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此时其实已置生死于度外，故他在被捕时，谈笑自若，过堂会审更写下长篇供词，对准备刺杀摄政王一事供认不讳。而刺杀摄政王是犯了大罪，因而他入狱后备受虐待，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陈年糙米，外加一碗菜汤，还被加上二十七斤半重的镣铐。遭受如此折磨，汪精卫便想以死徇名。他见狱中有一井，便潜行准备下跳；然而镣铐的啷铛之声惊醒狱卒，使他跳井不成。后见壁上有一钉，他举头便往钉上撞，又因钉子稍高，未能触及而不成。求死不成，最后他只好进行绝食。
摄政王载沣在缉拿到行刺自己的汪精卫等人后，痛恨不已，即主张处以极刑。程家柽闻清精卫等人入狱，急往肃王府向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说情，同时又陈说利害，谓宜缓和人心和羁縻党人为上，力劝从轻治罪。善耆本想趁机拉拢革命党人，即从程家柽之言，上奏说：“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人不只汪、黄二人，若来一个杀一个，革命党人必定拼死报仇。如此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载沣也深恐自己被革命党人再行谋刺，阅奏折后即批写道：“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后来，载沣又以宣统小皇帝名义发布上谕：“汪兆铭、黄复生着交法部永远牢固监禁，罗世勋着牢固监禁十年，余依议。”
上谕下后，善耆又听从程家柽的劝谏，叫人给汪精卫取下镣铐，改善饮食；并将牢房粉刷一新，放置了书报。汪精卫在狱中的生活改善后，于读书报之余，便时常赋诗。为表为革命赴难决心，他特赋《被逮口占》五言一首，其诗云：
衔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
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陈璧君与喻培伦、黎仲实到东京后，从同盟会总部秘书吴玉章处听到汪精卫被捕的消息后，顿时痛哭得像疯人一般，又无瑞责骂喻培伦怕死。哭过后，她即与黎仲实乘船到新加坡，刚好见到胡汉民和赵声，便邀二人一起去槟城筹款救汪精卫。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闻讯，罄其私蓄相助，陈耕基的三姨太如夫人也赠洋四千元。同盟会员吴节荣等人得知情况，也多有相赠。陈璧君拿着这些款子，即与黎仲实到香港，在九龙城外设立了一个秘密营救机关。
广州革命党人程克等人闻汪精卫、黄复生行刺摄影政王事败被捕，亦愤慨不已，即在香港组织“支那暗杀团”，以相策应。党人陈炯明、李熙斌闻讯后，也从广州来香港加入其中。支那暗杀团总机关在香港般含道十六号，分机关则设在香港对岸的油麻地，由徐宗汉、李熙斌等人主持，在邓荫南的九龙农场试制炸药和炸弹。待炸弹试制成功后，支那暗杀团成员即召开会议，准备北上暗杀载沣，决定由程克携炸药先行出发，其他团员留待香港继续准备。
孙中山得知此情况后，叹息道：“前者汪精卫君往北京，身入虎口，欲有所图，不幸事败被拿，已被虏廷永远监禁。我党失一文武兼全之能员，令人殊深痛惜。而一般与革命不相关之无目的暗杀，徒劳无益，宜当慎重。”他急忙令胡汉民等人设法营救汪精卫，并劝阻暗杀行动。
胡汉民和赵声与陈璧君分手后，即与党人邓泽如到新加坡募捐，但最后空手回到香港。陈璧君见此，很是失望。她提议带上已集到的资金去澳门赌博碰碰运气。胡汉民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不妨一试。于是他带着陈璧君到澳门，让她女扮男装入赌。可是不一会，陈璧君将所带的钱悉数输光。于是她更加心急如焚，回香港后，决计与黎仲实北上营救。胡汉民见劝阻不住，便前往送行，说：“季辛兄北上前血书于我时，我即吟诗一首为赠，先念给你们听听。”说罢，他即吟颂起来：“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吟罢，他又引诵清臣《贺圣朝》的词句来道别：“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众人听了，竟相对挥泪，不胜悲怆。
陈璧君与黎仲实到北京后，几经周折，才找到汪精卫囚禁的牢房。她托狱卒带给汪精卫十多个鸡蛋，并修书一封藏在鸡蛋内。汪精卫吃鸡蛋时见信，悲喜交集，即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封，上书“信到平安”四字，又改填《金缕曲》词一首赠陈璧君。而对陈璧君藏在蛋中的来书，汪精卫存之不能，弃之不舍，最后将它嚼食吞到肚里。陈璧君在京逗留多日，也无法救出汪精卫。后来她想从狱外挖一地道直通牢房助汪精卫越狱，黎仲实则认为此办法更是办不到。
