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大舞台，处世办事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出现问题就要去想办法解决问题。处世办事是一道难解的方程，解题的方法千差万别，只要我们掌握“厚”的基本原则，即厚情求人、厚脸央人、厚礼说人，同时参考“黑”的原则，即无心帮者不求，能办的一定要办，办事的原则一定要坚持。有了此二者，则无事不可办。
糊涂中屈，糊涂中伸
有的人外表似乎固执自守而内心却世事通达，才高八斗；有的人外表道貌岸然而内心却空虚惶恐底气不足。
人生是个万花筒，在变幻之中要用足够的聪明智慧来权衡利弊，以防莫测变化。但是，人有时候不如以静观动，守拙若愚。这种处世的艺术其实比聪明还要胜出一筹。聪明是天赋的智慧，糊涂是聪明的表现，人贵在能集聪与愚于一身，需聪明时便聪明，该糊涂处且糊涂，随机应变。
老子大概是把糊涂处世艺术上升至理论高度的第一人。他自称“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而作为老子哲学核心范畴的“道”，更是那种“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似糊涂又非糊涂、似聪明又非聪明的境界。人依于道而行，将会“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即大智若愚。中国人向来对“智”与“愚”持辩证的观点，《列子·汤问》里愚公与智叟的故事，就是我们理解智愚的范本。庄子说：“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人只要知道自己愚和惑，就不算是真愚真惑。
是愚是惑，各人心里明白就宽慰了。
孔子说：“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宁武子即宁俞，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大夫，他辅佐卫文公时天下太平、政治清明。但到了卫文公的儿子卫成公执政后，国家内乱，卫成公出奔陈国。宁俞则留在国内，一面仍是为国尽忠，表面上却是一副糊里糊涂的样子，这是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因为身为国家重臣，不会保身怎能治国？后来周天子出面，请诸侯霸主晋文公率师入卫，诛杀佞臣，重立卫成公，宁俞依然身居大夫之位。这是孔子对“愚”欣赏的典故，他很敬佩宁俞“邦无道则愚”的处世方法，认为一般人可以像宁俞那么聪明，但很难像宁俞那样糊涂。在古代上层社会的政治倾轧中，糊涂是官场权力杂耍的基本功。仅以三国时期为例，就有两场充满睿智精彩的表演，一是曹操、刘备煮酒论英雄时，刘备佯装糊涂得以脱身；二是曹、马争权时司马懿佯病巧装糊涂反杀曹爽。后人语云：“惺惺常不足，蒙蒙作公卿。”苏东坡聪明过人，却仕途坎坷，曾赋诗慨叹：“人人都说聪明好，我被聪明误一生。但愿生儿愚且蠢，无灾无难到公卿。”为官可以愚，但为政须清明，不可混淆。
“难得糊涂”是糊涂学集大成者郑板桥先生的至理名言，他写道：“聪明难，糊涂亦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做人过于聪明，无非想占点儿小便宜；遇事装糊涂，只不过吃点儿小亏。但“吃亏是福不是祸”，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饶人不是痴，过后得便宜”，歪打正着，“吃小亏占大便宜”。有些人只想处处占便宜，不肯吃一点儿亏，总是斤斤计较，到后来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郑板桥说过：“试看世间会打算的，何曾打算得别人一点儿，真是算尽自家耳！”在我看来，世上最可悲悯的人，往往自我感觉不错，正是古人所谓“贼是小人，智是君子”之人，是那些具有君子的智力却怀持小人之贼心的人。为人处世与其聪明狡诈，倒不如糊里糊涂却敦厚。
