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郭沫若政治情怀和社会理想的人性阐释
郭沫若作为诗人的浪漫个性之中，有一种强烈的政治情怀，在人生的张扬中表现为爱国热情和社会理想。这样的个性和追求不仅影响到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学术活动，而且极其突出地表现为诗人大半生投身社会实践的追治进取意识。探讨这种矛盾的个性表现，不仅要客观评价郭沫若一生的活动和成就，还要充分认识和理解五四以后的知识分子在20世纪历史演进中奋斗的艰难与可贵，进而反思目前文化思潮和文学批评的某种迷失。
从《凤凰涅槃》到《新华颂》，郭沫若其实一直在高扬一个社会理想，那就是创造一个自由美好的新社会——一个净朗华美的新中国。郭沫若一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大半生在时代风云和政治斗争中搏击多，退守少。研究郭沫若或反思郭沫若，人们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郭沫若身上最大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最大的矛盾表现，那就是作为诗人的郭沫若在狂放自由的文学表达之中，却蕴藏着极其热忱的政治情怀；在诗人个性化的张扬里，又有他执著的社会理想追求。这种社会理想的追求和自由浪漫的诗人个性形成矛盾，使郭沫若的一生在现实实践与文学创作之间奔突。郭沫若不安于知识分子的标榜清高与自我矜持，打破了一般文人清议和空谈的故步自封。软弱而害怕行动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人格上的最大缺陷。而郭沫若积极介入社会与时代的健康人格正是对我国知识分子人格的一种救正。要行动当然就有错误、有迷失，就有为后人垢病的地方。所以最重要的是行动本身。俗语说得好，什么都不做的人肯定不会有失误。
可以说郭沫若的一生是不断投身社会实践、敢于行动的一生。他奉行的精神，正是歌德所倡导的“我行故我在”的浮士德精神。所以其人生的张扬在追求社会理想的实践和行动中演进。而且这种追求表现为终其一生难以解脱的政治情怀。本文想就郭沫若的社会理想、政治情怀与诗人性情的矛盾表现，作一些阐发和探讨。
一、浪漫气质和社会功利追求
郭沫若作为五四诗人，其个性情绪化是较突出的，郭沫若五四时期《女神》的创作情感基础，是个人郁积和民族（时代）郁积双重压抑的抒发（火山似的喷发）。文学艺术成为郭沫若情感恣肆豪放的流露表达。受泛神论的影响也好，个性张扬也罢，都带着某种年轻人偏激和理想色彩，有着毫无顾忌的狂放。同样《屈原》的创作也是一种典型的诗人情怀，热烈而赤诚；不同的是《屈原》已深浸为民族大义的焦灼和呼喊，其个人情感上升为国家存亡、民族振奋的焦虑和创作动力，浪漫个性和理想主义，恰恰使诗人郭沫若义无反顾地走上追求合理社会和完美人生的革命途径。鲁迅代表了背负传统与历史重压，却在努力挣脱旧营垒的理性思考的一代，是最具精神内涵一代的先驱。但郭沫若是新生的，经五四风雨洗礼的毫无保守的前行者，是新时代最坚决的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和实践者。郭沫若所代表的是年轻富于浪漫情怀和理想的知识青年，他们用自我去观照社会，从“为艺术而艺术”的张扬走向了社会革命的道路。热心于革命实践，从而去实现个人抱负和社会理想。
而现实理性较强的人，可能最终选择更为务实的人生。包括一些长于哲理思辨和献身于科学工作的人们，最终会因浪漫而激发更狂热的理想化追求的革命精神。而富于诗人性情的郭沫若，却表现了骨子里的浪漫和狂热。他总是想着去“弄潮”，实现他们认定的美好与崇高。表现了一种人生更为激进的进取精神。
基于上述的郭沫若的个性和内在热情，在积极入世的思想认识上，可以说部分认同了传统的中国文人济世运时的人生理想，但更多的是西方人文精神影响下的浪漫热情在里面。留学日本前十年是“一个田园牧歌的小品文时代”，是个人生活的困顿将热情迁移为抒情散文；经历大革命后，再度寄居日本十年，一方面是潜心历史、修文养身，另一方面是压抑不住的待机而动，这是其浪漫气质决定了一种对用于社会时代的革命热情——或者说强烈的政治进取意识。这种个性化的品质和人性的昂扬在郭沫若作品中始终表现为一种倾向浪漫的乐观和热情。这是郭沫若最充分的突出的个性特征，也决定其一生不可能完全背离本性而有彻底的变化，这是我们分析研究郭沫若思想心理发展变化时，不可忽略的基础和标底。不论他经历多大的动荡和人生波折，就是到晚年写《科学的春天》时，也无法消去情绪化的热情和浪漫！当然迫切的现实功利要求不可能与文学的固有特质达到完全的结合，文学和政治无法完全等同。但在民族自我振奋，在国家争取独立和人民要求解放，在全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历史条件下，郭沫若的五四诗歌和1937年回国抗战呼号及其历史剧，其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历史是在不断重复中演进的，有时有极其相似的一面。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最近的访华又带来知识分子作为时代批判者的精彩理论，而其最突出的观点之一就是“强调知识分子的政治进取意识”。这恰恰又说明郭沫若作为20世纪知识分子代表的积极意识和难能可贵。
