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信仰可以移山也。
——《蒋介石日记》（1937年8月17日）
蒋介石是一个战术家而不是一个战略家。
——布赖恩·克罗泽
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作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民主斗士，他纵有此宏愿，也无此机会。
——黄仁宇
蒋介石的信仰问题
也许，在谈论这个问题之前，得先问一声：政治家有信仰吗？
蒋介石的信仰问题十分复杂。除了儒家与基督教的纠结，后人在他身上，还发现了佛教的光照。蒋介石的先祖蒋宗霸，是布袋和尚的弟子，曾随之云游三年，以后世代信奉佛教；蒋母王采玉与蒋的原配夫人毛福梅，都是心虔志诚的佛教徒。家世的熏染使他亲近佛教，在其早年曾生出落发为僧的念想。待他掌权后，与虚云法师、太虚法师等高僧屡有交游，这构成了后世研究佛教与政治之关系的背景与凭证（可参侯坤宏：“1930年代的佛教与政治：太虚法师和蒋介石”）。
不过大体而言，蒋介石的信仰领地，依然是儒家与基督教的龙虎斗，到底以何者为本，当是蒋介石研究的重大难题之一。也许，在我们这些外人看来是斗争，在当事人看来则未必是斗争。蒋介石以其调和论（调适思想），化解了儒、耶——甚至还包括释——之争，而达至玄之又玄的三教合一。
儒家视蒋介石为儒生，认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人是王阳明与曾国藩这两位大儒，并力图祛除基督教在他身上的烙印；纵然后退一步，仍坚称，蒋介石以儒家为体，基督教为用。基督教徒更加振振有词，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在上海接受江长川牧师洗礼，正式入教，则是铁打的事实，权力与时间无论何等残酷，都无法抹杀。儒家以此追问，说蒋介石信仰儒家——儒家的目光聚焦于世俗生活，一向敬鬼神而远之，六合之外存而不论，故缺乏超验之维，似乎不当冠以“信仰”之说——有何凭据呢？
针对蒋介石皈依基督，最尖锐的质疑竟来自其教内弟兄：“有人问我，蒋介石也是基督徒，我无言以对。如果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几十年来，这个国家处处挂着他的画像，人人要向他鞠躬；为什么大搞一党专制、言禁党禁、白色恐怖，他身边却没有一个牧师、一个基督徒去告诉他这是不对的，是上帝恨恶的；若不悔改，是要被咒诅的？”
1955年，宋美龄与蒋介石、蒋经国父子
相应的质疑则认为，蒋介石信仰基督教，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投资：一是为了娶宋美龄，与豪门宋家联姻；二是为了完善其政治形象，以便继承孙中山的衣钵（“总理亦教徒之一，且伦敦蒙难，以专心虔祷，得免祸害也”）、与美国人打交道云云。不过，这些质疑脆弱如蝉翼，一攻即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在1927年12月1日，当时他尚未入教，宋家亦未强迫他入教。并非如野史所言，蒋介石加入基督教，是宋美龄嫁给他的条件之一。直到三年后，他才皈依，其间的精神变迁与曲折，发人深省。至于做戏给美国人看，那更扯远了，1930年的蒋介石，哪能未卜先知，预见美国将成为他后半生的政治屏障？
单看日记，蒋介石诚可谓一个朝参暮礼、虔敬无比的基督徒，清教徒气质溢满了他的后半生。试举数例。1930年10月23日他受洗，24日日记云：“主义为余政治行动之信仰，教义乃为余精神惟一之信仰。愿从此以后，以基督为余模范，救人救世，永矢勿怠。”
1938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两周年，抗日战争逐步激化：“今日之处境虽在倭寇多方困迫之中，然较之西安遇难之危机状态千万矣。上帝既能拯救余出此万恶绝险之境，自能拯救余四万万生灵于涂炭之中也。唯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之罪恶，而使余国家民族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
1944年7月25日，衡阳激战，危城喋血，他祈祷立誓：“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南岳顶峰，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
1945年1月10日：“今后记事朝课（即体操十五分钟，读《圣经》一章，静默三十五分钟至一小时，祈告约五分钟，记事与阅报各项）晚课（静默三十分钟，读《荒漠甘泉》一章），每日如未间断则不再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唯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1945年9月4日，国共和谈，他竟向上帝祈祷，以图感化毛泽东：“今晨5时，未晓，起床祷告，愿共毛能悔悟，使国家真能和平统一也。”
……
我信故我在，信仰讲究决断。理性的质疑无异于隔山打牛。进一步讲，信仰不可质疑。虔信与伪信，唯有神与信徒自身晓得，外人的论断不足为凭。
我愿意相信蒋介石对上帝的信仰发自赤诚，他对儒家、佛教的感情同样如此。在我们身边，常见一种人，上句“阿弥陀佛”，下句“上帝保佑”，见神拜神，见佛拜佛，见庙烧香，见佛磕头。他们什么都信。或者说，他们什么都不信。
