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林恩把该公司改名为林恩·迪姆柯·福特公司，也就是著名的LTV公司。
就在这个时候，华尔街开始使用“集团企业”这个名词。这个词的意思是指一家公司以吞并其他不同行业的公司的方式，使自己壮大成长。这类公司的股票也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红的一种，LTV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至此，吉姆斯·林恩已是一个全国知名的风云人物。然而，他并不想就此罢休，在他那诡计多端的头脑里，又在酝酿着新的利用别人的钱大获其利的宏伟计划了。
不断加压才能长足发展
曾有外国记者这样评价王永庆：“他的行事手段近乎残忍，秘诀是对工作细节和工作时间毫不留情地苛求，他手下管理人员若换成西方人，恐怕早给他折磨死了。”
可以说，台塑公司王永庆取得的成功，全赖于其成功的管理，而在管理手段方面，压力管理是台塑最为突出的经验。
在王永庆的观念中，压力管理并不仅仅是管理层对下属施加压力进行管理，而是本身就要有一股压力感，只有在压力下，企业才会有长足的发展。在一次研讨会上，王永庆曾说：“如果台湾不是幅员如此狭窄，发展经济深为缺乏资源所苦，而台塑企业可以不必这样辛苦的致力于谋求合理化经营，就能求得生存发展的话，我们能否做到今天PVC塑胶粉及其他二次加工均达世界第一，不能不说是一个疑问。今天台塑企业能发展到营业额年逾1000亿台币的规模，就是在压力逼迫下，一步一步艰苦走出来的。”
他认为，经营条件恶劣，当然会给企业经营带来很多困难，台湾岛石化资源贫乏，基本原材料价格偏高，对台塑来说反而是一股不可多得的动力，迫使台塑改善经营，提高效率。这正是压力的作用。
王永庆对压力与企业发展的关系有非常深刻的研究，他曾撰文指出：“研究经济发展的人都知道，为什么工业革命和经济先进国家会发源于温带国家，主要是这些国家天气条件较差，生活条件较难，不得不求取一条生路，这就是压力条件之一。日本工业发展得很好，也是在地瘠民困之下产生的，这也是压力所促成的；今日台湾工业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以退一步即死的压力条件下产生的。”
由于业务方面的需要，王永庆经常进出美国，在谈到美国为什么在工业生产上往往竞争不过日本时，王永庆认为，美国的企业经过长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以后，经营上的压力已经减轻，经营者也松懈了。他指出：“不过美国的资源丰富，科技、管理基础样样深厚，眼前最大的问题只是出于一时的放松而已，只要稍微施以压力的话，凭借较进步的科学、资源等有利环境，情况很快又会改变的。”
他又说：“游手好闲是制造无聊、罪恶、贫穷的根源，有人以为清闲是福，其实只有认真工作后的休息，才能得到心灵的安适，才是人生至上的享受。一个国家，如果人人都充满了工作的活力，就是无上的财富。世界上许多天然资源富裕的国家，一如非洲、印尼等，反而不如资源贫乏的国家进步，道理就在国民没有充沛的活力。”
在台湾这个特殊的环境里，台塑受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台塑内部，在王永庆的管理思想统治下，更是人人都有压力感。王永庆曾说：“赋予一个人没有挑战性的工作，是在害他。我觉得人的潜能是无穷的，给予没有挑战性的工作，这个人的潜能根本无从发挥，他的一生就完了！”他认为，杰出的人才只有在强大的压力下才会培养得出来。
王永庆曾苦口婆心地奉劝志明工专的学生：“完成专科教育，只能为你们奠定做事的基本能力，你们要认清这一点。踏出校门之后，要有决心接受三年的辛苦磨练，唯有如此才能有成就。如果在座每位都能这样做，我相信百分之百会成功。因此，在工厂环境的选择上，我奉劝各位考虑去接受具有相当压力的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才能真正锻炼出你的本事；否则，即使你懂得必须吃苦，有意接受磨练，可是在一个满足现状、以既有成就而沾沾自喜的环境中，任何人都难免因为处于安逸之中而逐渐放松，终究毫无成就。”
王永庆不但善于教导别人进入有压力的环境中接受挑战，而且更善于营造一个布满压力的环境。
在台塑，王永庆对下属施加压力，可以说到了无所不用的地步。由于他记忆力非常好，精力过人，又喜欢追根究底，下属们一不小心，往往会被他逼得非常难堪。每天的午餐汇报，就是人们感觉压力最重的时候。曾有报道说台塑的高层领导不少人患胃病，就是因为午餐汇报压力太重的缘故。
为了实践他的“压力管理哲学”，王永庆在台塑建立起一套中央集权式的管理系统。1973年设立的台塑总管理处总经理室，正是这个管理系统的指挥中心，它控制台塑的16个部门。台塑上下，事无大小，都经过总经理室的审核，再交由上级单位批准，最后才下达命令，由各部门执行。
