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戍变法的失败证明，在一个以小农为主体、没有养成强大的民主政治意识的国度，统治层中个人和集团既得的垄断经济利益和专制政治利益更是任何民主改革的绞杀者。这种绞杀者能把一切维新力量摧毁。戊戍六君子惨死于屠刀下，甚至连光绪帝的帝位几乎不保即是证明。
然而慈禧太后的“胜利”并不表明她是什么女强人，而是简陋的政治体制给她罩上了一层强人的光环。慈禧太后之所以能拥有较多的拥戴者，能拥有较多人忠于她并为之出谋划策，是因为她代表了旧有政治集团的利益。故守旧大臣们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只是一种表象，它所掩盖的是对集团私利的拼命维护。
戊戍变法失败、光绪帝被软禁的事实亦表明，没有以武力为后盾的改革必然流产，必然流血，因为专制政体扼杀改革的最后手段是铁血而不是民主。但改革者的鲜血有巨大的价值，诚如康广仁临刑时所言：“我辈为义赴死，中国自强之基在此矣！”
光绪帝命袁世凯进京保驾，
慈禧太后与直隶总督荣禄密谋废立
光绪帝发布朱谕罢黜礼部堂官后，被黜大臣一齐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跪奏哭诉。慈禧太后恼怒异常，左边眉梢子愈挑愈高，右边嘴唇越来越向右撇，她生气时总是这模样。等到被黜众大臣告退后，她当着李莲英的面发起火来：“如此大事，皇帝事先不来问安请懿旨，眼中无人了！”
李莲英即劝慰道：“老佛爷不必动怒，伤了身子，奴才担当不起。老佛爷传懿旨叫皇帝来请安，要他说个明白就是了。”他顿了顿，又说：“园中的小墨猴该喂食了，我这里备好了醉枣，奴才请老佛爷喂猴开心去。”
慈禧太后听劝，即与李莲英出殿耍猴去了。
次日，光绪帝到颐和园请安时，慈禧太后开口即怒气冲冲地指责他：“九列重臣，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怎能废弃！”
光绪帝辩解说：“怀塔布、许应骙等堂官屡抗谕旨，若不予以严惩，无以警戒群臣。”
“著李鸿章、敬信均无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行走，又是为何？”慈禧太后逼问道，“你现今是以远替近，以新替旧，徇康有为一妖人而乱家法，祖宗会对我说些什么呢？”
光绪帝不得已抗辩说：“祖宗而在今日，其法不必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
慈禧太后见光绪帝不甘受责还要强辩，愈加气愤。她本已置酒宴在玉澜堂款待他，于是罢宴不用，让光绪帝空着肚子归去。
光绪帝怏怏返回西苑后，愈想愈觉得皇太后过分专权，心里愈是焦灼不安。最后他终于定下决心，传令谭嗣同，要他与康有为尽快策划，以使新政措施不致被皇太后无端掣阻。谭嗣同奉旨，连忙来告知康有为。
康有为得讯后，即连夜草折，向光绪帝提出应急四策：一是仿日本之法成立参谋本部，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于左右，皇上亲擐甲胄而统之，以应付时局变化。二是改戊戌年为维新元年，以示变法决心，以新天下耳目。三是断发易服，与民更始，俾更新之气，动摇守旧者的心志。四是以巡幸名义迁都上海，只要率领数十名精干办事人员，而使百官留守京师。因自甲午战争以后，沙俄已屯兵于旅顺口，京师门户尽失，守无可守；加之城内旗人聚居，旧党弥塞，一时难以扫除，非迁都不能推行新政。只要精选参谋部的兵将，以雄兵铁舰为护卫，皇帝麾下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又居于上海这样交通方便之地，以强大兵力控制天下，以武力为后盾推行新政，自然会令行如流水。