这让我想起安伯托·埃柯的小说《傅科摆》里的一段话：“……当人们停止信上帝，并不是说他们便什么都不信；他们什么都信。”
蒋介石左手儒家，右手基督教，不分体用高下，完全为己所用，正源自他的调和论。先后为蒋经国、蒋介石立传的美国人陶涵（Jay Taylor），接受罗四鸰的采访，标题即“调和者蒋介石”。他指出了蒋介石身上高度矛盾的一面（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撕扯），同时认为，蒋调和了新儒家青年与基督徒的精神冲突。“蒋介石相信，基督教教义的爱和儒家所强调的人道或是人文主义并行不悖。基督教‘爱’的教义强调每个人需要认识自己的罪，与儒家强调的自我反省一致，两者可调和。”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论及蒋介石的信仰纷争，亦持同一看法：“大概他（蒋介石）保持着中国传统习惯‘诸说混合’的办法，更因他一直被环境逼迫，也带着‘折中主义’的成分。”
说到调和，最生动的证据，莫过于蒋介石死后，他的灵柩之中所放的四本书：《三民主义》《圣经》《荒漠甘泉》和《唐诗》。中国传统文化、基督教、政治信仰，组成了他的灵魂三明治。
那么，蒋介石是如何调和诸神之争呢？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与蒋介石历来不合，甚至可以说是蒋介石这辈子最讨厌的人之一。作为冤家，他的观察反而愈加犀利：“蒋介石来迟。他在晚祷。这晚祷不由任何事而中断。这是一个新的角度。他虔诚与否不说，总之他即郑重其事。或者他以为与上主神交而增强他的直觉。他大体上依赖他所谓对心理上之了解（中国心理）。如何策动这样一个人？他能用他的‘直觉’超越逻辑与理性。他不顾业经证明之原则与方法，而坚持中国人之不同心理。他直接下结论而强以某种以前想象之中的相同为经验。他的顽强拒绝讨论。”（1942年8月4日）
这段话有些拗口，其大概意思却不难理解。若史迪威所述属实，那么蒋介石的基督信仰的确浮于表面；或者说，蒋介石的信仰方式不同于我们通常所了解的信仰方式，他在其中加入了中国经验，使基督教中国化。
纵观蒋介石日记，他对读经、祷告等基督教仪式的践履从未间断，数十年如一日，这足以打消伪信的指责。哪怕——有些人总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他最初是投机者，经过数十年锲而不舍的磨砺与试探，终将变成虔信者。
一面是虔信，一面是对信仰的中国式改造。蒋介石“郑重其事”的晚祷，对信仰仪式的坚守，毋宁构成了他修身养性的一种方式。他深知自己的性格缺陷：“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秦瘦鸥《蒋介石先生传》）“性躁心急……静敬澹一之功夫不可须臾离也。”（《蒋介石日记》，1935年6月1日）苦行僧式的静修，正有助于安定心气，坚韧心志。晚年蒋介石极少大发雷霆，他的面目越来越祥和，眼神越来越深邃。
除了调和基督教与儒家的关系，蒋介石还必须调和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即更为艰难的宗教与政治的关系。这就要回到开端的疑问：政治家有信仰吗？
蒋介石的同时代人，不乏用宗教辅佐政治的案例。冯玉祥被称为“基督将军”，他自己信教不说（1915年，他在北京亚斯里教堂受洗，早于蒋介石十五年），还鼓舞部下信教，用消防水龙头向士兵喷水，是为洗礼，据说其麾下军官，受洗者十之八九。唐生智号称“唐和尚”“佛门将军”，其部队被称为“佛字军”，五万将士皆摩顶受戒，吃斋，行五戒，以“大慈大悲，救人救世”为号召。然而，他们的信仰，尤其是冯玉祥，一直备受质疑。冯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臭名昭着的变色龙，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倒戈将军”。其脑后的反骨，不仅用于政治，还用于信仰。他在西方人面前信耶稣基督，在前苏联人面前信马克思和列宁，在国民党人面前信孙中山和三民主义；昨天他还是“基督将军”，今天则成为“赤色将军”，明天是什么将军呢，那要看明日来客是何方神圣。追根究底，他对基督教，与其说作为一种信仰，不如说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一种精神催眠术，一种凝聚军心的洗脑工具，一种吸引军事与财政支援的障眼法。
蒋介石是否如此呢？他在1930年受洗，1934年2月11日日记写道：“余之赞美耶稣者五：一曰牺牲精神，二曰忍耐精神，三曰奋斗精神，四曰统一精神，五曰博爱精神。”
黄仁宇认为，蒋介石所崇仰的仍是耶稣之人身属性，而非三位一体之神学，换言之，蒋的信仰不够深入，仅仅限于外在的形式。其实何止于此，蒋从耶稣身上发掘的五重精神，从其他教派的神灵那里同样可以找到。而且，我们需要注意，这五重精神，正会通于指导国民党的政治哲学。蒋介石的追求，不仅在于基督教与儒家的接榫，还在于基督教与三民主义的接榫，正如他试图将三民主义儒家化一样。
所以说，对蒋介石而言，他并非任何一教的信徒，更非教条主义的信徒。他努力从各大教派的教义与纲领之中汲取他亟需的观念和事物，建构他独树一帜的政治哲学。他比那些政治骗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懂得虔敬，并且以对宗教仪式坚贞不移的践履来扞卫他的虔敬情怀。这遂令人难以判断，他到底是信呢，还是不信呢？他的信仰里面包含了几多功利的成色？
