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身上有着中国古代文人匡时济世的一贯传统，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色彩；在国破父亡之际，他选择了“逃禅”，是一个典型的“僧服儒心”式的遗民。面对国变，他不仅要在生死困境中挣扎，还要在儒释的思想困境中自我救赎，最终弃禅归儒，担负起士人的责任。对于他投靠吴三桂，时人不能理解，但联系到后来他一系列反清复明的行动，我们应当体谅一个儒者、一个遗民的苦心。最终屈大均以“遗民终老”，可以说是维护了一个士子的完美形象。
在血雨腥风中成长
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之变发生的时候屈大均才15岁，正处于他少年成长的关键时期。虽然起初北方风云变幻的局势对广东还没产生太大的影响，但随着第二年弘光朝廷的覆灭，隆武帝在福建登基，福建、广东等原本的太平之地也逐渐燃起了战火，这里的人民也悲壮地拉开了反清斗争的序幕。
此时的屈大均虽然只有十五六岁，但其文才在其父亲屈宜遇的调教下早已闻名乡里了。据屈大均自己回忆，父亲对自己的教育相当严格，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要求他每天背书都必须超过三千字，否则就不准睡觉。正是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屈大均才得以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十五岁就可以写文章、赋诗词了。
明末文人结社的风气很盛，这年，屈大均和一群“同里诸子”也在家乡组织了西园诗社，结社的原因，则是由于社会动乱而造成的“士多哀怨，有郁难宣”，所谓不平则鸣，文人们郁结在心中的愤懑、哀怨没办法排遣，只能借助于诗歌。看来这些英俊少年们对国家的担忧、对时代动乱的感慨丝毫不亚于他们的父辈，屈大均就曾明确说过他组织诗社的目的是“祖述风骚，流连八代，以追先达”，他们不仅仅要借诗歌以抒怀，还注重对中华古代文化的汲取，继承历史上诗歌感时伤怀的传统。
少年时代就在诗坛上崭露头角，似乎就已经预示了屈大均将要成为一代诗人。只是国难当头，很快屈大均就不能再安心地读书写诗了。
清顺治二年（1645），屈大均遇上两个他生命中的贵人，一个是他以后的师父，即天然和尚（函是），一个是他的老师陈邦彦。天然和尚也是广东番禺人，他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屈大均的，他见眼前的这位少年聪颖好学，自然十分喜欢，遂将他介绍给了好友陈邦彦，让屈大均跟着陈好好读书。陈邦彦是顺德人，也是一个不被国家重用的爱国志士，在南京弘光小朝廷成立之初，他就曾亲自跑到南京向弘光皇帝上了《中兴政要》三十二条，但是这个朝廷连朝中大臣的意见也不能采纳，那还有功夫去管一个不知从哪跑出来的书生的上书呢？上书不行，他就回到了广州，并在隆武元年（1645）考中了举人。天然和尚将屈大均推荐给陈邦彦，陈见到屈本人英姿焕发，颇有灵性，收其为弟子也是十分高兴，当即就把他留在了身边，对其加以悉心教导。
这个陈邦彦可以说是一个文武兼修的通才，所以屈大均在这一阶段不仅跟着老师读了《易》、《诗》等儒家经典，还学到了兵法、纵横术乃至击剑。这个时候和屈大均一起在陈邦彦门下学习的还有陈邦彦的儿子陈恭尹以及程可则等人。这个陈恭尹后来和屈大均、梁佩兰三人并称“岭南三大家”，而程可则后来虽来出仕清朝，但和屈大均之间也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有了好老师和好同学，屈大均的学业可谓突飞猛进。就在这一年，屈大均以“邵龙”的名字考中了南海县学的秀才。“屈大均”这个名字则是在他父亲带着他回番禺沙亭认祖归宗后才开始用的。
总的来说，这一年屈大均过的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最着战火的不断临近，局势的不断恶化，到了第二年，广东的日子不再那么太平了。
