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意大利五百多年前出了个马基雅维里，因写过一本《君主论》，人称专门教人作恶的“魔鬼手册”，在厚黑术于国人中间已成显学的今天，他名望达于街肆，自不让人感到意外。不过他还有一位叫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37）的佛罗伦萨老乡，治世的学问同样了得，却鲜为一般国人所知。
译林出版社的“汉译经典”去年出了一本《圭恰迪尼格言集》，据我所知，如果不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的影印英译本《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这是他的书第一次有中译本出版。考虑到通意大利语者少之又少，国人至今才有机会一睹这位文艺复兴时期政界大人物的思想，不能不说是一件多少令人遗憾的事。毕竟，像那么重要的一个时代，那么重要的一座城市，只让一个马基雅维里来塑造我们对其政治学的认识，视野未免过于狭窄。多一份文献，可以让画面的细节更丰富一些。
其实，圭恰迪尼此人在当年的名头，是要盖过马基雅维里的。马基雅维里出身寒微，为官也只做到佛罗伦萨的国务秘书。圭恰迪尼则出身于佛罗伦萨城以“低调圆融”着称的豪门世家，这种家风后来也被他很好地继承下来。马基雅维里的父亲并不富裕，却嗜藏书，使其子得以自学成才。圭氏则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年纪轻轻便功成名就，29岁那年被委任为佛罗伦萨派驻西班牙的大使，回国后又跻身于教皇之肱股，官至教廷领地罗马涅地区的总督，但这并非圣职，而是像马基雅维里担任的佛罗伦萨“国务秘书”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世俗官职。
不过，与这些出身和地位的差异相比，他们的共同之处也许更重要。两人皆是当年的政坛要人兼人文学者。他们生逢乱世，彼时法国、西班牙、罗马教会和意大利北部诸城邦之间明争暗斗，战乱不已，政治常随兵戈一起沦为凶器，有从政经历的他们，对这种险恶的环境自有切身的感受，因而皆熟谙治世之道，马基雅维里本人便承认这位年纪小他十几岁的人在才智上堪与自己媲美，后人也常将《格言集》和《君主论》相提并论，以为其中很多内容足可与《君主论》比肩。杜兰在他那本读者甚众的《文艺复兴》中，便分前后两章介绍两人行迹，而且认定他们的思想属于“一丘之貉”。此外，两人又都以史乘见长。马氏于落寞的晚年写下了着名的《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圭氏则在去官后写出《意大利史》，被后人誉为欧洲现代史学之滥觞。他们的经历和志趣如此接近，相识之后便成莫逆之交，也是情理中事。
由书名可知，圭恰迪尼这本《格言集》不是专深学问之属。他前前后后写了近二十年，内容虽多涉政事，但并无首尾一贯的论题，体裁上颇类于我们熟知的《菜根谭》，都是由平时感悟而随手记下的一些处世要诀。每段少则三五句，至多上百言。如果更讲究一点，将书名（Ricordi）译为“阅世备忘录”也许更贴切一些。
就像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一样，圭恰迪尼生前也没打算将这些笔记公之于众，直到他辞世多年之后的1576年，才有人将它付梓行世。这种带有私密性质的文本，让人读来像是自言自语吐露的心声，也更容易窥见作者的真性情。
圭氏在书中坦言，像自己这样位高权重的人，虽然受人仰慕，个中酸楚却不足为外人道，大有高处不胜寒，为官者在世上最孤单之叹。他还不时讲到世事无常，人情险恶。政治家面对如此处境，经验和历练较之书本知识，也要比平时来得更重要。所以他不时嘲讽那些只知义理的人，说他们就像锁在箱中取不出来的宝贝“百无一用”。故也难怪，最令他敬佩的人，不是先贤大哲，而是军队的指挥官，因为他们既能“思虑周到，又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弥补自己的劣势”。
像这样的思想，正反映出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捉襟见肘之处。在基督教信仰笼罩天下的时代，欧洲人大多相信世间万物的变化是具有目的论性质的神意的展开，这为解释生活中的种种不测提供了一个规范的坐标系。然而在这种信仰衰微之后，世俗生活的多变似乎不在人类控制力的范围之内，从而引起了严重的焦虑。
二
圭恰迪尼和马基雅维里一生中都经历了佛罗伦萨因内忧外困而发生的数次大变局，那不是权力的简单转移，而是政体的根本性改变，从美第齐家族的寡头统治到共和，再由共和蜕变为先知（萨伏那罗拉修士）当道，然后又是寡头复辟与共和的交替重演。这让马基雅维里在《佛罗伦萨史》中不禁感叹，人间事“无情地兴起复又散去，毫无章法或理由可循”。换言之，那是个历史结构在观念和现实方面都已彻底解体的时代。置身于其中，你难以找到具有持久的稳定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的秩序。