谭嗣同将康有为所献四策转呈光绪帝后，光绪帝却木然未语。因兵权、船舰全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荣禄掌握中，他到何地去寻精兵良将，又如何设置参谋部？
康有为见光绪帝无意南迁，便急代徐致靖拟《边患日亟，宜练重兵，密保统兵大员折》，保荐袁世凯，请特予召对，隆其位任，重其事权。他把奏折送交徐致靖时，再三叮嘱：“前日相伊藤博文已于9月10日抵天津，公可运动朝官奏请皇上聘伊藤为顾问。此策若成功，外则可联英、日以抗俄，内则以借助英、日之力量以固皇上之地位，且还可直接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经验，稳妥推行新政。”
徐致靖喏然，他向光绪帝呈折后，立即四处运动小臣。受他的运动，章京李岳瑞、主事洪汝冲、员外郎祁师曾等人纷纷奏请聘伊藤博文为顾问，拟立为清职，使有议事之权；留之京师，著其参与新政。这时，康有为自己也上折奏请聘伊藤博文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为皇帝顾问。光绪帝阅徐致靖、康有为等人奏折后，立即电谕荣禄，著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又拟定在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23日接见李提摩太。
直隶总督荣禄接到光绪帝著袁世凯进京的电谕后，心里极不情愿；但君命难违，只得差人传令袁世凯，并要他先来总督府见自己。
自慈禧太后任自己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来，荣禄以握有军权而神气十足。在所统各军中，他最看重的是袁世凯所练的新军，故他生怕光绪帝委袁世凯以高位，把袁军拢络过去成为新政的支柱。不过他知道，袁世凯能成为直隶按察使，全仗自己的栽培。荣禄心里清楚，袁世凯闲居北洋、无所事事时，曾四处上书当朝权贵，讲按西法练兵、改革军制之必要。他利用叔祖父袁甲三及堂叔在京时的旧关系，以拜师为名奔走于自己门下，是自己保举了袁世凯，要他拟练洋操各种办法上呈。后自己又与各亲王、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创建新式陆军，奏请饬派袁世凯督练，使得光绪帝令准。想及这层关系，荣禄觉得袁世凯肯定会忠于自己，服从军令。
然而幕僚陈夔龙在旁劝告说：“皇上召见袁世凯，荣相务请多加谨防。袁世凯虽年不过四十，却是颇有心术之人。”荣禄问其由，陈夔龙说：“袁世凯自甲午战事初起，从汉城逃回闲居北洋时，常与人炫耀自己在朝鲜时任事如何果断，同僚戏呼他为曹操，他不以为怪，甚觉其荣，难说他日后无异志。他当时以拜师为名，不特奔走荣相门下，亦奔走庆王、军机李鸿藻、翁同龢等大臣府中，极力迎合。李鸿藻对他很是激赏，翁同龢亦认为他可任。他花钱捐得差委浙江温处道，又到大内总管李莲英那里送礼，打通关节，好让在皇太后面前荐举自己。同时他还请人帮忙译撰了兵书，由此博得知兵的名声，似有盗名取宠之嫌。”
荣禄听了，不以为然地说：“拜访各王公大臣，是敬。为取悦皇太后，是忠。无可如何，袁世凯朴实勇敢，晓畅戎机，是一军事干才。”
陈夔龙又说：“荣相可知，袁世凯之忠心可倚么？荣相可否记得，去年袁世凯手下士兵在营门口擅杀卖菜老百姓一事，御史胡景桂参劾他嗜杀擅权，克扣军饷，用人论情面之大小，馈遗之多寡么？”
荣禄听陈夔龙提起此事，不由得想起自己奉朝命查办胡景桂参劾袁世凯案、而保举袁世凯升官的情景。
那是去年春，袁世凯因新军士兵擅杀卖菜百姓而遭参，一时心神恍惚，担心被查办。可是他听到奉朝命查办的是兵部尚书荣禄，立即忧惧并释。荣禄奉旨到小站后，袁世凯并不急于巴结逢迎，而是亲自指挥官兵操演。那七千勇丁，身量一律四尺以上，列阵入场，整肃精壮，练德国操，令人耳目一新。