郑板桥以个性落拓不羁闻名于世，心地却十分淳朴善良。他曾给其堂弟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愚史平生漫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为美，未尝不啧啧称道。囊中数千金，随手散尽，爱人故也。”以仁者爱人之心处世，必不肯事事与人过于认真，因而“难得糊涂”确实是郑板桥襟怀坦荡无私的真实写照，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那种毫无原则稀里糊涂之人。糊涂难，难在于人私心太重，眼前只有名利，不免去斤斤计较。《列子》中有齐人攫金的故事，齐人被抓住时官吏问他：“市场上这么多人，你怎敢抢金子？”齐人坦言陈词：“拿金子时，看不见人，只看见金子。”可见，人性确有这种弱点，一旦迷恋私利，心中便别无他，唯利是图，用现代人的话说：掉进钱眼儿里去了！
聪明与糊涂是人际关系范畴内必不可少的技巧和艺术，其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太聪明的人，学点儿“糊涂学”中的妙处，于己大有益处。古人云：“心底无私天地宽。”天地一宽，对一些琐碎小事，就不会太认真，苦恼也不来了，怨恨更谈不上。得糊涂时且糊涂，是“糊涂学”的真谛，聪明人不妨试一试。
能屈能伸，做成大事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王辅臣可称得上是最能使用厚黑处世的人。此人屈时能屈到底，伸时能伸到极，可谓是厚黑处世的典范。
王辅臣本姓李，山西大同人，少时为宦官家奴，后投奔农民起义军。起义军中有个叫王进朝的，没有儿子，收了他为义子，从此就改姓为王。王辅臣身高七尺有余，面容白皙，眉如卧蚕，乃一美男子。他勇冠三军，锐不可当，号称马鹞子。清兵围大同时，王辅臣乘黄骠马，来去飘忽，所向披靡，致使清兵每见黄骠马，就大呼“马鹞子来了”，四处逃散。降清后隶汉军正白旗，京都满汉无不以认识马鹞子为荣。
久之连康熙也知道“马鹞子”的大名，让鳌拜把他找来，授予御前侍卫。不久洪承畴经过河南，康熙命王辅臣随侍。后洪承畴带王辅臣至云南，云南平定后，设援剿五营，就推荐王辅臣为右营总兵，管辖云南迤东一带，驻扎曲靖府。洪承畴回到京师后，王辅臣隶属于吴三桂藩下。
王辅臣对待吴三桂也像对洪承畴那样忠心，吴三桂亦将王辅臣视作子侄，凡什么好东西，他人得不到的，唯独赏赐给王辅臣。一次，奉吴三桂之命征讨乌撒，与吴三桂之侄吴应期等在马一棍营中吃饭。王辅臣饭盂中有一死蝇，一旁的王总兵看见大声呼叫他不要吃，王辅臣深知马一棍对待下人十分残酷，常因小过将下人一棍打死，所以有“一棍”之名，担心他此次会因此过将厨师杀掉，就说没关系，死苍蝇我也吃过。王总兵生性愚鲁，竟以此事同王辅臣相赌，王辅臣只得勉强吞下去，吴应期却在一旁说：“我与你赌吃粪，你吃吗？”王辅臣一下跳起怒骂道：“吴应期你当众侮辱我，别人怕王子我不怕，我将食王子王孙的脑髓，而嚼其心肝，挖其眼睛。”说完，一拳击碎食案，负气而出。
此事发生后两人虽重新言好，但在王辅臣心中还是留有一块疙瘩。恰巧平凉提督缺出，王辅臣即派人持金钱遍赂朝廷重臣。大家都在皇上面前夸奖王辅臣，终于让王辅臣如愿以偿了。吴三桂闻此消息，叹息说：“这小子花了不少钱，家里到底有多少私产，竟如此胡来？”王辅臣来告辞时，吴三桂拉着他的手，哭泣着说：“你到平凉后，不要忘记老夫，你家中穷，人口多，万里迢迢，何必如此。”于是拿出两万两银子给他作路费。
王辅臣入都后，很久都得不到皇上召见。因为他平日专门接交近侍，而忽略了阁部九卿，所以无人引见。兵部推到礼部，礼部又推到兵部，而王辅臣又不肯用钱收买部臣，只是每天同大家上上朝而已。一天，皇上赐群臣茶，有位近侍认识王辅臣，这才见到皇上，从此恩泽频加，赏赉无数。不久，皇帝对王辅臣说：“我本想留你在身边，朝夕相见，但平凉边关重地，非你不可”，随后让钦天监选择好日子为他送行。当时正值岁末，皇帝又说：“行期到了，我真舍不得你走。上元节快到了，你还是陪我看过灯后再走。”