类似的感觉，从圭恰迪尼的《关于佛罗伦萨政府的对话》中可以看到更具体的描述。他说，这个城市已陷入严重混乱，无论尊卑贵贱，人人都在觊觎一切头衔和官职，插手大小公事，由此导致“公共生活”（vivere civile）的秩序荡然无存：“我们的公民生活已大大偏离良好共和国秩序井然的状态，在涉及政府形式的事情上是如此，在其他风俗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上同样如此，行政要么有陷入僭政之虞，要么倾向于使民众分裂……所有人中间都普遍存在追逐名誉的野心，以为自己在一切重要的公共事务中都能起作用。”吉尔伯特在其名着《马基雅维里和圭恰迪尼：16世纪佛罗伦萨的政治与历史》中，将论述重心放在他们两人所处的那个“变化层出不穷的世界”，尤其是佛罗伦萨的制度危机上，应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这种变化的另一背景，则是佛罗伦萨城作为一个早期商业社会带来的问题。就像马基雅维里一样，圭氏也指责世人失去了刚劲彪悍的气概，“变得娘娘腔，虚弱无力，喜欢纤弱的生活”。大概是碍于教皇重臣的身份，他没有像马基雅维里那样痛诋基督教，只是强调了财富让人迷恋“奢侈生活”，从而放弃了古典意义上的荣誉感和公民责任。其实自近代商业兴起以来，个人财富的增长如何与公民精神结合在一起，对现代人来说一向就是个极大的难题。这不仅对于佛罗伦萨是如此，在英国的清教革命中也可看到由此引起的巨大麻烦，它一直延续到贡斯当“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之辩，而且直到今天，在我们今天时有耳闻的“乡愿”或“犬儒主义”的指责声中，也仍能听到它的余响。
有这一价值失范的背景在，我们便不难理解，圭恰迪尼在《对话》中为何喜欢用医术语言来解释公共生活的治理。他将佛罗伦萨喻为一个垂垂老者，它“恶习缠身”（male abituata），却又下不得猛药，因为享乐的习惯已经成了人的“第二天性”，其紊乱只能靠耐心慢慢调养。这也是波考克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中不时说他有“保守主义”倾向的原因。他在思考制度变革的可能性时，赋予了一个共同体经年累月养成的“习惯”以更大的权重，而不像马基雅维里那样对其充满批判精神。由这种所谓的保守主义，波考克是在提醒读者他与后来埃德蒙·柏克的相似之处，即强调一个共同体只能在时间中生长，或用吉尔特伯特的妙喻，它“无往而不在时间的枷锁中”。这个枷锁表现于特定的社会中，便是对制度变革起着制约作用的特殊“习惯”——我们今天也许更喜欢把它称为“既得利益的刚性约束。”
圭恰迪尼虽然像柏克评价英国人一样，承认佛罗伦萨民众有着“自由”的风尚，然而在他眼中，这并不是一种值得称颂的品质，反而给公共生活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他们的自由观有着势利的特点，“侈谈自由的人……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一旦发现他们在专制政府下能更好地混职发迹，总是趋之若鹜”。这让佛罗伦萨人内讧不已，无法建立起均衡而稳定的秩序。
《格言集》中，难得有篇幅很长、大概也是全书最长的一段论述（C辑21），讲的便是佛罗伦萨的美第齐家族挣扎于寡头政府和大众政府之间的情形。它既要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又想讨好喜爱自由的民众；既要网罗党羽，又想竭力做到无所偏私，结果落得两面不讨好，最后被共和政府所取代。然而，这个否定了一人少数统治的新政权，却是“天天变来变去，没有恒常的目标”，使“自由不但得不到维护，反而只会被摧毁”。
正如正义脱离了正当程序便会蜕变为“野蛮的正义”（wild justice）一样，不讲章法的自由也无助于建立良好的秩序，人的行为便变得不可预期。不消说，世道一乱，规则也无从谈起。此时人为求自保，最常见的办法便是揣摩人心。无论何时人心往往经不住推敲，可是面对尔虞我诈的人间乱象，你总是只讲人生光明美好的一面，固然可以像歌颂大自然一样让人放心，但也没有人会说你诚实了。不妨这样说，与柏克身处辉格党所建立的秩序井然的英国社会不同，圭恰迪尼置身于其中的乱局，并没有为他的保守提供多少本钱，反而成了权谋思维的兴奋剂。这可以解释为何在圭恰迪尼那儿，以及更大程度上在马基雅维里那儿，对政治生活的理解都倾向于变成一门没有信仰支撑的技术（arte）。
三
《格言集》中的很多言论，便是这种窘境的产物，其中表现出的权谋，一点也不比马基雅维里逊色，甚至尤有过之，只要看上几页，便会让人情不自禁想到《君主论》，而且我们知道他也确实读过此书的抄本。马基雅维里出的一些坏主意，其中几乎应有尽有，自不令人意外。
譬如，马氏认为民众天性卑劣，与其赢得爱戴，不如使之畏惮。圭恰迪尼则将“人民”称为“不良不智”的“野兽”，统治他们也只能靠强硬手段而非善意。他还谈论如何以虚实难辨的漂亮话网罗亲信，如何为求个人闻达而隐瞒败绩，以及说谎如何选择适当的时机。就像马基雅维里一样，他告诫君主要在大度与吝啬之间拿捏得当；他也认为人皆忘恩负义，与其指望他们知恩图报，不如任用势之所迫而不得不顺从你的人来得稳妥。
在讲到合伙搞阴谋的危险时，甚至他的用语，也跟马基雅维里在《李维史论》中论阴谋的名篇如出一辙。从下面这段话中，也许最能体味他的权术水平：“将一个原本反对你计划的人变成你的支持者，一个办法就是让他做这个计划的头领，……不用心的人通常能用这办法制服，”原因无他，是“人往往把虚荣看得比实际收益更重要”。不妨再看看这段：“当人们得知你的处境迫使你按他的愿望行事时，他就会对你不太尊重，并且会利用你。因为通常人们的行动是由其自利心理，或是坏心肠决定的。”诸如此类的言论不一而足，处处透露出他要参透表象直抵本质的冷峻眼光，聚焦点则是对人性弱点的洞察。
权术归权术。如果马基雅维里偶尔拈花惹草算不上恶行的话，圭恰迪尼其实跟他一样，也是品行端正、性情豁达之人。这从几件事上便可看出。
首先，圭氏在总督任上口碑甚好。他虽然身为教廷钦差，但在罗马涅当政期间，并没有唯主子马首是瞻，而是一向自有主张。用《格言集》英文版序中的话说，无论公事私事，他总是为自己治下的百姓着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