多前辈作家和批评者的散文理论不断丰富着散文的意义和内涵，但至今没有一个共同认可的界定或者明确的散文概念。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中，散文有两种对称：其一是和韵文相对称，指不押韵的文章；其二是和骈文相对称，指句法不整齐的文章。还有更宽泛的说法，即中国传统的诗文对称的文就是散文，这样诗以外的一切文章都可以归到散文的名下。可见以往散文主要的意义所指是文体形式，没有明确的文学的概念意义。在这样的区分意义上，中国传统的人文主导思想里是没有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的严肃地位和价值。而不像西方文学的源头既看重英雄史诗的叙事文学，同样推崇古希腊悲剧。中国只有到了近代，才有人竭力鼓吹小说、戏剧等叙事文本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教育意义。所以说中国传统文学除诗和文以外，没有明确的散文的文学概念，只有文章形式分类的文体概念。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人写作“散文”，立德立言，注重社会功利价值，而闲情逸致的文学价值处于次要的位置，就是诗歌也要在言志与言情之间徘徊。我们在传统文论中常常把包含一定文学意义的经世治国之“文章”误读成“文学”来理解。
五四以来的文学启蒙思想不同于传统的“文以载道”。现代作家追求小品杂文的个性特色更是有别于传统文章讲求的中庸、敦厚。现代文学中的散文，不仅是一种白话文体的自由形式，更含有纯文学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说现代散文要追寻传统的意义所指，是有一定的困难。一是散文这个概念是借鉴西方文学文论中的概念，几经演变，才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确立的。从1917年5月刘半农发表于《新青年》上的《我之文学改良观》中第一次提出“文学的散文”说法，才有了广义的包括小说在内的文学散文的意义所指。随后，散文这个概念几经流变，在现代文学中形成了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的文学分类。二是到了现在，大多数人认为散文包括文艺杂感（杂文）、记叙抒情散文和报告文学，是个多元开放的动态发展的文学概念。广义的散文是指除小说、诗歌、戏剧等之外的一切文学创作。当然不能与一般应用文、科学论文等非文学性创作混同。狭义的散文是把杂文和报告文学独立出去，特指记叙、抒情散文，但人们也常常把一些自传、日记、游记、序跋、书信归到散文里。可以说自五四迄今，文学散文这个概念始终未加（也是无法加以）统一的规范和界定。为了规范和净化散文，许多人在不断定义和划分散文的概念范畴。像刘锡庆在《当代散文创作发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很细致很有见地的批评观照当代散文，要把“大”散文变“小”：“具体来说，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原叙事散文）；杂文和随笔（原议论散文）；以及大量的实用文、应用文（一般‘文章’），统统应从现在的‘散文’中独立或剥离出去。原抒情散文，加上自传、游记、散文诗等，作为‘艺术散文’（取得共识后，‘艺术’二字即可取消）予以独立。”把报告文学和史传文学、杂文和随笔都排除在散文之外，使散文走向狭小的自我框范，似乎也不实际。何况把史传散文剥离开去，又将自传划进艺术散文也欠妥当，前后也有了矛盾。另外完全把议论散文剔除，许多思想文化随笔和社会批判的优秀散文也挡在了散文的园地之外，特别是将随笔也拒之门外，因该说失去了对散文批评的当代意义和历史把握。三是现代散文概念的形成受外国文学的影响明显大于对传统的继承。像最早提倡“美文”的周作人在《美文》一文中首先肯定、推崇英国的爱迭生、兰姆、欧文、霍桑诸人的美文。再到王统照的《纯散文》（1923年），也是提倡西洋文学中一些历史学家、哲学家的好文章，他教条式的《散文的分类》（1924年）就是参照韩（亨）德《文学概论》而写成。像胡梦华的《絮语散文》（1926年）专论，梁遇春《〈小品文选〉序》（1930年）的宏论，都充分表明了五四文学中散文的发端和建设受西方文学特别是英国散文的影响是很大的。“故而英国散文的影响，在我们的知识阶级中间，是再过十年二十年也决不会消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潜势力。”最后，从内容上来说，现代散文和中国古典的“文以载道”的传统不一样，现代散文追求个性的表现和人生的描写，现实生活味和幽默性取代了古人的重道德崇经书的正统和俨然。