总经理室对各部门进行审核，主要的目的是要发现问题，并针对问题制定改善的计划，再与各单位共同研讨，跟踪计划的执行情况，评估计划的效果，及时修改计划。总经理室的幕僚人员，是台塑上下既敬且畏的一群人。他们时时给下面施加压力，因此，被台塑员工暗中称为“红卫兵”。
对此，王永庆回应说：“我们中国人没基础，不努力的话，外国人看不起。外国人一星期工作五天，为什么中国人要做六天？外国人不了解我们，我们没基础，所以多做一天来弥补，这很公平。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没基础的，既不勤劳又放松，目前我们是绝对不能如此的。”
为此，王永庆举了一个例子：台湾每年都有大专院校的毕业生到美国留学，累计总人数不下数十万。这些人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留在了美国，他们有开诊所行医的，有从事教育或研究工作的，也有涉足企业管理的。三个领域中，从事前两项的都有突出表现，唯独后者表现平平。原因何在？
王永庆分别加以分析：
学医者，由于美国对于医师的教育和训练十分严格，留学生在这种环境的逼迫下，自当勤于学习，因此大多数都能成为优秀的医学人才。
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者，与行医者际遇极为相似，同样是因为美国的环境有一股迫使其非认真不可的压力，因而表现出色。
至于在美国从事企业管理工作，情况恰恰相反。虽然攻读工商管理的中国人颇多，不少人拿了博士或硕士学位，但是，由于他们不愿意从基层做起，美国社会又没有压力让他们非从基层做起不可，导致美国的大企业不爱用中国人，而我国的留学生则无从吸收美国企业管理的精华，空有一个高学历，却无所建树。
由此推论，压力不但可以激发一个人的潜能，而且也是造就一个杰出人才的必要条件。
看准了，就要快行动
1953年，香港巨商霍英东毅然拿出自己几年来积蓄下来的钱，进军房地产事业。1954年，他成立了立信建筑置业公司，专门从事房地产业生意，拆旧楼，又买又卖，从此，房地产成为他致富的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从此翻开了人生崭新的决定性的一页！”
香港弹丸之地，人多地少，房地产走俏之势，几乎是生意人的共识，关键是看准了行动要快。霍英东转入地产业，比李嘉诚早四年，比包玉刚认准地产业还早一年。这对当时年仅32岁的小伙子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霍英东的举动，也引起了局内局外人士的普遍惊诧：一个惯于水性的水上人家子弟，难道会对陆地上的拆房建屋同样表现出熟谙？但是，说这话的人只能算是还不了解霍英东，他作为一个生意场上的“中锋”，具有很强的爆发力，越是艰险越向前，决不回头。
当然，霍英东在跨出这一步之前，也并不是鲁莽行事，而是针对自己资金有限的短处，制定出一条妙计。在此之前，房地产商人往往先要投资一大笔钱购地建房，待房屋全部建成后才逐一出售，或收取租金。霍英东在此点上充分显示出他精明的经营头脑和高超的管理能力，他改变了这种旧的传统经营方式，采取大楼预先分期分层出售的办法，既预先把将要建造的房屋出售，然后用收来的资金造房。如此一来，他就可完全弥补资金的不足，原来自己手上也许只有造一幢楼的钱，现在却可以“借鸡下蛋”，造起十幢楼来，这样也加快了资金周转和建房进度，利润当然也丰富得多。
在房地产经营中，他实行了自己独特的“房地产业工业化”：一是开创售“楼花”的先河，二是率先利用宣传小册子及广告推销楼宇。一改以前买楼一次付账的方法，采用预售的办法：购房者只要先付10%的现金，就可购得即将破土动工兴建的可供居住或出租的楼宇，诸如购买一幢十万港元的楼宇，只需交一万元就可以买到房产权，以后再分期付款。这对房地产商来说，以前只能兴建一座楼宇，现在用同样的资金加上预收的款项，就可以兴建十座楼宇。而对购屋者来说，更具宣传价值：先付一小笔，待到楼宇建成时，地价上涨，转手倒卖，白花花的银子大量地流进自己的腰包。这就是所谓的“炒楼花”。
“楼花”的发明，使一般平民也有机会购买楼房。霍英东说：“今天，一个佣人也可以拥有一层楼，她只需要先付一笔小钱。”不需住房者还可以炒“楼花”，若半年或一年成交，往往能赚个对本。说到这里，或许读者能够联想到我们国内的“集资建房”，买卖双方都有方便之处。
率先采用小册子广告形式广为宣传，有助于霍英东的地产生意越做越活。由此可见，霍英东不但敢为，而且也能为。
这一创举，使霍英东的立信公司创办不几年，高楼大厦满港九，打破了香港房地产买卖的记录。公司大大地发达起来，霍英东这个建筑业的“外行”一跃而成为香港房地产业的巨子。至今他名下的十家公司，还大部分经营房地产业。由他担任会长的香港地产建筑商会的300名会员，拥有香港70%的建筑生意，在香港可谓举足轻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