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北戴河讨论会上，我并没有运用新权威主义这个概念来分析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自由与国家权威之间的关系问题。我只是作为历史学者，客观地分析具有新权威主义倾向的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在整合现代化所需要的稳定秩序方面的作用。然而，这次发言所表达的信息，不久后却被同时参加本会的来自北京一批敏感的青年学者感觉到了，此后不久，他们就使用了“新权威主义”这一概念，来表述这样一层意思：民主政治只有在经济条件成熟时才有实现的可能性，中国改革的当前阶段，应该建立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新型权威政治，以应付现代化的挑战。这样，在一九八八年秋冬之交，“新权威主义”便成为一种思想冲击波，在北京与上海的知识分子圈子中引起了热烈的争议，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到了一九八九年一月，十分凑巧的是，北京的新权威主义者吴稼祥与张炳九在《世界经济导报》上，而我则在此后第二天的上海《文汇报》上，分别发表了有关新权威主义的文章或谈话录，于是南北新权威主义就正式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登台亮相。这两大报刊几乎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同时刊出主张新权威主义的文章，纯属巧合，但却在一时间里引起了京沪知识界里的猜测：其间是不是有什么政治背景？
更具体地说，新权威主义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虽然是我最早提出，但作为一个当代政治概念，则主要是吴稼祥、张炳九在北京使用，并首先在中国政治生活中产生影响，并使之成为公共话语与社会焦点的，而以后则由我作为上海的代表人物来做出呼应的。说到这里，当时的情况还历历在目，两位复旦大学的学生找到我家的小阁楼里来了，他们希望我到复旦去做一次座谈，专门谈谈我的新权威主义理论，我自己也弄得摸不清头脑，从他们那里得知，北京知识界已经展开了新权威主义讨论，于是我就不得不被动地接受来自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挑战，并在回应这一挑战过程中，渐渐进入公共空间，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是，到了一九八九年初，着名的英国学者，毛泽东思想的国际研究权威施拉姆到上海，特别请一位上海学者找到我，要与我讨论新权威主义问题，我应约去见他，他当着所有的人的面，颇带讽刺地说，“有人说，新权威主义的总司令在上海，我倒想看看这位总司令是什么样的人。”从一开始，我就无法与他进行讨论，我说的每一句话都被他挡回去。从施拉姆先生的身上，可以看出，一开始人们是多么不习惯与一个主张“新专制主义”的论者对话。然而，这仅仅是开始。
可以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新权威主义思潮，可以具体地划分为南派与北派的。至于南北新权威主义的异同，我在收入本书的第二篇文章《新保守主义的崛起》一文中做了分析比较。与北派新权威主义相比，南派新权威主义，属于更为彻底的新保守主义的范畴，即无论在政治还是在经济方面，均反对激进主义的变革观，我主张运用现存政治体制资源，作为推进变革的杠杆，在稳定秩序的基础上，实现渐进的社会结构变迁，我在《论当代浪漫主义改革观》一文中，系统地对八十年代后期经济改革中的激进主义思潮进行了批判，提出中国改革必须做到“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循序渐进、缓进待机”的十六字方针，并提出，经济激进主义导致的失范，在激进思维的引导下，必将进而引发政治层面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与危机。而这一分析，实际上在一九八九年春夏之际的政治危机中确实是不幸而言中了。
四
在中国大陆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一个提出新权威主义的人，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受到人们的误解。想当年，各种有关我的谣言纷至沓来。有的把我当作政治品格上邪恶的人物来看待，有的则把我说成是以某某政治势力作为后台或背景的。有一位朋友听信谣传以后，甚至还写信给我，要我“退回某某提供的研究捐款”，否则就与我“断交”云云。可见有关我的谣传传播之广。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海外又引发一场有关新权威主义问题的争论，针对我所提出的新保守主义，更有一位着名的海外活动人士着文，称“新保守主义”乃是“人性之首恶，莫过于对同类的残忍”。直到现在，不少海外刊物在提到我时，仍然把我视为某一政治势力的理论代表人物。多年以来，我已经相当习惯于被人们作种种揣度误解。值得庆幸的是，这种误解，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随着激进主义思潮在知识分子中逐渐淡出，已经大为减少。
在我看来，受到误解，乃是提出一种一时不被人们理解的思想主张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颇想通过一个具体事例，来表明自己的心迹。