郭沫若40年代处于社会政治的漩涡中心。在国共两党的双边交往中，都有很高的社会政治地位。这一点可能从郭沫若父亲葬礼的盛况空前（笔者曾在郭沫若故居访问过一位老人——郭沫若中学的老教师回忆了当时的情况，国共两党的重要人物都有花圈挽联）得到证明。但热闹与静处是同时呈现的，在国民党的限制下有相当一段时间郭沫若却闲居青木关内；另一方面其50岁生日的庆寿活动是在共产党的直接操持下，在当时的重庆、昆明、香港等地隆重举行。时代形势的尖锐复杂和国家危急存亡的关头，诗人的情感是最能被激活的。《屈原》为代表的历史剧就是诗人的发言，诗人是在时代激越的旋律上加入自己的理想张扬和赤子呼号，激励民族团结图强，赞扬华夏儿女的勇敢和牺牲精神。这种创作热情和成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回归《女神》时期的创作风格，是浪漫激情在时代磨砺中贴近现实的深化，是人生地位发生变化后，雄阔的情怀与高远的理想更加激昂的表达。
所以，我们从郭沫若身上，推及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与其人生张扬、革命追求，从人文关怀的人性出发，是否可以这样说，郭沫若与毛泽东等伟大人物身上有一种共同的品质：浪漫气质与革命精神。当然毛泽东的诗人人格和政治家谋略与郭沫若的诗人情怀和对政治的热情有一种背反的共相，又表现为各自独特的复杂个性。从这样的视角去分析，可能能更客观一些、实际一些去解释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和人生流变。而不是从一个文人应该怎样，去指责或强求郭沫若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家、诗人。虽然郭沫若一直在追求歌德的完人境界，这种追求也促成了他多方面多领域都有收获的多彩人生，但毕竟他还是一个人而不可能成为一个“神”。
五四的热情喷发是诗人的个性张扬，北伐的选择，是其浪漫走向功利追求的必然，海外十年郭沫若的潜心史学是时代的遇合，抗战的归来是浪漫气质督促社会道义的义无反顾。叛逆也好，诗人也罢，郭沫若在热情浪漫的诗人品性里有着政治抱负和拼命精神。这不应忽视，没有必要回避，这才体现了郭沫若有别于其他诗人的真实个性。诗人郭沫若有一种理想化的社会功利追求。
二、人性理解和客观评价
许多人批评郭沫若，大多指责他新中国成立后的表现与作为，郭沫若对五四以来新文化（包括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建设）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有日共睹的。“郭沫若在文学和史学中是否应有一席之位”是毋庸置疑的，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等文学创作和大量出土文物的考证研究，成就都是非凡的；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最艰难的时候，郭沫若也从未中断过文化学术的研究工作。但褒贬郭沫若的两方的对话实质上都有些出入，贬损郭沫若先生的人只以一点盖面，以偏带全，妄图完全否定郭沫若，那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可能的。当然，肯定郭沫若的人们，却竭力要维护郭沫若，而没有心平气和，或者说历史客观地认识郭沫若的偏激。特别是晚年无法直面社会的自我精神萎缩带来了个性张扬的诗人理性的虚妄：一方面是生理年龄和现实生活的必然消磨，另一方面是诗人天真的自我愚盲，尤其是在与毛泽东、周思来等人的个人关系里造成对整个社会现状的自欺与萎缩。人的生理年龄必然牵动一个人的处世态度与行为，特别是中国人文伦理中，家庭，特别是与于立群夫妻伴侣的共同生活，人间重晚情，年老多顾子。这种情绪在《李白与杜甫》中就有流露。我们不能要求郭沫若超越现实社会和环境，更不能无视其正常的情感世界，特别是重情感的诗人，越是经历大激荡的人可能越到后来越想保持一种平静或委曲求安于某一种现状。这种前后有别的精神状态，也可以从两位影响郭沫若人生生活的女性来观照。安娜成为郭沫若文学创作的“女神”，是恰处于那样的人生境遇之初，而于理群成为郭沫若生活的伴侣，正因其与郭沫若携手之时，在其人生辉煌的同时，恰也是郭沫若中年走向夕阳的人生中途。如果没有大是大非的政治运动，不是诗人社会理想支撑下抱有政治热情的郭沫若本性，可能也会有种种不同的情况。但历史不可能是假设，郭沫若就是郭沫若，要不然就失去其个人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史上的独特意义。
现代文学的批评视野都在向文化的大视野转化，我们不妨从更宽泛的意义上去研究郭沫若这一个案。对周作人、张爱玲都有客观公正、一分为二的肯定和批评（甚至有些夸赞几乎混淆和忘记了当时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敌人日本侵略者的妥协与献媚），却对郭沫若这样的一位文化巨人彻底否定，这是不是落到曹王“文人相轻”的俗套窠臼中去了？因为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郭沫若虽有1927年弃蒋介石而去之事实，终究其政治官场是成功得意的。除一些真正埋首学问的人，中国文人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官本位”的情结。
