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历代相比，两宋时期的告密无论是告密者还是接收者，都多了许多理性与人性。告密者在也不会作茧自缚，接收者对打小报告的人也不是来者不拒。除了秦桧那厮在告密史上留下点遗迹外，整个两宋时期的告密史可谓是微风细雨。归根结底，这缘于两宋温和的政治氛围与皇帝的明察善断。
帝王的笑
宋太祖对待告密，向来不按常理出牌，这和他“杯酒释兵权”的思路非常相似。
某一日，有人告密，说时任西山巡检的大将郭进敌寇刘继元蓄谋造反。郭进是太祖比较得意的一员大将，才能识略高人一等，在开国初期，战功卓著。太祖平静地听完了告密者的报告，突然大怒，大骂告密者诬害忠良。告密者的伎俩其实很简单，如果接收者不信，他就会继续上谣言。但这招在宋太祖面前毫无作用，因为宋太祖把他的嘴堵上，派人快马将其送给了郭进，郭进看完了太祖的信后，思量许久。他认为，值此国家百废待兴之际，有人告密，绝对不是出于对皇帝的忠诚。那么，只有两个理由。第一，是自己的仇人；第二，大概是历史读得多了，要搞政治投机，准备靠告密大捞一把。
他审视了告密者，不认识此人。问他是否跟自己有仇，告密者摇头。郭进也就明白了一二，但有其君，必有其臣，郭进对待无耻的告密者居然不动用任何惩罚措施，而是他对告密者说：“你敢去告我，说明你还有点胆量。我现在跟刘继元正在艰苦对峙，如果你能取得他的一个城池或寨子，我非但不杀你，还会代你向皇上请功，给你个一官半职做，你之所以要告密，无非就是为了这个。”
只要目的可以达到，至于通过什么手段，对于告密者而言并不重要。这个人“大喜”，领命而去。
宋太祖如果真的是厌恶告密行为，完全可以杀掉那个告密者，但他没有；正常人的思维，郭进被人诬告，肯定要大发雷霆，但他也没有，反而让告密者去戴罪立功。大宋开国之初的君臣二人在对待告密问题的态度上几乎惊人的反常与一致，那就是，“告密”这个曾在唐朝屡试不爽的暗器，在大宋丝毫起不到任何效果。
那个告密者其实也很反常，按理，做出告密这种卑鄙行为又被被告者得知的人，一旦有机会自由，肯定跑到深山野林里躲藏起来了。可他没有，而是真的就跑到刘继元那里，用了一年的时间居然真的就骗了刘继元的一个城池。
郭进不食言，具表详言其事，派人送告密者进京请封。太祖一年后见到那个告密者还认识，大怒道：“胆敢诬害我忠良，只能赎你不死，你还想要封赏！”然后他又把告密者遣还给了郭进，郭进又给太祖上书说：“如果陛下让臣失信，恐怕以后就没有人肯协助臣下为朝廷效力了。”太祖这才给了那个告密者一个小官。
郭进的确有谋反的实力，宋开国初，为了抵御刘继元，曾驻扎西山重兵，郭进就是总指挥。但宋太祖却相当清明地把告密者送给郭进，这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政治计谋，但宋太祖对告密者嗤之以鼻的态度却是毋庸置疑的。不过，要看是什么样的告密。某次，朝廷主考官在考试中徇私舞弊，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大怒不已，愤怒地敲响了登闻鼓，向宋太祖告御状，揭露主考官的罪行。
登闻鼓早在唐代时期就有，相当于西周时期的肺石。不过，宋朝时期，特别设立了登闻鼓制度。登闻鼓机构设置的目的就是“通下情”，所以通过登闻鼓进状的主要是普通百姓。
而登闻鼓机构的受状内容据《宋史·职官一》的总结共有如下方面：“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从上面的总结可以看出，与告密有关只有两条。