我记得，那是一九八九年年初，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讨论会，与会的绝大多数学者，对新权威主义的观点均抱着强烈的批判态度，每个人限定只有十五分钟的发言机会，这就使我这个孤军奋战者，在运用了十五分钟发言机会后，被“公正地”禁止对批判我的观点的人们进行反驳发言。在这次会上，我再也没有任何申辩的机会。从表面看来，这是一次激进民主派大获全胜的声讨新权威主义的批判会。会议结束时，深感压抑的我，只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伤心话：“如果大家都这样想，我也没有办法了。”
当我回到家里时，两位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反对我的观点的朋友，也随后骑着自行车赶到我的家里。他们说，我在会议结束时所说的那句话中不自觉流露出来的真诚情感，颇使他们感动，虽然他们不同意我的观点，但作为朋友，愿意听听我的倾诉。我清楚地记得，我对他们十分动情地说了这样一段话：“在当下中国，整个社会如此浮躁，老百姓如此愚昧，知识分子又如此激进，这样下去中国会出大问题的。”当时，我含着眼泪，抚摸着刚放学回家的八岁的女儿的头，对他们说：“如果由于我们这一代的激进过错，近代史上的激进主义造成的社会大乱再次在中国重演，他们这些孩子这一代人将会经受怎样的苦难？难道我们不应该为他们的未来想一想？”
其中一位朋友在听了这一段话以后，当时对我说，他虽然并不同意新权威主义，但我不妨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让别人从你的文章中理解你，那岂不是尽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
我一直把这位朋友的话记在心上，我确实在这些年来不断地通过历史研究与思考，来努力发掘保守与激进、自由与权威、民主与秩序的复杂关系，力求探索出对当代中国人可能会提供启示的思想，如果不是他的勉言，也许我还不可能把这本书呈献在读者面前。
最后，我愿引述我在本书一篇论文中写下的一段话，作为这篇序言的结语。
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就是产生各种浪漫主义的沃土。深受传统压抑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一个开放伊始的时代，也许比任何其他民族的知识分子更难拒绝浪漫主义诗情梦幻的诱惑。因为他们有太多的焦虑与愤懑，需要经由某种‘登仙般的飞扬感’来释放，来表达他们对公平理想的渴求。他们必然要抓住某些抽象的理念，以亢奋的激情来体现自己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一个贫穷、落后、充满历史带来的种种实在的或潜在的危机与创伤的古老民族与社会现实，又最无法承受浪漫主义的政治设计的悲剧性后果。正因为如此，一个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了对自己民族负责，更需要拒绝浪漫主义。当我们通过反思，对许多人来说，也许是苦涩的反思，抛弃了政治上的‘唯美主义’，而回到现实中来以后，我们获得的绝不是一个‘灰色的世界’。我们民族有着充满生机的发展前景，我们有着太多的事情要做，我们要承负起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这无疑是一种可以使百年来的先人欣慰，可以使百年后的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我们可以在这种承负中感受到此生的价值与意义。一个对自己民族怀抱着真挚的爱心与理想的人，当他又同时具有了现实主义的精神时，他便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
谨以此语来表达一个对中国现代化命运的思考者的心志。
1997年8月7日于上海寓所
（本文为台湾版《历史拒绝浪漫》自序，该书由台北致良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
知识分子：困境中的思考者
记得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我和我的一些朋友经常在周末的上海外滩散步，我们都住在虹口区，住在白莽、殷夫曾经常出入的小弄堂里，我们都是一些深受俄国十九世纪文学影响的青年工人、中学教师与大学生，属于都市里的“民间思想村落”的村民，尤其是在乍浦路桥旁，从北向南，凝望着苏州河对岸的夜空，望着那拱形桥上的昏黄路灯，那雨中匆匆而过的行路人，那儿总会给人一种涅瓦河畔的联想。我们谈文学，谈杜甫的诗，谈哲学，谈妥思托也夫斯基的《白夜》，也私下谈论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种特殊的气氛，也许只有虹口区小阁楼里出来的小知识分子中才会于无形中体会到。
诚然，当年我们这些年青朋友从事的都并不是知识分子职业，但却不约而同地认同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没有人要求我们这样做。我记得，我们经常望着黄浦江对岸那依稀的灯光，轻轻地诵读赫尔岑说过的一段富于诗意与伤感的话：
“我们正处在既来自过去，又达不到将来的中间环节，我们既看不到黄昏的晚霞，也看不到黎明的微曦，未来的人们啊，你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理解我们。”
俄罗斯思想家的这段内心独白深深引起我们的共鸣。只有思想者，只有那些在思想中追求生活意义的人们，才会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时代，这个需要人们对民族的“大路径”选择提供思考的时代，感觉到俄罗斯思想家的惆怅之感。也许，我们无形中禀承了知识分子的传统，我们从观念与理想中体会到人生的价值与意义。虽然这已经是多少年以前的事了，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即第三代人遥远依稀的美好记忆，那儿有着我们的青春岁月，我们曾经有过的思索，我们的诗情梦想。