荣禄见了，不禁喜形于色，便问随从陈夔龙：“君观新军与旧军比较如何？”
陈夔龙答道：“素不知兵，何能妄参末议。但观表面，旧军诚不无暮气，新军参用西法，生面独开。”
荣禄听了，满意地点了点头。
操练完毕，勇丁们接着唱起了《劝兵歌》：
谕尔兵，仔细听：为子当尽孝，为臣当尽忠。一要用心学操练，学了本事好立功；军装是尔护身物，时常擦洗要干净。二要打仗真奋勇，命不该死自然生；如果退缩干军令，一刀两断落劣名。三要好心待百姓，粮饷全靠他们耕；只要兵民成一家，百姓相助功自成。四莫奸淫人妇女，那个不是父母生；尔家也有妻与女，受人羞辱怎能行。五莫见财生歹念，强盗终久有报应；纵得多少金银宝，拿住杀了一场空。六要敬重朝廷官，越分违令罪不轻。
听着这歌声，荣禄更是得意洋洋，心想自己保举的人没错，便对陈夔龙说：“此人必须保全，以策后效。”陈夔龙听他这样说，就不再说什么。
待查办完毕，荣禄回京即复奏光绪帝，说所参袁世凯折中除言擅杀营门外菜佣一条属实已予严谴外，其余各条查明无实据，应请勿庸置议。克扣军饷事更是捕风捉影，袁世凯在发放士兵饷银时，每每亲自监督，以防将官从中克扣，士兵们都视他为衣食父母。荣禄还赞扬袁世凯血性耐劳，勇于任事，为将领中不可多得之员；其所练新军，精武强壮，故请加官直隶按察使。光绪帝听了荣禄的复奏，即恩准，并发谕慰奖袁世凯，要他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付委任。
陈夔龙见荣禄陷入深思中，又提醒道：“袁世凯极善拢络人心，总督大人还须留意。”
荣禄问：“此话怎讲？”
陈夔龙说：“袁世凯施惠于文案阮忠枢足以为凭。阮忠枢本是李鸿章荐举入袁幕的，袁世凯为博李鸿章好感而厚待他。一日，阮忠枢在天津一妓院看中妓女小玉，欲纳为妾，袁世凯得知后以有碍军誉而不许，阮忠枢便闷闷不乐。不意袁世凯迅即秘派人将小玉赎出，又购置房舍作为洞房，之后带阮忠枢前往。阮忠枢随袁进入一华丽宅院，见堂上红烛高照，置有丰盛酒席，以为是来出席婚宴；及入里屋看到新娘就是小玉，方恍然悟知袁的心意，从此他至死效忠于袁世凯。荣相请想，久而久之，官兵心中必定只知有袁世凯，还知有荣相，有皇太后和皇上么？”
说话间，总督府卫队营官来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奉命来见。”
原来袁世凯得荣禄令后，即乘快马飞奔天津。小站位于天津与塘沽之间，距天津仅七十里，故他一个多时辰即到了总督府。
荣禄连忙传令请进。袁世凯进见施礼，入座后问道：“皇上电谕荣相传我进京，可是为秋操之事？”
荣禄却不直接答话，反而不慌不忙地问他：“慰庭衔命往小站督练新军有年，想毕已练就成模范军。”
袁世凯答道：“未将身为督练，虽才浅力弱，然治军严格。军中事无论巨细，靡不亲躬。练军已近三年，略有成绩，不过新军尚不能称模范军，不过是采德军和日军建制，分步、炮、马、工程、辎重五兵种，不像以前那样素不分兵种罢了。”
荣禄又问：“这新军总人数竟有若干？还要些装备么？”
袁世凯说：“军队总数是七千人。先是接统定武军四千余名，后又到河南、山东、奉天、苏皖一带招幕了二千余精壮青年入伍。已全部装备了从国外购置的步枪、马枪和快炮。军事训练由从德国聘请的巴森斯等十余名教官担任，据德国陆军教条训练，一律习洋操。”
“这个，去年我到军营视察时见到了，操练精熟，军容肃整。”荣禄满意地说，“但问军官情形如何？”
袁世凯对各级军官的命任颇为悉心，他首先起用的是亲信、旧部，将老友、翰林院编修徐世昌揽至军中任参谋营务处总办，对曾随自己入朝的刘永庆、吴长纯、雷震春、江朝宗等亲信均委以各种官职。然而他怕荣禄疑他有用人论情面之嫌，故慎重答道：“军官多是指挥有素者。龚友元、孟恩远等为原定武军旧将，更从北洋武备学堂选拔了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怀芝、段芝贵、陆建章、李纯、王占元、陈光远等一批优秀生，分别委以统带、管带、帮办、提调或学监。另外，还委任了姜桂题、张勋这些赋闲老将。为培育造就军事人才，卑职还立有步兵、炮兵、工程兵随营军事学校，让官兵习兵法、枪炮、算学、测绘、地理、战阵攻守和德语。”