闻母亲病逝，孙中山与卢夫人相向而泣，
谓生前尤不能登岸见老母一面，实是终生憾事
孙中山于1910年5月底离开檀香山赴日本前，特致电池亨吉告知自己的行程，并化名多更斯。池亨吉接到电报后，即为孙中山的入境和留居事四处奔走。宫崎闻讯后也专门探访了儿玉右二，请予帮助。内田平良及中村弥六也都劝说日本当局对孙中山采取宽容政策。由于日本友人的帮助，孙中山抵达神户后，竟得顺利登岸，可是水上警署却令他暂时停留在福冈屋。后经池亨吉和宫崎的进一步交涉，孙中山终于被获准入境。他再次化名阿罗哈博士前往西村旅馆，与先期到达那里的黄兴会晤。孙中山得以入境，是日本内阁政府对清廷和革命党采取了双面政策。它见清廷已是风雨飘摇，故采取表面上的敷衍政策：先假装不让孙中山入境以掩清廷耳目，暗中却让孙中山化名转移到东京。
孙中山到东京后，即直奔宫崎家。其时，宫崎的生活已陷入困窘，但他对孙中山仍待之如宾。孙中山感动不已，便拿出自己全家的合影给宫崎夫妇看，说：“我家人在檀香山时亦曾忍泪同穷苦相搏，家人所以能够战胜眼泪，意味着革命将会成功。凡从事革命运动的人，都得战胜眼泪。”语犹未了，他的泪水脱眶而出。宫崎夫妇见了，也唏嘘不已。过了一会，宫崎忍往悲伤，对孙中山说：“孙君这次赴日能顺利入境，中村先生亦从中大力协助。前些年，中村协助购买枪械时从中贪污中饱，君对此事采宽容态度，也许他已有良心发明。”孙中山听了此话转悲为喜，说：“耶稣说：不是敌人就是朋友。何况同情我们的人！我们革命主义者的军事组织中，必须具有宗教上的宽容之德。”
正说着，忽然门外有人求见。等宫崎开门相迎时，见是同盟会员陈其美，他身后还跟着一位身材高挑、面目清秀的青年。进门后，陈其美向孙中山问候致意后，即介绍同来的青年说：“这青年是位实干家，是革命人才，姓蒋名介石，高田陆军第十三师团十九联队的见习生。”孙中山即以目视这青年，向他问话，并勉励陈、蒋二人说：“革命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英雄。”蒋介石初见孙中山即得到勉励，感到激动，便恭敬地说：“我将立定志愿，实践总理的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望。”孙中山听了此言，高兴地笑了。
但孙中山在日本并未住多久。清廷外务部确知他已到东京后，便与日本外务省屡屡交涉。日本外相为不致得罪清廷，便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要孙中山离开日本。内阁同意后，东京警署署长即奉命通知孙中山，要他必须在两天之内离开日本。宫崎得讯后，想托人让孙中山多留几天，孙中山十分感谢他的好意，但告知自己已决意在限定之日离境。他辞别宫崎后，便往新桥车站乘车至神户，和来日本相聚的夫人卢幕贞、长兄孙德彰等乘轮离日。轮至香港时，孙中山由于被禁止入香港境，只得以悲怆的心情与长兄道别，嘱其代为好生侍侯时年八十有三且又病重的老母，同时又吩咐登轮来见的胡汉民、冯自由二人准备起义之事，事后便与卢夫人随轮前往新加坡去了。
及至新加坡七天后，孙中山即得长兄电告母亲病逝于九龙。当时他正准备乘轮去槟榔屿，于是一面收拾行李，一面与卢夫人相向而泣，谓生前尤不能登岸见老母一面，实是终生憾事。
摈城会议
至槟榔屿后，孙中山住在四间店街德昌号。一安顿下来，他即着手设立机关，整顿党务，以图再举。这时，胡汉民也赶来槟城。孙中山即召胡汉民商议对策，他见胡汉民仍有忧郁情绪，便说：“我海途中经香港，你与冯自由登轮来见时，我就劝慰你等各同志仍要积极进行，切勿气馁，不知为何还如此精神不振？”
胡汉民说：“广州新军事败，再行举事经费无着，如何不懊丧？季辛又被关押在狱，营救不成，叫我如何振奋？”
孙中山即以批评的口气对他说：“我知你等谋营救精卫。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谋杀太上皇而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不杀，盖以革命党之气所慑。你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中于感情，而失却辩理力，我不意你亦如是！”
胡汉民听了，便奉孙中山命，以准备参加广州起义事由，通知陈璧君、黎仲实回港。
孙中山整理党务完毕，时已至11月，这时黄兴等人也相继赶来槟城。孙中山即召黄兴、赵声、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开会，提出在广州再次举行起义。
然而他的这一提议只有朱执信一人赞同，赵声与胡汉民相顾无言，黄兴亦面呈难色，说：“广州机关虽未破坏，而筹款却是一大难事。如无足够军饷，举义之事未可轻易再谈。”