临行前，皇帝赏王辅臣御前豹尾枪一支，并说：“这枪是先帝留给我的，我每次出巡时都把它放在马前。你是先帝的大臣，我是先帝的儿子，除了这枪就没有更珍贵的东西。你把它带到平凉，见到它就像见到我。”王辅臣伏在地上，痛泣不已，说：“圣恩深重，臣即肝脑涂地，也不能稍报万一。”
公元1670年，即康熙九年，王辅臣被擢升为陕西提督。二藩叛乱发生后，他起兵响应，杀死经略莫洛，占据陇东地区，并煽动宁夏兵变，陕甘震动，此时，什么“肝脑涂地”之类的话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公元1676年，即康熙十五年，在清军围攻下，势穷投降，后被召入京时突然死亡，传系自杀。
以弱示众，转弱为强
以弱示众，引起别人的恻隐之心而想伸出援手的处世态度，也是吸引人的因素之一。
当然，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示弱法，有人以新闻记者的情形为例做了说明。
“想让自己真正想写的文章能顺利刊登出来，必须使用一些技巧才行。即故意显露一些一目了然，但和所报道事件的基本构成无关的错误。当总编辑在审稿时，很容易便会发现这些错误，并怀疑对方是否有意如此。但由于不是严重的过错，所以不会指责执笔人。结果因为对那些无伤大雅之误的留意，不但不会将执笔人所主张之点删除，而且会更细心地欣赏其作品，与留心对方的为人。”
虽然这种方法的效用很令人怀疑，但至少叙述得很有趣。由此可知，即使彼此的立场不同，但和顶尖领导者魅力因素有其共通之处。
例如，某名评论家主持某电视台的时事评论节目，即是这种情形。虽然他说起话来字正腔圆，反应也十分灵活，但就是得不到观众的欢迎。因为和他共同演出的人经观察，都觉得这位评论家精明得可怕。后来改由另一位评论家主持，收视率才逐渐提高。虽然后一位评论家因为粗枝大叶、反应迟钝，而被揶揄说：“那个傻蛋不知道在说些什么！”但由于能令观众有安心之感，而广受欢迎。
流行歌手的情形亦然，有些人虽然歌唱得很好，却不一定受欢迎；反而是那些能适当表现笨拙的歌手，唱片销售情形较佳。同样情形也发生在畅销小说作家身上，通常都是文笔不很好的作家所写的小说较为畅销。
我们并不有意评论这些人的能力，只是认为能适度表现笨拙和迟钝的人，反而更易为人吸引，亦较富有魅力。人无完人，有时也许表现迟钝一些更真实。
“借梯上楼”，好办事情
俗话说得好：“好风凭借力。”一个人在事业上要想获得成功，除了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外，有时还要借助他人的力量才能事半功倍。应用这种方法获得成功的策略称为“借梯上楼”法。
对于想获得成功的人来说，这里的“梯”指的是他人的能力，如名人、亲戚、朋友、同学等的地位、名望、财富或权力，而“楼”则是指你要获得的某种较为理想的目标。
一般来说，无论引荐者的名望大小、地位高低，只要对你的成功有所帮助，他就是你登上高山的好梯子，他的威信和影响对你都有用处。一般人对权威和名望有一种可靠、信赖的感觉，因而他们常常会从推荐者身上来估量被推荐者的能力和人格。这种透视现象可以帮助你步向成功。
引荐者的名度越高，你就越容易得到社会的承认、上司的赏识。唯有得到社会的承认，你的事业才算是真正的成功；否则，你就会被埋没，而枉有一身能耐。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人们所处机构的层次不同，便严重影响社会对自身的评估。处于声望较低机构中的人，尽管其才能或成果是一流的，却往往不能得到施展和承认；而相反，在声望较高的机构中工作的人，可能其才能或成果是二流的，甚至是三四流的，但却容易人尽其才，被承认的机会相对要多得多。美国著名科学家杰里加斯顿把这一现象称之为“波顿效应”。