第一：受理上诉。终宋一朝，登闻鼓成为上诉申冤的象征。百姓把各级机构处理的不平案件上诉到登闻鼓机构。
第二：受理举告。有举告官场不公的。比如上面故事中的那些读书人。还有不少是举告官员失职或枉法的，有举告他人谋反或违法的，还有利用登闻鼓举告打击他人的，这应该属于间谍范畴了，赵普当初就派一个亲信做了宋太祖赏识的冯瓒的私奴，然后暗地收集冯瓒的过失，最后“击登闻鼓诉瓒”。
鼓被敲响后，宋太祖亲自接见了那群读书人，在了解情况后，下旨令重新考试。在那次重新考试过程中，一个叫宋准的读书人成为状元，此人的妹妹后来被宋太祖选入宫中，荣幸一时。
与其他帝王所不同的是，宋太祖非常信任自己的属下，不但信任，有时候还很维护。要知道，一国开国之初，尤其是武将难免会做出一些不合事宜的扰民的举动来，宋太祖在关于这种的小报告面前，是怎么做的呢？
李汉超是宋初一员将，曾在担任关南巡检时立功颇多，关南巡检的主要责任就是抵御辽国的入侵。可当初，宋太祖只给了他兵马三千，至于如何把工作做好，由他自己去想办法。李汉超是个粗鲁武夫，根本想不好办法来。宋太祖只好又任命他为齐州防御使，并诏令齐州赋税无须上缴朝廷，可全部留与李汉超。
武夫李汉超立即又成为朝廷的收税官，但他一根筋，在收税过程中还使用军人的方法，并且向百姓借钱到期了不但没有之前说好的利息，居然连本钱都有了，甚至还强抢民女为妻。当地百姓只能被他的粗暴惹恼，于是集合了一伙人来到汴梁告李汉超。
太祖早就知道了这些人的来历，于是亲自召见，请他们吃最丰盛的美食，吃到半路，就开始让他们诉说李汉超的不是。这些百姓当然不会放过李汉超，小报告是一件接着一件，太祖皇帝认真地听完，然后很随意地问道：“自从李汉超驻守关南以来，契丹兵又来了几次啊？”
回答：一次也没有。
太祖又问：“那么以前一个月有几次？”
回答：说不准，但至少有一次。
太祖就说道：“从前契丹兵入侵，边将们都无法抵挡，黄河北岸的百姓每年都都血光之灾，你们就是当事者，我问你们，你们当初都能保全你们的财货妻儿吗？”
没有人回答他。
太祖再问：“那么，如今李汉超向你们索取的，比起契丹哪个更多呢？”然后顿了顿，接着又问那个被抢了女儿的百姓，“你家几个女儿，都嫁给了什么样的人啊？”
回答：都嫁给了农夫。
太祖笑道：“原来是嫁给了村夫，可李汉超是我倚重的将军，因为爱上了你的女儿，所以才抢了去，我相信他不是那种草率之人，绝不会辜负你女儿，而且也不会让她无所依靠，与其嫁给村夫，哪比得上跟随汉超同享荣华富贵呢？”
经过太祖对这些上告者做的工作，这些人见不是头，只好回去了。宋太祖立即给李汉超写了封信，在信中他批评李汉超：“你缺钱使怎么不告诉我啊，却去百姓那里拿？”不久后，太祖又赏赐给了李汉超许多银钱，嘱咐他：“你快用这些钱还给百姓，他们就会感激你的。”李汉超感激涕零。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到，太祖对于一些小报告即使明明知道是真实的，却不做一些常规处理。因为他对自己的部下很了解，如果不是有特殊情况，小报告是不会属实的。
与宋太祖对告密者的态度相比，太宗皇帝更加趋于温和。民间传说中杨家将的缔造者杨业是北宋初期的一代名将，杨业是北汉小王朝归顺于大宋的将领，在归顺后，太宗皇帝对其信赖有加，令他在代州扼守雁门关。杨业不负太宗重托，在代州一线修建兵寨，把守要道，形成了进可攻、退可守的城寨网。980年三月份，辽国发兵10万南攻雁门，却被杨业几千人马杀得大败，取得了雁门关大捷，由此创造了中国历史以数百骑战胜10万兵的“以少胜多”辉煌战例。自此，杨业在辽国人的眼中就成了死神。辽人居然送他一个绰号叫“杨无敌”。