顺治三年（1646），江南的抗清义兵在清兵的强劲攻势下节节败退，战火渐渐迫近了闽粤大地。八月份，清兵经由浙江攻入福建，隆武帝只得向江西逃跑，但最终仍被清军捕获，押回福州惨遭杀害。隆武帝遇害后，广东一度出现了两个南明政权，一个是肇庆的永历帝，一个是广州的绍武帝。所谓一山容不得二虎，这两个小朝廷似乎一下子忘了仍在自己家门口虎视眈眈的清军，开始相互攻击对方，甚至闹得兵戎相见。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正当两个小朝廷正在为谁是正统而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清军将领李成栋领兵入粤，很快就攻占了潮州、惠州，随后便直奔广州。更为荒唐的是李成栋仅仅用三百名骑兵化装成商人就混入了广州城，一时间，广州城内大乱，绍武帝也吓得自杀身亡。接着李成栋的军队又开向肇庆，肇庆的永历帝见势不妙，赶忙逃到了广西桂林。
就在广州失陷后，屈大均的父亲屈宜遇郑重其事地对他说：“你今后把书都收起来，当个农民，安心种田过日子吧。以前，我让你读书，是为了应试科举，将来好做官报效国家；而现在已经是国破家亡，时局动荡，这样的乱世就不要想着出来做官了，只要保证洁身自好就行！”屈宜遇的这番话对屈大均后来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父亲让他明白了一个士大夫的风骨和气节比什么都重要。
清顺治四年（1647）春天，这个时候驻粤清兵的主力都被李成栋拉出去追击永历帝了，所以广东的兵力并不是太多，于是屈大均的老师、抗清义士陈邦彦开始积极联络海上义师，准备进攻广州。就在义师已经在虎门痛击清军水师舰队，准备向广州发起进攻的时候，远在广西的李成栋收到了驻守广州清兵的告急文书，马上放弃对桂林的包围，回师广东进攻义军。这次陈邦彦领导的义军进攻广州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是客观上解了广西桂林之围，也算是围魏救赵了。
陈邦彦在广州失败后，又在高明山区秘密地建立起了一支抗清队伍，同时还和明朝旧臣陈子龙等人取得联系，几支抗清部队约定联合行动，反击清军。
此时已随家人逃到沙亭的屈大均和两个堂兄听到老师陈邦彦组织广东义师抗击清军的消息后十分激动，尤其是他的两个堂兄，尽数变卖了家财，招募到数千名壮士，组成一支军队，投奔到当时的抗清将领张家玉麾下。而屈大均自己也赶赴高明投靠了自己恩师，陈邦彦则马上给了他一支小分队指挥，就这样屈大均直接参与了此次武装斗争。
但是抗清义军并经都是由一些乡民组成，又怎能抵挡得了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清兵铁骑？很快，清军就向广东的各路义师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先是陈邦彦兵败被俘，紧接着张家玉兵败投水殉节，一支支抗清部队不断被清军击溃，广东的抗清活动逐渐转入低潮。
这次战斗中对屈大均打击最大的莫过于恩师陈邦彦的被俘就义。陈邦彦在被清兵俘虏之后就被押解到了广州，面对清兵的严刑拷打他仍然是谈笑自若。在监狱中，陈邦彦准备绝食殉国，不料残忍的清兵最终用凌迟之刑处死了他。这时屈大均为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冒着被清军缉拿的危险潜回广州，陈邦彦死后，他又含着眼泪到刑场上偷偷地收拾恩师的尸骨并妥善安葬。
从此他更加积极地投入到抗清斗争中去，发誓要为恩师报仇。
到了顺治五年（1648），逃亡的永历政权已经从桂林撤到了南宁。兵员不足，粮草匮乏，朝中无人，这个小朝廷快要支撑不下去了。然而就在此时，广东的清兵主帅李成栋宣布反正起义，永历政权的局势一下子有了转机。这年八月，在李成栋的迎接下，永历又回到了肇庆的行宫。南明朝廷重回广东后，也使这里的抗清义士们倍受鼓舞。屈宜遇听到这个消息，便立即对屈大均说：“我们自己的君上又回来了，你赶快去向皇帝进言献策吧，或许还可以求得一官半职，为恢复大明江山而出力。”从屈宜遇前后的变化来看，这次他们父子对永历政权还是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的。
在父亲的鼓励下，屈大均于次年赶赴肇庆永历行宫，并向朝廷上了自己的《中兴六大典书》。当时永历朝的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王化澄看了屈大均的上书，很欣赏他的才能，遂推举他出任中秘官。就在屈大均准备在永历朝中大显身手、为国效力时，他却得到了父亲屈宜遇病重的消息，不得已之下他只好赶回家乡照顾父亲。