对郭沫若一概否定的人们除了夸大其晚年的“中庸’（难听点是弄臣的）的精神萎缩，另一方面是借郭沫若历史研究的一些纰漏失误的地方和对其文学作品的艺术性的怀疑指责，企图全盘否定郭沫若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贡献。前者以丁冬《反思郭沫若》为代表，后者以姚雪垠“身后谈话”为最激烈。试举一端来说，有人针对郭沫若一生的创作活动，诟病其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和变化。这里有郭沫若个人的误读，也有我们形而上的教条主义的框范在里面。不能直接用现实主义方法、浪漫主义方法来断定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最好是说有这样的倾向性，整体的在文学发展史上表现为某种思潮。以倾向性来观照一些作家自由创作的不自觉的潜在个性，可能更为客观稳妥些。如人们评论说孙犁是浪漫主义时，孙犁自己否认，并强调生活真实（现实）的一面，这有当时语境的影响，但本着老作家的为人不敢轻易苟同来说，恰恰道明了贴标签式的创作方法“主义说”是难以说服人的。正如我们在强调鲁迅的现实主义方法时，就无法说明其象征、浪漫、讽刺、暗示等更复杂的艺术表现的文本整合。特别作为文学活动的自由创作不可能形而上的方法来完成。如钱理群等北京大学的学者们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提到：
郭沫若在《恢复》里放弃了最适合自己个性、气质、才能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而从根本上失去了自己的艺术个性。直到抗日战争时期，郭沫若在《屈原》等历史剧作中，重新回到革命浪漫主义道路上来，重新找到了自己，他的创作才出现了第二个高峰。
这个议论是很精辟的，但我们不能这样简单地涵盖一切，这里面有从纯文学角度出发，剔除社会性影响的矫枉过正的片面性，更有文学史要规范化评价的简单性。要知道一个作家的文学审美活动不是理论指导创作，首先是生活——生活（社会、时代）推动着作家向前，作家在前行的生活中思考、创作。造成片面性的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郭沫若作为诗人人格深层的浪漫本质，在注重自我完善的同时，占主导的是他追求社会功利的价值观。这矛盾的个性才是真正的郭沫若。
郭沫若是一个把文学的追求和人生进取都付诸实践的人。对郭沫若思想心理的研究，我们不能简单用“主义”去界定。主要以其内在的情感场域在文学创作中的可能性来理解。同时去分析社会时代和个人生活对人的精神活动的制约和影响。
其实，文学无法完全背离政治，背弃社会功利。虽然她有独立自足的价值体系和审美追求，但当下文学批评和文学追求一味媚俗和投合大众心态，受媒介操作与商业腐蚀，已经走向另一种迷失。特别是在时代转换的惊惧中，更有一种利益黑手在被驱动，很容易造成盲目和集体无意识迷失。
自序传的作品里郭沫若在《女神》里所张扬的五四精神，在自叙传等作品里表现出的个性坦诚，在时代文化巨变中自我“凤凰涅槃”的人生境界，都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最耀眼的才情显扬与精神张扬，诗人火一样燃烧的热情铸造的爱国理想及其追求与奋斗，都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应当永远高扬的优秀传统。诗人的浪漫个性是人生理想的激越与升华，在时代的大潮中演变成为革命精神和爱国行动；功利的社会追求恰恰反映了诗人为理想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不息的努力和实践。具有诗人气质，却追求社会理想的政治热情这二者的悖反，可以说交织在郭沫若一生的抉择和人生变化中。
三、“青春型”诗人和社会活动家的郭沫若
郭沫若身上所体现的精神品质和个性矛盾，在五四前后的优秀人物身上非常普遍，我们不说梁启超和章太炎，还有共产党早期人物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在民族振兴的启蒙和呐喊中走向革命实践的社会活动，又难以完全摆脱文人气质。不要论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伟大功绩，就瞿秋白来说，能敏锐地批评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和文学意义，正是因为他具备文学艺术的鉴赏力和革命思想的深刻性，才能充分认识鲁迅杂文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文体价值。
在所有的批评研究郭沫若的论著中，我认为黄侯兴的专著《“青春型”的诗人——郭沫若》（中国现代三大文豪研究丛书）能更为准确地把握郭沫若的创作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