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又是某年的初夏，因为我的一篇论文发表出版，实验室特别奖励了一笔津贴，资助我到芬兰出席国际会议。当斯德哥尔摩连续数周的大雨终于停歇，在温和明媚的阳光中，我背着沉重的大包，踏上了第二次去往赫尔辛基的旅程。
依旧是维京航线的游轮船舱，依旧是一样的夜间航行，头枕波罗的海，一夜无眠。
天亮之后，芬兰当地时间九点半，游轮停靠在赫尔辛基港口码头。我顶着太阳，在原本还算熟悉的市区绕了一个小时，才找到预订好的酒店。
由于我预订的房间，还未完成退房清扫，所以只能放下行李，坐在酒店大堂里等候。
这时，有一对华人夫妻走过来，用英语问我是否是华人，讲不讲中文。简单聊过几句之后，原来他们也是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夫妇俩都是美国某大学的教授，已经在美国生活将近二十年，所以借此机会带着儿子，全家一同来欧洲开会兼度假。
这位同我热情打招呼的华人女士，是美国得克萨斯州某大学的June教授，很巧合的是，我们的房间也在同一个楼层。
当我进入自己的房间时，迎面就看到电视机屏幕上，打出了英语和芬兰语两个版本的欢迎词，并且有我的名字，这种细节服务，让人感觉亲切。书桌上有一根网线，提供免费的互联网宽带接入，而酒店大堂也提供无线网络接入，速度还不错，在信息技术和网络应用方面，北欧一向是走在欧洲和全球的前列。
酒店的房间装修风格，是典型的北欧式冷色调，以黑、蓝、白、灰四色为主，原木家具，天花板上镶嵌着一幅芬兰森林湖泊的彩色摄影图片，就连墙纸也是森林图案。
而这一次来到赫尔辛基，所品尝到的食物，总体来说，让我感到很满意。
首先是酒店提供的自助早餐，主要是我最喜欢的牛角面包和水果沙拉，尽管每天都是重复不变的菜式，我仍然乐此不疲。其次是午餐，由主办方赫尔辛基商学院的学校餐厅提供，除正餐之外，还有非常美味的冰激凌作为餐后甜品供应。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美食美酒，还要数会议期间的两场正式晚宴。
在正式开幕的前一天，傍晚时分，我和June一家人，还有其他代表，一同步行到赫尔辛基老市政厅，参加由赫尔辛基市长尤西·帕尤宁亲自主持的招待晚宴。
赫尔辛基老市政厅的规模并不大，只是个三层高的小楼，装饰风格也很朴素简洁，含蓄而不张扬。它跟芬兰总统府、总理办公室一样，就坐落在海滨鱼市场附近。
尤西·帕尤宁先生，并不像一个典型的北欧人，他的个头不高，笑容文雅，非常严谨地念着欢迎词。
会议主办方也作了简短的演讲，之后就请大家品尝自助餐。而尤西·帕尤宁先生，十分耐心地与代表们合影留念。
和这位市长先生交谈的时候，他问起我和June是如何抵达芬兰的。
我指了指窗外港口的方向：“我从斯德哥尔摩坐船过来，June是从美国南部坐飞机过来。”
“哦，二位看起来都像是中国人。”这时，组委会的芬兰女主管，在一旁插了一句。
“对，我们俩的祖国都是中国。”June笑着回答她。
于是，尤西·帕尤宁先生再次举起了酒杯：“希望你们在赫尔辛基停留的日子里，能够愉快地度过。”
凑巧的是，我和June的演讲，都被安排在会议开幕当天的上午，所以顺便参加了对方所在的专题讨论会。傍晚，在一家名为katajanokankasino的芬兰餐厅，我们又享用了一顿非常独特的酒宴。
这家餐厅创立于1913年，当时是为了服务驻扎在赫尔辛基的俄罗斯海军官员，擅长制作俄罗斯风味的豪华酒宴，历史上曾经先后被俄罗斯人和德国人短期接管，在1919年回到芬兰官员的手中。从那时起，芬兰国防部的一些协会，经常到这家餐馆来聚会，算是军方专属的活动场地，直到1970年，才开始对公众开放，又经过了一次恢复历史原貌的大装修，现在它的经营权归皇家餐馆集团所有，也算是从军方转向了民营。