虽然周作人推崇晚明小品为中国散文之源渊，还有其他人在二三十年代散文的繁盛时期编选出版了一些明清小品散文集。这只能反映中国散文文学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一定程度上回归传统的学习与继承，而不能说明现代散文流变所受影响的主要方面。就是当代散文也是在世界性交流和民族化传统两级的张扬上带来了散文的活力和多姿多彩的展现。也如沈义贞论20世纪90年代游记散文时指出：“这些作品都程度不同地显示出置身于全球化文化冲突语境中的当代主体，为了寻绎、重建民族的话语资源与话语策略所作的努力。”真正优秀的作家必定是吸纳时代精神的、具有创造性的，是最具有民族品格并能发扬光大的人。鲁迅、朱自清如此，沈从文、梁遇春如此，余光中、史铁生、张洁、赵玫、刘亮程也是如此。现代散文以其种类变化之多、内容范围之广是很难作出具体规范和定义的。所以只能是可能性的区分和界定，除小说、诗歌、戏剧之外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称之为散文，包括小品文、随笔、杂文、报告文学等各种式样。
二、五四散文发展的回顾（随感·小品文·散文）
现代散文和现代文学一样，滥觞于五四高潮，丰沛于20世纪20年代，繁盛分流于30年代，终结于40年代中期。现代散文最早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开设《随感录》专栏为发端，五四运动中大量议论风生的文章就产生在这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后来的小品文也好，杂文也好，都源于此。倡导更具文学性的散文创作，是始于周作人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美文》。从此，各种响应和倡导小品文、散文的呼声不断壮大，作家辈出，写下《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的瞿秋白，杂感一类小品集大成的鲁迅，抒情小品圣手周作人，“论语”的林语堂，“母爱”的冰心，“湘行”的沈从文，俞平伯的“朴素雅致”，朱自清的“真挚清幽”，叶圣陶的“谨严”，郁达夫的“才情”，徐志摩的“艳丽”，许地山的“异域情调”，漫画家丰子恺的“体爱万物”，“独语”者何其芳的“青春爱情”，等等。其实20年代所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人物和后来新起的所有作家，几乎每个人都有小品文的创作，这一方面是启蒙运动的白话普及推动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化的丰硕体现，另一方面是文学杂志和新闻报刊发达的推波助澜的必然。
可以说在随后的散文和小品文的讨论中明确了文学散文的现代地位和概念意义。这方面除了前面提到的周作人的《美文》、王统照的《纯散文》和《散文的分类》、胡梦华的《絮语散文》，梁遇春的《〈小品文选〉序》等文章的讨论外，还有鲁迅翻译的日本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钟敬文的《试谈小品文》（1928）、梁实秋的《论散文》（1928年）等都对现代散文的繁荣和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作为经典性总结的评说和回顾，周作人、郁达夫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二集时各自写的导言是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献。周作人拉杂写来，援引博证，谈古论今，议论中外，导言本身就体现了小品文的特色。周作人的导言议论开阔，自引漫谈，以身处其间的历史回顾给我们形象地展示了1917至1927年五四新文学中小品散文的创作和流变，突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作家创作的实绩及呈现的不同风格。郁达夫对散文的概念、形式、内容等作了梳理探讨之后，指出现代散文个性突出，内容广泛，人性、社会性和大自然的调和及幽默性等特点，点评了所选作家作品的特色和创作风格。郁达夫的论述条理清晰，他追本溯源，条分缕析，勾勒了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散文发展的历史线索。
