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震一时的拿破仑帝国轰然倒台，使得法国在强盛之路上进入了一个退缩的时期，多少年来法国人梦寐以求，并曾经得到的疆域不复存在，而国内的革命，也进行得如火如荼。
（第一节） 第二共和国的建立
1848年2月22日，1000多名工人、大学生和手工业者冒着大雨，奔向协和广场与马德兰广场，以示对政府破坏集会自由、禁开宴会的命令的反抗。11时，政府出动大批保安警察前往香榭丽舍大街，拆毁宴会的准备设施，并将一支正规军调往马德兰教堂附近待命。在这样的政治压力下，工人们着手建筑街垒，守卫圣德尼门街垒的有3000人。反对派首领的口号是避免一切挑衅行动，23日进驻巴黎的治安部队有3万名士兵。人民逐渐拥向街头，匆忙地寻找临时应急的武器。
在杜伊勒里宫，国王要基佐辞职，重新起用莫莱伯爵组阁。由于基佐不得人心，骚动自然地平息下去。国王答应“改革”，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来说，越出这个范围是危险的。
一件意外的事件成了导火线。在基佐躲藏的外交部，一名卫兵突然遭到步枪射击，部队开始反击，顷刻之间就有36人被打死。装着尸体的手推车游遍了整个巴黎，使得这一血腥事件立即传遍全城。第二天，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巴黎起义群众经过几天的浴血奋战，起义群众终于冲进了波旁宫，驱散了立法议会。
就在起义群众忙着在巴士底广场焚烧王座时，由诗人拉马丁打头的一批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头面人物手持三色旗来到了市政厅。他们在这里最终拟定了临时政府成员的名单，并在当晚宣告了临时政府的成立。
资产阶级窃取政权后，就开始暴露出对无产阶级的敌视态度，他们把直接领导起义的人排斥在临时政府之外，再次把自己的代表安插在临时政府内，分别担任外贸部长、公共教育部长和陆军部长。竭力阻止革命继续发展，有意拖延广大人民群众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普遍要求，临时政府中的右翼分子根本不想成立共和国。于是，巴黎工人重新投入斗争。
2月25日，革命家拉斯帕伊医生率领工人代表团来到市政厅，以全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这个命令在2小时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20万人前来“质问”。当时，街垒尚未拆除，起义工人手中还握有武器，可以随时把他们推翻。临时政府在工人的强大武装面前，出于策略考虑，被迫宣布成立共和国，巴黎墙壁上到处出现了显目的大字：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就是法国历史上的第二共和国。
在武装工人的逼迫下，临时政府除了宣布成立共和国之外，还连续通过了和无产阶级利益直接有关的法令，使共和国打上了无产阶级的烙印。其中主要的有：
一、关于国旗。
2月25日，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承认红旗为国旗，由于拉马丁的坚决反对，继续采用了三色旗，但临时政府却同意在旗杆上系上红色丝带，以象征革命。
二、关于劳动权。
临时政府迫于工人们的压力，宣布负责保证工人能够靠劳动维持生活，并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做。2月27日，临时政府为给失业工人安置工作而创办了国家工厂。国家工厂由公共工程部长马利直接领导、按半军事性的编制进行组织。它从3月2日到5月18日共招收了11.5万名工人，由国家发给工人微薄的工资。2月28日，临时政府向市政厅前要求组织劳动和成立劳动部的近2万名示威工人作出设立工人问题委员会的决定，并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任正副主席，临时政府还拨出卢森堡宫为会址，故又称卢森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设有一个由10名工人、10名企业主和一些政论家、经济学家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调解劳资之间纠纷的仲裁机构。
三、关于劳动日。
在工人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临时政府于3月2日颁布法令，规定缩短工作日1小时，即巴黎的工作日为10小时，外省为11小时。
四、关于普选权。
3月2日，临时政府宣布废除选民财产资格限制，实行普选权，规定年满21岁的法国成年男子在一地居住满6个月的都有选举权，年满25岁的男子有被选举权，从而使选民人数从24万猛增到930万。3月5日，临时政府又颁布法令，规定发给当选的议员每天25法郎的津贴，此外，还颁布了即将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的组织法令。
五、关于民主、自由。