这些问号，同时构成了蒋介石的局限。他综合诸神，为我所用，却尚未做到唯我独尊。他依然是一个恭谨、谦卑、讲究仁义与慈爱的政治家。他的对手毛泽东却截然不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
有人会问，毛有信仰吗？那是另一个话题。
话说回来，对大多数政治家而言，从不存在超验之维，他们只信教，不信神。宗教之于他们，或者是骗术，或者是政治神学与哲学（严格来讲，政治神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政治哲学则可能是一种哲学），或者都不是，或者都是——小布什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案例：1999年12月23日，美国总统选举辩论赛在爱荷华州的首府德梅因市举行，每一候选人都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你最认同哪位政治哲学家或思想家？待问到小布什，他悍然答道：“耶稣基督。”
美国媒体因此批评小布什政治哲学功课不及格，你同意吗？
2008年10月7日初稿
2012年11月3日修订
民主无量，独裁无胆？
蒋介石一生背负骂名累累。最昭着的一则，当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按通说，此言出自毛泽东之口，原话多了两个“搞”：“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
不过，毛公此言，我只能同意前半句。对执政者而言，放权于民，还权于民，推行民主政治，正关乎其眼界与胸襟。所谓胸襟，便是量。蒋介石的肚量，一向不够大，其义兄黄郛曾劝他：“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弟于‘毅’字之一字，已足够足够，今后只当在‘弘’字上多下功（工）夫。”言下之意，即斥他褊狭。对比之下，其子蒋经国的量则要大一些。这二人虽为父子，却分属两个时代：一人死于威权时代的结尾，一人肩起了民主时代的闸门。相比同时代人的智识局限，民主无量，或不足以构成蒋介石的巨大耻辱；民主有量，则是蒋经国的无上荣光。
进一步讲，民主不仅是一个量的问题，还是一个质的问题。这里的质，不是指民主的品质，而是指执政者对民主精神的认识。台湾作家王鼎钧对比二蒋，说蒋介石“把专政当本钱，把民主当利息，本钱充足的时候，不妨拿出利息来让你们挥霍一下，可是雷震后来要动他的老本，那只有鱼死网破”，蒋经国则相反，“民主自由才是本钱，专政才是利息。这一念之转善果累累，他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这一比，高下立判。
至于“独裁无胆”，我以为，独裁从不关乎权力者的胆识，只关乎其能力。换言之，问题当在能不能独裁，而非敢不敢独裁。能独裁，哪个权力者不会独裁呢。我常常引用美国着名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的一句名言：“行政权力永远都是饥肠辘辘，扩张与强夺是它挥之不去的本性。”权力永远都是一头饥饿的老虎，独裁正如其掠食的本性。只是并非每一种食物，都愿化作虎口美餐；并非每一个民众，都愿化作独裁机器的螺丝钉，所以独裁者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如豺虎肆虐，暴戾恣睢。以前我们常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反过来讲，哪里反抗多了，哪里独裁就少了，若无反抗，若遍地都是奴隶，若满眼都是太监，独裁政治必将大行于天下。
纵览蒋介石一生，他未成为独裁者，并不代表他不想搞，没胆搞，只不过没有搞成而已。这说到底还是能力的问题。其缘由可一分为二。其一，蒋介石所属的政党国民党，虽屡经改造，并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却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只能实现“弱势独裁”。“独裁政党亦有强弱之分。……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党机器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状态，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在党国体制之下，党的“弱势独裁”决定了政治的“弱势独裁”。
其二则取决于蒋介石执政时期的政治形势。在蒋之前，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孙中山等，毕生致力于统一中国，却无一人如愿以偿。到蒋介石手上，终于九转功成：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降下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至此，中国号称统一。然而这种大一统，仅仅具备一个炫目的外观，其实质依旧四分五裂，各自为政。倘将此时的中国比作一颗臭鸡蛋，蒋介石的势力范围大抵不会超过蛋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