30年代散文理论的争鸣是和散文创作的繁盛连在一起的。五四以来小品文的指称是和散文同义的，广义的是指各种各样的文学散文的创作，狭义的则指“小品文是散文里比较简短而有特殊情趣和风致的一种”（李素伯）。施蛰存后来回顾时认为源于英语Essay的小品文应该译成“随笔散文”，朱光潜在30年代认为“这一类文字在西方有时是发挥思想，有时是抒写情趣，也有时是叙述故事。中文的‘小品文’似乎义涵较广，凡是篇幅较短，性质不甚严重，起于一时兴会的文字似乎都属于小品文，所以书信、游记、书序、语录以至于杂感都包含在内。”但叶圣陶却认为小品文也可以写得篇幅很长。由此可以看出，二三十年代关于小品文的讨论，也可以说是关于散文的讨论，有非常具体的批评和不同的意见。朱自清的《论现代中国的小品散文》已将散文的发展及其壮大后的流派和样式的绚烂貌端指了出来。阿英1933年写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的总序和每个作家的小序更是承先启后，“从一部书里看到二十年来小品文活动的全面”，因此也确立了其散文批评的历史地位。阿英的文字简洁而辨析细致，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显示了阿英的历史眼光，他在《周作人小品文·序》中指出：“周作人的‘小品文’，鲁迅的‘杂感文’，在新文学中，可以说是散文小品里的两种不同趋向的代表。简略的说，就是前一种代表了田园诗人，后一种代表了艰苦的斗士。”“（鲁迅）对着黑暗的现实迎头痛击，不把任何危险放在心头”（《林语堂小品·序》），“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权威的流派”（《俞平伯小品·序》）。
30年代的争鸣既丰富了散文的理论认识，又促进了散文创作的繁荣。从《语丝》到《论语》，散文在梁实秋、林语堂等人幽默的文学创作主张，又与鲁迅左联作家们“为现实抗争”的文学追求产生了分野，鲁迅1933年8月27日写的《小品文的危机》对此有生动的议论，其实批评的张力也造成了此时散文创作的更大空间。吴组缃1984年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散文集》时在《序》和《编后记》中说：“散文仍然是随心所欲自由地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闻的文体。”“本时期的散文作品，除杂文和报告文学已分别编集外，诸如游记、日记、书信、序跋、回忆录、读书札记、科学小品等各类体裁，本集均择优选编，以求体现出散文流派和风格的多样化。”可见30年代小品散文创作和讨论的繁盛了。
从1937年前后开始，民族救亡成为文学批评的主题。对颓废的周作人、绅士的林语堂等自由主义文人的散文多了批评指责，越来越多的是对抗战文艺和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创作的呼唤和赞成。杂文和小品文亦然是活跃的，但却没有二三十年代的人才辈出和众多优秀作品的产生。杂文的数量虽多，但思想性、深刻性、批判性及文字的老辣则很难赶上五四时期，当然从作者的人数和作品干涉现实生活的面上，是更加深入和广泛。更主要的方面，是30年代兴起的通讯报告文学，在抗战时期及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有了长足的发展。还有宣传抗战的历史剧和国统区、解放区各自反映生活的长篇小说也大量产生。所以小品散文在第三个十年失去了繁荣的主流地位。“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现代散文经受了12年战火的洗礼。这一时期，以迅速反映斗争现实见长的报告文学和杂文，适应形势的需要而再度繁荣起来，叙事抒情散文则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呈示了不平衡的发展。”像抗战初期，出版的作家散文、小品文集急剧减少，直至1944年后又逐渐增多，但再也难现二三十年代小品散文的繁荣局面。
这时期的散文理论，应该提到叶圣陶、朱自清、唐弢的《关于散文写作——答〈文艺知识〉编者问八题》，可以说是关于当时散文总结性的作家批评。叶圣陶简洁、实在，朱自清真挚、中庸，唐弢雄辩、细致，不同的态度决定了同中存异的理论和实践认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名不见经传的葛琴的《略谈散文》对散文的谈论更务实、具体一些。他在指出散文要有真实的情感和朴素的风格后，特别强调散文要反映现实生活，并说这是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实际需要的时代要求。
20年代的散文倡导一种开放的风气，作品很注重自我的表现和个性特色。30年代是散文创作繁荣的时期，理论的争鸣也更自由广泛，作家作品大量涌现，各种风格都有独特的表现和实绩。到了40年代，文学和散文从另一种时代意义上已经呈现出规范化的倾向，形成了趋向大众化的众流合归的统一性潮流。也可以说是一种终结性的变化。
三、当代散文的流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