在katajanokankasino餐厅，整个酒宴的上菜流程，都有一套严格礼仪。身穿白色制服的侍者在上菜时，会报上菜名和配料名。
我们每人手中都有一份印制好的菜单，上面写着主菜、甜点、酒水的名称和产地，听起来都是一些很怪异、很有趣的搭配，比如：
石灰腌制的白鲑鱼和奶油扇贝，香醋和树莓酱拌牛柳。
香草奶油布丁，配草莓和大黄冰糕。
莱曼赛美隆酒——产自澳大利亚南部巴罗萨谷的白葡萄酒。
林德曼斯珍藏设拉子酒（利达民珍藏仙红葡萄酒）——产自澳大利亚南部猎人谷。
另外还有奶酪、面包、烤饼，以及各种北欧特产的果酒供应，我和June各自喝了一杯芬兰本地制作的植物酒酿，它的味道非常像中药，只是没有那么浓烈。
所有的一切，都让久居北美的June感到十分开心。席间，她轻声细语地说道：“欧洲人在礼仪上果然讲究，像我们在美国开会，一般很少会有政府高级官员亲自来主持招待的，而且吃个饭的流程也没这么复杂。”
“亲爱的，因为我们是传统的‘老欧洲’，跟那些美国佬不一样。”
手拿酒杯、一脸红晕的芬兰女主管，笑眯眯地坐在我和June的对面，那时她已经喝得有些微醺，一会儿说瑞典语，一会儿说芬兰语，一会儿又说英语，还用手在自己脸上比画着，“你们听过瑞典和芬兰的重金属摇滚音乐吗？那些歌手的脸，看起来都很恐怖吧，但这就是我们的个性风格。”
酒宴上不止有美酒美食，作为东道主的芬兰学者和当地企业代表们，还表演了歌舞和民谣弹唱。这些平时专注于教学科研的教授经理们，拿起吉他、放开歌喉时的精彩表现，丝毫不会输给专业演员，绝对是多才多艺。
若是从katajanokankasino餐厅的窗外望出去，楼下正是夏日夕阳映照的芬兰湾，宁静的港口停泊着许多私人游艇，低垂的朵朵白云，仿佛正挂在白色的桅杆之上。邻桌的几位欧洲俊男美女，忍不住端起酒杯，推开玻璃门，走到外面的露台上去，迎着晚风和花香，欣赏评论着赫尔辛基的温柔暮色。
在会议日程中的空闲期间，我陪着June和她的家人，散步游览赫尔辛基的主要景点。虽然只相处了短短四天，但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好友。
赫尔辛基的两场招待宴会，以及刚到瑞典的那个秋天，斯德哥尔摩市政府在市政厅为国际学者举办的欢迎晚宴，如今再回忆起来，还是很怀念那种温馨融洽的感觉。瑞典、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能够始终保持全球领先的创新竞争力，与整个北欧社会对科技文化工作的尊重，以及落到实处的鼓励支持，绝对是密不可分的。
后来我也曾带着家人从瑞典乘船，同游赫尔辛基。而每次在游轮上，都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面孔，就连欧洲人也开始惊诧于中国游客的购买消费能力。也许，随着国际和地区交流的不断深入，以及个人和家庭经济实力的提高，今后到欧洲和北欧旅游消费的中国人，还会变得更多吧。
丹麦王国：温暖童话的故乡
丹麦（Denmark），原本应该是我第一个前往的欧洲国家，不仅因为儿时读过的安徒生童话，在冥冥之中指引着我来到了欧洲，也因为当年在北欧五国之中，最先向我发出热情邀请的，是丹麦。这个小巧精致的童话王国，始终是我对北欧产生憧憬向往的最初心动来源。
当我开始在北欧的隐居生涯之后，童年从安徒生笔下看到的，被风信子和矢车菊围绕的彩色小木屋，各种书本画册上见过的欧洲地名，全都成为眼前的真实景象。而此后的漫漫岁月里，我不断游走在瑞典和丹麦的田园牧歌之间，以最真切直观的第一视线，阅览其中的人间百态。