北宋初期，辽国是大患，常常与新兴的大宋有军事摩擦。自然，在这种情况，“杨无敌”的诞生是大势所趋。可有人不这样认为，许多心胸不宽广的人认为杨业作为降将抢了他们的光辉。所以，无数的小报告投到了太祖皇帝的案前。这些告密者声称，杨业可能在当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如果皇帝不下定决心废掉他，很可能成五代之乱局。太宗皇帝对这样的小报告只是轻轻一笑，也没有责怪告密者，而是把那些小报告都交给了杨业，并且告诉他，这些人说的话，自己是不相信的。所以也请杨业相信本皇帝我待你始终如一。杨业和李汉超一样，感激涕零。
杨业后来在辽兵的包围圈中誓死不退，最终战死，跟太宗皇帝对处理小报告的思路有着很大的关系。
或许有人会说，太宗皇帝之所以对针对杨业的小报告采取了这种态度是因为杨业乃国家干城，他的责任重大。如果真是听信了小报告，把杨业制裁，那么谁去给他守雁门关。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还是受到帝王谋略的毒。再来看一个例子。
张齐贤这个人在名臣如群星的宋朝，并不突出。他唯一突出的两个特点是能吃和肚量小。张齐贤是在太祖出巡西京洛阳时与太祖相见的，他拦住了太祖的轿子。太祖见他长得奇异，就未责怪他，听取了他的建言，觉得不错，就把他带回了京城。
在一次宫里吃午饭的时候，太祖突然来找他，询问一件事。张齐贤居然一面汇报，一面吃牛肉，三两口就把一盘子牛肉吃掉了。太祖皇帝很惊异，就招手对侍卫说：“再给他端些肉，看他能吃多少。”又一盘牛肉端上，张齐贤也不搭话，低头便吃。
如此这样吃了一盘又一盘，宋太祖最后问他，你到底能吃多少，张齐贤：“就看皇上让不让我吃了。要让我吃，还能吃三大盘。”宋太祖哈哈大笑。
这样一个能吃的人肚量却不是很大，太祖死后，他被太宗委以重任，在当地颇有政绩。有一天在举行礼佛仪式的地方，他对副宰相温仲舒说了粗俗的话，御史中丞张咏觉得张齐贤在这种场合说那样粗俗的话，实在有失大臣风度，就上表弹劾他。
太宗皇帝虽然没有责怪他，但他却深以为恨，总想寻找机会惩治张咏一番。可不久后，他还没有找到机会，就被张咏的亲家王禹偁写诗嘲讽了一回。张齐贤大怒，借机把王禹偁贬谪到地方上去了。然后，他就向宋太宗打小报告：“张咏根本不会写什么奏折，他给朝廷的那些奏章都是亲家王禹偁代笔。”张咏听说这个告密者后，立即跑到太宗面前辩白张齐贤诬蔑他。太宗也不做裁决，而是让张咏把平生著述呈上，坐在龙图阁里翻看，但只看了几章，就下令赐坐，又吩咐黄门太监把自己常用的一把红绡金龙扇赐给张咏驱暑。无疑，张齐贤的小报告没有得偿所愿，太宗皇帝就是用这种方法狠狠地教训了他一回。
宋朝后来的皇帝，都不喜欢打小报告的人，至少是不鼓励告密。这当然要归功于赵宋家法，太祖皇帝在登基后，就针对五代时期文人的处境，制定了将来子孙“不可杀士大夫”的训言。
终宋两朝，除了几个犯有谋反与叛国，引起众怒的士大夫被杀之外，宋朝的皇帝从来没有对文臣动过刀枪。所以，告密者通过对臣子的诬陷栽赃而要达到自己目的的想法一般情况下很难实现。宋朝的温和政治无法滋生告密者，这是一片不能让告密者活跃的土壤。
但这并不是说，宋朝的告密历史是一片空白，事实上，许多并不血腥的告密花絮构成了宋朝的告密史。
家贼无防
皇帝不重视告密者，未必就代表没有告密者，世间之大，可谓无奇不有。