自中学起，我就特别喜欢费尔巴赫在《基督者的本质》这本书中写下的一段富有诗意而又充满平民主义思想的话：
“你知道，真理绝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真理绝不会头带皇冠地到来，她往往在偏僻的角落里，在哭声与叹息声中诞生。你知道，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
当年我确实很受这段话中的思想的影响。也许我是生活于上海小阁楼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家庭。我特别感受到底层生活对于理解社会，理解人生的重要性。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常常以这句话来鼓励自己，以自己的工厂生活中的体验，作为求知的基础。
人们常常会思考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一个社会里总会有一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作为思想者，作为对社会困境的思考者，他们在一个社会里承担着什么特殊的功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有什么积极作用与消极因素？知识分子在人类历史上，尤其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上，究竟发生了多少影响力？当整个社会处于转型阶段，以思想与观念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内部发生了什么样的分化？在世俗价值成为社会主流价值的时代，他们如何安身立命？他的人生欢乐与意义何在？他如何可能对社会进步有自己的贡献，而不至于变为某种固执的观念的俘虏，变成所谓的“观念人”，并对社会造成不自觉的灾害？这些问题一直是我近年来不断在思考的。
进入文明社会的人类，总是会萌生出某种对更为理想的人文秩序的向往，这种朴素的向往上升为有系统的理论，就是所谓的道德理性，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与这种道德理性有着不解之缘的人们。他们产生思想，运用思想来解释社会，并力求运用自己的道德原则与思想价值来改变社会，使之更符合理想境界。他们运用自己的知识学问，来思考民族的命运与前途，并力求为理解社会困境提出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观点可能对于问题的解决并没有直接的影响力，甚至于事无补，然而，只有不断地思考与批判现实，知识分子才觉得对得起社会，对得起自己的民族，不如此他就于心不安。这就是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自觉地以社会良知为己任的人们。可以说，知识分子也是对于自己民族与社会最痴情的人。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并在本书中常常引用的一句话是，知识分子就是那些对社会困境与难题充满内疚感而又无法摆脱这种内疚的人们。
我在思考中发现，知识分子在不同的民族与社会有着不同的特点。在美国这样的相当世俗化的社会里，很少有知识分子的提法，美国的文化人很少对主义之类的问题发表意见，并引起社会的激动与呼应。美国知识分子已经把自己融化到专业知识领域之中，他们把自己的学问变为与其他工种一样的一种知识职业。然而，在法国、俄国与中国这样的国家的历史上，以及那些处于社会危机、困境与社会转型时代的民族的政治生活中，以理念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却具有重要影响。法国、俄国与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有着更强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社会使命意识，这一点与英美传统有很大不同。
从文化比较中可以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对意识形态、主义与各种理念历来有着更为浓厚的兴趣，应该说这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近百年以来，中国就处于巨大的变动与路径选择的过程中，这就需要人们从理性层面，从历史与社会的宏观角度来进行思考。尤其是当一个民族处于危机时代与困境时代，以下问题就特别受到知识分子的关注：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理想社会应该是怎样的？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理想社会？这种对“大路径”的思考，往往是以主义、观念与意识形态理论的方式体现出来的。在这种文化与历史条件下，人文知识分子中对抽象问题的讨论就一定会有听众的“市场需求”。
自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就是如此，众所周知，知识分子对中国政治的影响相当巨大。人文知识分子对观念、意识形态、理论与主义的大问题有浓厚兴趣。知识分子对政治的影响主要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力求从理论角度把问题作为意识形态的解释，并经由意识形态来提供解决问题的总体方案，由政治家或知识分子型的政治家掀起改造社会的行动。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些特点，对理解中国政治是十分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