世事人情，如风中走马灯，兜兜转转，从当初拖着两个行李箱飞到欧洲，倏忽之间，至今已是十数年光阴流逝，作为漂在北欧的“北漂”，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北欧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固然也思念故土，但并非刻骨难挨的乡愁情节，这也应证了那句俗语“此心安处，即是吾乡”，不管中国的大江南北，还是国外的大城小镇，能找到家的感觉，就是对的地方。很多曾经在北欧留学生活过的人们，回到各自祖国之后，午夜梦回时分，对北欧这个第二故土，总有挥之不去的浓郁的思念之情。
因此，丹麦也可以算是我除瑞典之外，又一个如同故园的国度。
走南闯北多年，我有一种感觉：凡是女性可以拥有工作生活的自由空间的地方，相对来说，必然也是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稳定的国家和地区。所谓真正的男女平等，必然是不论男女，都能享受同样的权利和尊严，也都勇于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毋庸置疑，北欧绝对是女权主义者的圣地，尽管芬兰前任女总统塔利娅·哈洛宁，于2012年春天正式卸任，但在2011年，丹麦已经换上了第一位女首相托宁·施密特，如果加上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冰岛前任女总统维格迪丝·芬博阿多蒂尔、现任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等女性元首和政要，北欧社会女强人当家的局面，始终保持江河流水般长盛不衰。
哥本哈根：安徒生和他的小美人鱼
如果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乘坐夜间卧铺火车，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次日早晨，会在瑞典南部城市马尔默换乘中转。
马尔默是瑞典第三大城市，属于以农业为主的斯堪纳省，也是着名的北欧民谣音乐之乡。近几年，来自中东、东欧等地的难民和移民，大量涌入该地区居住，所以马尔默几乎被视为瑞典的“中东城”，治安环境也较以前有所下降。
马尔默滨临厄勒海峡，碧波荡漾的广阔海湾，不仅连接着瑞典与丹麦，更贯通着波罗的海和北大西洋。
跨海又跨国的厄勒海峡大桥，结合了水上桥梁和海底隧道两种模式，于2000年建成通车，当时的官方开通仪式，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和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联合主持，造桥的花费也是由两国共同出资。
火车从马尔默跨海穿行，只需半小时左右，就从一个国家晃悠到了另一个国家。途中还会经过哥本哈根国际机场，最终直达市中心火车站。
康有为曾经带着女儿品茶游玩的丹麦百戏园，便是大名鼎鼎的趣伏里公园（Tivoli，也被译作蒂沃利公园），它位于哥本哈根中心火车站的正对面，是欧洲最古老的游乐园。从1843年正式开幕以来，趣伏里公园一直都是最受游人青睐的欧洲大型游乐场之一，丝毫不逊色于美国人开创的迪斯尼乐园。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常年流亡海外，来到丹麦时，又被趣伏里公园中似曾相识的东方园林楼阁，勾起了无限乡愁，于是他对女儿康同璧念了这样一段诗：
丹墨公园水塘曲，依稀似我澹如楼。十年久绝乡园梦，万里来为波海游。花径同携歌旧曲，柳塘小棹泛新舟。电灯千亿游人万，泽畔行吟独起愁。