在“波顿效应”的阴影下，古今中外不知埋没了多少优秀人才。英国的地质学之父史密斯，是生物地层学创始人。他原是个标尺工出身的工程师。他编绘的“英国地层表”被埋没了20年之久，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社会认为他是个出身卑贱、无人知晓的测绘人员。我国陆家羲的数学论文在国内一直不能发表，这与他只不过是包头市九中的一个普通教师有着极大的关系。
那么，我们怎样才能走出“波顿效应”的阴影，使自己的才华得以施展、成果得到承认呢？寻求权威、名人，他们身居上层，任居高位，他们的举荐、提携颇具分量。
如何得到权威、名人的举荐、提携呢？自古以来就有伯乐识千里马之说。从古至今，众多的“千里马”都是得利于众多的“伯乐”而得以奔腾万里的。
1929年的一天，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的徐悲鸿应几位朋友之邀，去参观在北平举办的一个画展。
宽敞的大厅里，尽是一幅幅装裱精致的画，令人眼花缭乱。由于不少作画者墨守陈规、闭门造车，致使画面陈旧，毫无新意。徐悲鸿看了一会儿，感到很不痛快。忽然，一幅挂在角落里的画引起了徐悲鸿的注意。他仔细端详品味着画面上那对虾，只见它体态透明，须尾舒展，生动逼真，笔法娴熟。这位观赏过许多艺术珍品的画坛大师立刻意识到，他发现了一位出类拔萃的艺术人才。当他得知此画的作者竟是一位年愈六十、木匠出身的老头儿时，不由得感叹一声：“我为这个怀才不遇的人感到婉惜，真没想到在角落里还藏着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啊！”这位国画大师就是齐白石。
几天后，徐悲鸿就聘请齐白石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并亲自乘车接齐白石到校上课。一年后，由徐悲鸿亲自编辑作序的《齐白石画集》问世。从此，画坛又添一星。
结党成网，路路相通
一般来说，掌权者在用人时首先关心的便是对方是否对自己忠诚，才能倒是其次。若是任用一个颇能干但对自己怀有异心的部下，天长日久势必会大权旁落，这岂不是养虎为患？因此，重用亲信、排斥异己，形成自己的一派势力，这也是统治者驾驭臣僚、树立和巩固个人权威的重要手段。
蒋介石用人，一般有两个标准，一是看对方是不是黄埔系，二是看对方是不是浙江人。对自己的嫡系部属，蒋介石恩宠有加，常常委以重任。除非万不得已，蒋介石不会重用非嫡系的人。在用人方面，蒋介石有其独特的方法。在他看来，才学固然是一个重要标准，而对他忠诚却是第一标准。
阎锡山的用人规则与蒋介石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阎锡山当政时，山西有句民谣：“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可见在晋系军阀中，阎锡山的五台老乡占了相当大的比例。由于阎锡山吸收人才限于山西，使人才的来源受到限制，因此，不能说是人才济济。阎老西拘于地域观念，大量使用为己所用的奴才，确实团结了一大批人，达到了树德立威、巩固自身地位的目的，也为山西政局的相对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阎锡山善于提拔安排自己的心腹，这些心腹对他十分忠诚。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阎锡山逃到大连隐居。山西被张学良接管，张学良对山西进行“整编缩军”。阎锡山召集徐永昌、商震、傅作义等部下到天津商讨“整编”方案。这些晋军将领虽然领受了张学良的命令，但又在暗地里接受了阎锡山的操纵和遥控。山西的一切变更，包括人事安排、确定政策等，都必须向阎锡山汇报后才能决定。1931年8月，阎锡山潜回山西后，晋军将领直接受其指挥，他与亲信定下计谋，终于驱逐了蒋介石在山西的势力，东山再起，重握山西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