孙中山则勉励说：“一败何足馁！我以前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我辈虽穷，而革命风气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此以后，只虑我辈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我当力任设法。”
胡汉民这时忍不住说：“现我等日常生活每有不给，那还有财力顾及起义？”
但赵声却打断他的话说：“如欲再举，必当速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接济举事同志，免得散去。我等亦可回香港，与各方接洽。不过，如果事有可为，所需又非数十万大款不可。”
讨论至最后，黄兴等人大致同意孙中山的意见，愿意再作最后一次举义。
孙中山见众人都已同意起义，下午便在打铜街一百二十号召开筹款会议。到会者十余人，当地盟员代表有黄金庆、吴世荣等，芙蓉代表有邓泽如、谢逸桥等，怡保代表有李孝章等。胡汉民、赵声和孙德彰亦列席了会议。
会上，孙中山感慨地对诸人说：“余每次会晤同志诸君，别无他故，辄以劝同志捐钱为事。诸同志虽始终热心党务，竭力襄助，然余以吾党屡起屡蹶，深自不安，故对诸同志甚觉抱歉。惟念际此列强环伺，满廷昏庸之秋，苟不及早图之，将恐国亡无日。且吾党春初广州之失败，虽属不幸之事，然革命种子，早已藉此而布满南北军界。因新军中不乏深明世界潮流之同志，业极端赞成吾党之主义。在今日表面上视之，固为满廷之军队，若实际察之，诚无异吾党之劲旅。一待时机成熟，当然倒戈相向，而为吾党效力。是以诸同志咸认为绝好良机，光复大业，在此一举，固将尽倾吾党人才物力以赴之也。每晤同志诸君，辄以劝捐为事，虽余极不愿，但念此等责任，除我明达之同志外，又将向谁人求之？盖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是也。此应请诸同志原谅余劝勉之苦衷，仍当踊跃输将，以助成此最后之一着者也。设天不祚汉，吾党此举复遭失败，则侨汇当无下次再扰诸同志，再向诸同志捐钱矣。余决计回国亲自督师，生死不计。倘或仍能生存，亦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则此后之未竟事业，亦惟赖之同志诸君一肩担起。总之，吾党无论如何险阻，破釜沉舟，成败利钝，实在此一举，而余言亦尽于此。”
孙中山言毕，与会同志皆动容。邓泽如即说：“捐款之义务，我等同志实责无旁贷。这是我变卖地产的四千元，现即捐出。”说完，他把带在荷包里的钱掏出来放置桌上。其他同志见了，亦即席捐款，总共捐得八千余元。孙德彰见了说：“可惜我现在产业已尽，无钱再捐了！甚谢诸同志为革命事业尽责。”孙中山、胡汉民、赵声三人十分感动，表示定要募捐十万元以图再次大举。
接着，孙中山与众人商议，决定由黄兴、赵声、胡汉民回香港设立统筹部，黄兴为部长，赵声副之，胡汉民为秘书。朱执信、胡毅生负责联络民军，姚雨平、赵声利用旧部在新军中发动，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居正则在长江中下游发动起义响应。孙中山自己去欧美差人分头大肆募捐。
正当革命党人为起义谋划时，槟城的保皇党人却暗中向当地政府告密，说孙中山在槟城谋不轨，当地政府即限令他在一周之内离境。孙中山无法，只得把家眷安顿在柑仔园，将长兄孙德彰送往香港，又电召已先回香港的胡汉民回来交办各事，同时电令刘揆一重组同盟会东京总部。一切理绪后，他搭乘12月上旬的轮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停留了一段时间，复于1911年元月转往布鲁塞尔乘轮至纽约。
刚刚到纽约，冯自由即自加拿大向他致电，说加拿大可以筹到款，盼从速至加拿大一行。孙中山得电后，颇感高兴，即启程前往。当他乘火车抵达温哥华时，冯自由和该埠洪门头领刘儒坤等率千余人到站迎接，将他迎至致公堂举行茶会，后又安排在华人大戏院请他演讲中国革命情形。演讲完毕后，孙中山又受请以主盟人的身份为三百余入盟者举行了加盟典礼。
孙中山见温哥华致公堂热心革命，便向刘儒坤说明中国同盟会将要发动广州起义、需要军款情况。刘儒坤听说后，特地设立洪门筹饷局，自任筹饷局总理，并推岑发琛为司库，陈榛如、黄希纯为中英文书记，黄纪杰为交际干事。
筹饷局成立后，刘儒坤即与加拿大各埠致公堂广事联络，同时议商先由温哥华致公堂捐献一万元给孙中山。温哥华洪门带头捐款后，维多利亚致公堂即将楼宇抵押得币三万元，寄往香港文咸东街金利源药行，转交给起义机关统筹部出纳科长李海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