而我当年第一眼所见的哥本哈根火车站，还有街头景象，着实让人倒吸一口冷气，原因无他：此地到处有垃圾和酒鬼尿迹，凌乱刺鼻。回想最初我来到欧洲时，整个大北欧地区极其整洁，以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为例，那时地上连碎纸烟蒂也不多见。不曾想，随着北欧各国收纳全球难民的增加，各自的社会环境，也难免开始受到影响，而哥本哈根，显然属于最先沦陷的一批。当然，如果跟南欧西欧的个别国家的城市卫生相比，自然还是北欧总体更为整洁一些。
我刚走出哥本哈根火车站时，和瑞典的街头类似，有不少包着头巾的中东女郎和穿着人字拖鞋的黑人女子，拖儿带女，迎面而来。我横穿过两条马路，在趣伏里公园对面，又看到一个丹麦本地醉鬼，一路赤脚横行，大摇大摆地走到旅游信息局门口，一屁股坐下来，手里拿着酒瓶，继续猛灌黄汤，一边喝一边冲身旁的两名褐发女郎发出怪异吼叫，那两位女子似乎是远到丹麦避暑度假，此时她俩只好抱紧行囊，远远躲到别处，对那醉汉敬而远之。
趁中年醉鬼依旧坐在门口吸吮他手中的酒瓶，我尽量绕道避开，径直走进旅游信息局，购买了一张哥本哈根卡（提供24小时内有效和72小时内有效两种），搭配一本旅游指南手册。在这种卡片上有空白处，游客自觉填写购卡的年月日，出游时随身携带此卡，遇到查票时，将卡片出示给工作人员验明即可，这样一来，在此停留期间的各类交通费用和大部分景点门票，也就包含在内了，免去每次进出车站或者上下公交、进入收费景点时，还要临时购票的烦琐。其实欧洲许多国家的旅游城市都有类似的卡片，这种一日或多日有效的观光卡，对于短期游览者更适用一些，若是长期在该地居住，出门闲逛时则无购买的必要了。
在欧洲，个别中东、非洲、拉美、东欧移民，往往不受其他族群待见，也并非全是出于种族歧视或文化偏见，此类人之所以被侧目，恐怕也只有亲自接触过他们的言行作为，才能深刻了解。哥本哈根的一些中东帮派，多次在市区发生火拼枪战，城中几处治安较差的移民聚居区，常有私家车被砸开车窗，盗窃财物，甚至有路人被殴打抢劫。我在斯德哥尔摩，常见到一些中东籍和非洲裔的难民，以大量生儿育女、领取幼儿的奶粉津贴为生，庞大家庭的日常开支，全靠政府补贴救济，整日不是推着婴儿车逛街购物，便是三五成群、游手好闲，或者在经营中以次充好、坑蒙拐骗。近年来，北欧各国也常有外来游客遭遇中东人和东欧移民偷窃抢劫，2006年瑞典大选期间，我住所附近的社区，有垃圾桶被激进的中东移民放置炸弹，瑞典警方在爆炸后赶到现场勘查，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诸如此类种种，自然有瑞典人不时要发上几句牢骚，抱怨每月交的税金都养了懒鬼，但瑞典人想来想去，又觉得自己始终是居高临下、主动施舍的一方，心理上仍旧比那些难民有优越感，于是便又释然。
所以两相对比，不论在哪个国家，总体上来说，大多数华人都算得上是吃苦耐劳的群体，只可惜，有时候也因为过于卖力干活，勤奋不休，反倒容易被本地人抱怨抢了生意工作。
北欧各国每年都会承担联合国分配的国际难民收容义务，但北欧本国民众或多或少也免不了有议论微词。当然，把一个地区的环境条件和社会问题，全部归咎于难民，也显得有失公平，只是异族群体的社会大融合，一直都是世界各国要面对的难题。
一分为二地看，许多欧洲国家的福利保障，已经很明显地造成了坐吃山空、养懒汉的社会现象，对于一直勤奋工作、缴纳高税赋的人来说，也有失公平。因此，即使有联合国下发的难民安置经费，但是这种同时负担外来难民和本国支出的压力，北欧各国今后能否持续承担下去，暂时也难以预测。毕竟在全球金融震荡和欧债危机之后，整个欧洲社会恢复经济的信心，还有面对外来移民的态度，都变得更加矛盾而微妙。
言归正传，既然来到了丹麦，无论如何都会提起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