这一问题，在临时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拉马丁和阿拉贡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只希望实行政治民主，而以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派想通过一切手段来立即实现社会民主。最后，临时政府在工人群众的极力要求下，3月4日，取消了对出版和集会自由的限制，宣布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从而在2月到6月间，政治俱乐部如雨后春笋般在巴黎和外省产生，仅巴黎就有俱乐部300多个，新的报刊达283份。政治俱乐部中影响最大的是左翼共和派的“人权社”、布朗基的“中央共和社”、巴尔巴斯的“革命俱乐部”、拉斯帕伊的“人民之友俱乐部”和卡贝的“中央兄弟会”等。3月19日，临时政府废除了债务囚禁法，接着又废除了政治犯死刑和恐怖制度，废除了贵族封号，取消了复辟王朝遗留下来的民事拘禁，撤换了一些人民最痛恨的官吏和法官，释放了政治犯。4月27日，临时政府废除了殖民地奴隶制，5月8日，宣布废除参加国民自卫军的资格限制，所有公民都可参加国民自卫军。此外，临时政府还公开声明欢迎各国的自由战士来巴黎避难。结果短时期内有上万名各国革命流亡者云集巴黎避难、定居。
六、关于经济。
临时政府采取了货币流通的强制手段，3月7日，重新开放巴黎交易所。3月10日，提高了储蓄银行4%～5%的利息，3月31日，实行了酒税改革。4月，取消了盐税。另外，临时政府还鼓励巴黎和外省创办贴现银行。
所有这些共和国的社会经济政策，都是工人在斗争中取得的重大胜利，是资产阶级掌权的临时政府出于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因为他们在当时既看到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又还没有做好同无产阶级进行决斗的准备。事实上，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让步的同时，却在积极准备向工人进攻。他们几乎在同一时间里采取了一系列阴险毒辣的反工人措施：
首先，他们不断强化资产阶级的镇压工具。2月26日，临时政府宣布建立一支由流氓无产者为骨干的2.4万人组成的24营“别动队”，这是一支享有高额薪金、穿着特制服装的警察武装，成为资产阶级的可靠支柱。此外，充实官僚机构，大量起用旧时的达官贵人，以加强权力机构，准备对付无产阶级。
其次，在工人中败坏社会主义声誉，瓦解无产阶级斗志。临时政府一边把失业工人大量安置到“国家工厂”工作，一边则把失业工人不管其原来有何技术特长，一律安排植树、刷墙、挖土、修桥、铺路等简陋而繁重的粗活，并且故意搞得一塌糊涂。然后，向工人挖苦说，你们不是要社会主义和劳动权吗？这就是社会主义和劳动权，从而使社会主义受辱于众人之前。
第三，挑拨中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临时政府为维护大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于3月9日颁布法令，规定减少储蓄银行的现款支付，凡是提取存款超过100法郎者，一律付给贬值的国家证券。这就严重损害了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存户的强烈不满和对共和国的愤恨，而政府却宣传说，国家需要把钱用于维持“国家工厂”，从而挑起了中小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不满。
第四，更加恶毒的是离间工农关系。3月16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一条极为反动的法令，规定对农民所缴纳的土地、动产、门窗和营业四种直接税，每法郎增加45生丁的附加税。税收的增加，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极度不满和反抗，许多省、区，出现了农民愤怒殴打并赶走税吏的暴烈行动。而资产阶级却说增加税收是为了养活“国家工厂”的工人，为了使工人能搞“社会主义”。这样，在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45生丁的附加税。巴黎无产阶级就是专靠他们出钱而逍遥享乐的消费者，受到欺骗的农民对工人和社会主义产生不满，使无产阶级在行将到来的搏斗中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资产阶级在做完上述种种准备后，认为自己的阵脚渐渐巩固起来，便对无产阶级一步步加强进攻，他们决定在4月9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以便成立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新政府，实现其独占统治。无产阶级在继续受苦的切身感受中，开始朦胧地认识到这个“共和国”并不是工人理想中的“社会共和国”，因此，在街头张贴布告，宣称“我们的不幸应归咎于自私和短见的政府”，表示“还不能放下武器”。这样，无产阶级反对临时政府的斗争展开了。
3月17日，布朗基派组织了15万人集合在革命广场，举行游行示威。他们高唱《马赛曲》和《吉伦特之歌》，向市政厅进军。工人们最初的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在必要的时候，把资产阶级阁员排除出去，并使制宪议会的选举延期举行，军队撤出巴黎，以便无产阶级作好选举的充分准备。但是，游行的前一天，资产阶级为了先发制人，出动了3万忠于他们的国民自卫军，举行游行，并在巴黎街头高喊：“打倒赖德律·罗兰！”企图改组政府，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首领赖德律·罗兰排挤出临时政府。在这种情况下，3月17日示威的工人群众不得不喊出：“赖德律·罗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的口号。工人们为了打退右翼的进攻，只得暂时保护他们认为是处于危急中的共和国，因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而临时政府则同意将原定4月9日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延期两星期。