就在屈大均回乡照顾父亲的时候，永历朝廷的局势却在不断地恶化，此时清军对两广地区永历朝廷的包围已经形成，而南明的抗清将领何腾蛟、李成栋等人也先后兵败死难。也许是受到这一系列坏消息的刺激，屈宜遇的病情不断恶化，终于在这年十一月病发不治，去世时年仅52岁。屈大均还没有从丧师之痛中完全恢复过来，就又陷入了丧父这个更大的悲痛之中。
父亲谢世之后，屈大均又想起了三年前父亲对自己的嘱托，由于时局每况愈下，看不到什么希望，屈大均已经做好了保全自己的准备了，他要像父亲嘱托的那样，保全自己作为一个士大夫应有的风骨和气节。
顺治七年（1650）冬天，就在清军再次攻陷广州后不久，屈大均就出家为僧了。
以“逃禅”的方式反抗
屈大均是在番禺雷峰山海云寺出的家，出家后法名今种，字一灵，其师父正是五年前所遇的天然和尚，也许这就是佛门中常说的“机缘”吧，屈大均正是与佛有缘之人。其实屈大均在这个时候出家为僧，不是一种逃避，而是对清朝统治者的另一种无声的反抗。
其实在明亡之后，文人、士大夫“逃禅”之风很盛，但这些脱下儒装换上僧服的士大夫们有几个是真正有礼佛的闲情呢？曾经也有过从佛经历的清初著名遗民归庄则一语道破了所有“逃禅”者的无奈：“岂从异教哉，不得已也！”所以这些人虽然身上穿着僧服，但心里仍然系着故明天下。
而这个天然和尚也是并非远离俗世之人，尤其在明亡之后，更是经常关注时局的发展，有时还会参加一些暗中反清的社会活动。据《胜朝粤东遗民录》记载，函是俗名曾起莘，出身于番禺的“望族”，在崇祯初年进京考试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后来做了一个梦怪病才好，而他的一个朋友却因为这个怪病死了，此后他便苦思生死问题，终得彻悟，方才出家。函是虽然身在佛门，但也十分讲求儒家的“忠孝廉节”，所以当时有很多文人都愿意跟他交往。顺治四年（1647）广东抗清义军起事的时候，他还曾为陈子壮出兵“开法”；顺治七年（1650）尚可喜再陷广州，由于倾慕函是的为人，于是捐金为海云寺铸了个高一丈有余的佛像，还礼请函是进城，不得已之下函是只是礼节性地见了尚一面便立即返回山中，拒绝了尚可喜的挽留，时人都很佩服他的气节。由此之后，大批坚持民族气节的遗民文人纷纷投到函是的门下，其门下称得上“诗僧”的就有60多位。
在出家后不久，屈大均写了一篇《死庵铭》，文章中处处透露出这位儒僧的矛盾心境。一方面，他对时局已经感到绝望，所谓万念俱灰、看破红尘，他只能选择出家来逃避现实，反抗清朝统治；另一方面，他又不甘心大明朝就这样灭亡，他内心还是存有希望，希望大明朝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赶走清虏，实现“中兴”。
他在《广东新语》中说得则更为直接：“嗟夫！圣人不作，大道失而求诸禅；忠臣孝子无多，大义失而求诸僧；《春秋》已亡，褒贬失而求诸《诗》。以禅为道，道之不幸也；以僧为忠臣孝子，士大夫之不幸也；以《诗》为《春秋》，史之不幸也。”因此，他提出“士大夫不幸而当君父之大变，僧其貌可也，而必不可僧其心”，当时刻牢记“以袈裟报国恩”。
这也就愈发说明了屈大均出家只是一种“逃禅”，是他在无力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对清朝统治者的消极反抗，也是一种无奈之举。这也就决定了一旦有机会他很快就会脱掉身上的袈裟，回到现实生活中去。
屈大均出家前后大约有十二年的时间，在出家之初他主要是学习和研究佛法，以至他的师叔祖道盛和尚要传之以衣钵。
道盛和尚是函是的师叔，与函是的师父道独斗是曹洞宗的同辈传人，他也是一个热心于“为国说法”的入世僧人，在一次聚众讲演中，他称明朝三百年优待文人，因此现在应当有“忠臣烈士”出来为国效力。他还因所作诗中有“太祖高皇帝”的句子于顺治五年被逮捕下狱。这样一个爱国僧人，自然也会有许多明末遗民投其门下，而其中著名的就有宏智大师方以智。据记载，道盛和尚于顺治十三年选中屈大均为侍者，而其选侍者的条件是“明理笃行，坚固久远之士”，即既精通佛法又有很高修养的人，这也就间接说明了屈大均在佛法上的造诣。
只是正如屈大均自己所说，只能“僧其貌”，不可“僧其心”，他是不愿意当一个纯粹的和尚的，他对“法嗣”的地位也不感兴趣，在佛法上入门后不久，他又重新拾起了写诗的笔，继而外出交游，他的关注点又重新回到了国家和民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