王安石变法时，就出了这样一个告密者，他的名字叫吕嘉问，字望之，北宋寿州（今安徽凤台）人。吕嘉问可谓出身显赫，他的家族在北宋政坛具有相当重要的的地位。祖宗吕龟图在宋仁宗朝为翰林学士，后来提升为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吕蒙正历仕真宗、仁宗两朝，三次出任宰相。吕蒙亨官至大理寺丞。吕夷简是宋仁宗朝著名的宰相。吕嘉问的祖父辈吕公绰、吕公弼、吕公著、吕公孺等人，都是朝中重臣。所以，《宋史·吕夷简传》这样说道：“吕氏更执国政，三世四人，世家之盛，则未之有也。”吕嘉问也因祖先的功绩，而被破例提作朝廷官员。
熙宁初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在新法实行不久，就有人极力反对。当然，反对声极大的就是吕嘉问的几位爷爷，吕公弼、吕公著等人。他们与朝中其他多数老臣一样，都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是瞎胡闹。这些人反对变法并非是泼妇骂街，而是有理有据的。吕公著心思缜密，道德良好，他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掊克财利，民心不宁”；同时把秦国的商鞅搬出来，说：“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异己者为不肖，合意者为贤人”。
但是，吕老人家的反对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王安石仍旧在按部就班地开展他的工作。第二年（1069年），王安石推行青苗法，时任御史中丞的吕公著再次上疏表示反对。他几乎是痛心疾首：自古有为之君，都不能失去人心以求治；以威胁或言辞欺骗的办法，是不能够得到人心的。甚至搞了个人攻击：“昔日之所谓贤者，今皆以此举为非，而生议者一切诋为流俗浮论，岂昔皆贤而今皆不肖乎？”
王安石虽然肚量很大，但对这个老吕头的攻击却不能置若罔闻，他正准备要对吕老下手时，吕老就立即给了他机会。当时，宋神宗要任用变法派人士吕惠卿为御史，吕公著跳出来反对，他说：“惠卿固有才，然奸邪不可用。”同时又说，这肯定是王安石推荐的人，王安石推荐这样一个人，可见他的品德也不怎么样。
又是一次人身攻击，宋神宗将他的话说给王安石听，王安石出离愤怒了，于是联合变法派人士将吕公著排挤出朝，贬为颍州知州、提举崇福宫。
吕公著一被排挤出朝廷，吕家立即有人顶了上来，他就是吕公弼。
吕公弼跟兄弟不同，他虽然反对新法，但由于和王安石是好朋友，所以，其反对的声音并不是那么撕心裂肺。他希望能用温和的方式来让王安石放弃变法。在每次跟王安石的谈话中，他都劝告王安石，在工作中务必做到安稳平静，不能瞎折腾。
他说的这话的确有道理，新法刚实施时，王安石急功近利，希望用最短的时间创造出最大的成绩来，这就难免破坏平常的朝廷政事的秩序，各方面的利益和大多数群众的承受能力也受到挑战。吕公弼希望稳定，这是宋人的一大特点，只要不折腾，和平才是硬道理。
王安石当时是很着急的，听了吕公弼这样的话，摇头叹息，认为老朋友不了解他。而且还讽刺他说，你兄弟反对我，我是没有意见的，因为他够狠，够直接。可你反对，我就老大不高兴。因为你不软不硬，而且我们还是朋友，别拿藏了针的棉花糖来喂我。
吕公弼被王安石的一席话险些呛了个跟头，他非常不愉快地跟王安石道别，回到家中，越想越生气，就花费了几天时间写了一道奏疏，疏中认为，变法之事已经进行了很久，但效果却未见，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变法是否可行，是否应该废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