荣禄听了又问：“官兵可服从指挥？”
袁世凯正色道：“卑职治军，未闻敢有不服从军令者。卑职制定有极严格的《简明军律》，规定了十八条斩罪，凡临阵进退不候号令者、骚乱居民、奸淫妇女者、结盟立会者、在营吸食大洋者等一律斩之。要之，卑职常颁发训词，令官长召集士兵训话，要求士兵事事以尽职为心。卑职还差文案编写《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命士兵熟悉于口，牢记于心，使之效忠朝廷，服从指挥。”
荣禄对袁世凯的回答颇感满意，进而说道：“慰庭可知，小站又叫新农镇，是淮军曾在此屯田之故。但淮军驻扎此二十余年，不过屯田而已。公所练新军，才是我北洋军之精锐。本督极为看重。”
袁世凯一听此话，即表效忠：“荣相要卑职入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听了此语，荣禄才出示电谕，并训告说：“皇上此次要你进京陛见，并非本督保举，而是皇上为揽权，想擢用你。你所属不过七千之众，纵使天兵天将，亦只是我十数万大军中的一部，还望至京后时时向本督报告。”
袁世凯听了这番话，即表示万不敢忘荣相荐举之恩。他喏喏而退后，立即坐上荣禄差人为他备好的马车到火车站，乘火车赶往京城去了。
就在袁世凯9月14日抵京的这一天，光绪帝为开懋勤殿之事又特地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请懿旨。这是他诏定国事以来第十二次到颐和园问安请旨了。自六至九月这三个月中，光绪帝共颁布了六十四道新政上谕。凡牵涉到政制维新之事的上谕，颁布前他都要到颐和园请懿旨。
然而在这一天，当光绪帝至乐寿堂请安时，见慈禧太后神色迥然异常，猜测中有变故，故未敢开口言开懋勤殿事，只告知前日相伊藤博文已从天津前来北京。慈禧太后听了，只对他淡淡说了句：“在园中好生歇息，近几日不要回宫。”待光绪帝告退，慈禧太后即唤太监总管李莲英，吩咐他差太监严密监视皇上，皇上的一言一行都要随时报告。慈禧太后已决意要废黜光绪帝了，她已经忍无可忍。旬日以来，颐和园中一直是车水马龙，除一些被废黜的和担心被废黜的大臣接连来向她哭诉外，一些枢臣也不断来献谗奏密。
光绪帝告退后不久，庆王奕劻即与刚毅来到乐寿堂，他禀告慈禧太后说：“听四小军机传言，皇上要尽撤六部九卿、督抚司道，要尽除满人，剪除发辫，还要裁撤内监。”
刚毅乘机挑拨说：“皇上如此乱变成法，又许康有为结党密谋，至时将置皇太后地位何？”
慈禧太后则问：“听说皇帝召袁世凯进京，此事可当真？”
奕劻答道：“荣相已电告我，袁世凯已奉皇帝之诏于今日进京。荣相还言，前日相伊藤博文已到天津，将要亲见皇上，若皇上得到日本的护持势力就强大了，到时恐怕连皇太后再也难管教他了。”
慈禧太后冷笑一声，说：“庆王、刚相大可不必惊慌。皇帝想外联日本，内靠袁世凯，向我索权，不过作白日梦。我早已谋划好了，已将这逆子留在仁寿殿内办事，还派立山、怀塔布去了天津。”
奕劻和刚毅听了，顿时转忧为喜，连连称赞皇太后圣明。
立山、怀塔布衔慈禧太后之命去天津，是要与荣禄密商，先发制人，相机定图废立之计。二人至天津直隶总督府见到荣禄，说明来意后，荣禄顿时喜欣至极，认为收拾乱党扰政的时机已到。他哈哈大笑说：“我早就说过，让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收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