4月16日，10多万工人再次举行集会游行，要求“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建立劳工联合会”，并且讨论国民自卫军总部将要举行的选举问题。可是，资产阶级却趁机造谣说“共产主义者要造反”，甚至胡说10万工人将进攻市政厅，建立共产主义政府。临时政府立即发出警报，在市政厅结集大批别动队、国民自卫军和其他武装与工人对抗，到处呼喊：“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卡贝！”“打倒布朗基！”“打倒拉斯帕伊！”游行队伍被武装部队冲散，政府还把几个团的正规军调进巴黎，准备镇压。
3月17日和4月16日事件，表明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既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又暴露出它在政治上的不成熟，结果使自己失去了优势，使资产阶级趁机加强了自己的阵地。
（第二节） 六月起义
资产阶级加强自己的力量后，就在4月23日举行制宪议会选举。结果，资产阶级共和派获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在880个议席中，资产阶级共和派占550席，君主派占212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占了100席，而工人代表只得了18席，甚至连布朗基、卡贝等工人领袖都落选了，面对即将上台的右翼势力，工人们极度不满，4月26日，鲁昂、里摩日等许多城市爆发武装起义以示反抗，结果惨遭屠杀，11人被打死，81人受伤，近100人被捕和判刑。布朗基发表声明，严厉谴责政府的背叛行径，并表示“人民流的血，不应该也不能白流”，这说明两大阶级间的搏斗已经临近。
5月4日，制宪议会开幕，临时政府宣布解散。5月10日，由议会秘密选出5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作为国家行政首脑。5人中有4人是资产阶级共和派右翼：拉马丁、阿拉贡、加尔涅·帕热和马利，只保留了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赖德律·罗兰作为点缀品。工人代表全都被排挤出了政府，实行了清一色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样，无产阶级在二月革命后，所争得的名义上的“社会共和国”已经化为乌有。
执行委员会还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内政方面，它否决了设立劳动部的提案，通过了禁止人民集会请愿，只准递交书面请愿书的决议。对外政策方面，它秘密勾结沙皇俄国和奥地利帝国的反动统治者，支持他们镇压波兰等国的革命运动。
为了声援波兰人民的革命斗争，巴黎15万工人于5月15日上午举行了游行示威，大批群众在巴黎俱乐部联合会主席于贝尔领导下，高呼“波兰万岁！”“共和国万岁！”冲进议会大厅，派出拉斯帕伊、布朗基、巴尔贝斯等5名代表，在制宪议会上发表演说，要求政府将正规军调出首都，并组织一支远征军开赴波兰援助起义的人民，还建议向富人征收一种特别税，来支付声援部队的一切费用。这些要求遭到政府拒绝，愤怒的示威群众坚持斗争到下午4时，也不肯退出会场。政府已下令发出总集合警报，准备镇压。在这关键时刻，于贝尔突然登台讲话，大声宣布：“公民们！国民议会拒绝对人民作出答复！好吧！我现在以被他们的代表愚弄的人民的名义，宣布国民议会解散！”随后，示威群众又冲向市政厅，在那里宣布成立由巴尔贝斯、布朗基、阿尔伯、科西迪耶尔、路易·勃朗等人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布朗基等人并不主张这种盲目行动，他没有到市政厅去。资产阶级立即调来军队包围了市政厅，逮捕了巴尔贝斯和阿尔伯。接着，拉斯帕伊、布朗基等革命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均遭逮捕，共约400多人被捕，“中央共和社”等许多俱乐部被查封。马克思惋惜地指出：“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徒劳无益地试图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绪果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
资产阶级向革命人民步步紧逼，5月16日，执行委员会宣布解散卢森堡委员会。5月17日，执行委员会任命屠杀北非人民的前阿尔及利亚总督卡芬雅克为陆军部长，他调集大批听其驱使的军队进入巴黎。6月7日，颁布严厉禁止街头集会的法律。6月15日，议会成立了一个由保王党人和极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派联合组成的特别委员会，研究解散国家工厂问题，6月21日，政府悍然颁布了解散国家工厂的正式法令，规定凡年满18～25岁的未婚男工一律编入军队，其余工人全部发往外地垦荒或作其他苦役，并扬言：拒绝服从命令者，将以武力对付。这一反动法令把10余万国家工厂的工人逼上绝境，成了六月起义的导火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