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都以袁世凯为中心，围着他转，服从他的命令，听凭他摆布。这种独裁家长的地位，也以皮鞭棍棒的管教、每天必行的礼节，在晚辈头脑之中不断强化。袁世凯一贯态度严肃，不苟言笑，但也很少发怒。
家中男女佣人做错了事，他不过骂一声“混蛋”，最重不过骂“混蛋加三级”。有犯重大过错者，他从不亲自动手，只让管事者用皮鞭责罚。但他对儿子则十分严厉，动辄皮鞭、棍棒、拳脚相加，有的儿子不上进，即便已成年娶了妻室，袁世凯看不顺眼，也免不了挨揍。
袁世凯家有依例请安的规矩。长、二、三子克定、克文、克良每日午饭前向袁世凯请安；四、五、六等上学的儿子每日放学后向袁世凯请安。程序是经袁世凯许可后，蹑手蹑脚进门，先叫一声“爸爸”，鞠一躬，站在一旁，温声问：“爸爸，吃得好？睡得好？”然后恭恭敬敬垂手低头，静候问话。袁世凯例行公事地问几句“今天干些什么？”、“念书了没有？”，有时什么也不问，说声“去吧”，儿子们便再鞠一躬，倒退几步，然后才转身出门。
儿媳妇们也是每日上午11点左右，有“跑上房的”分别到各房知会一声：“总统快吃饭啦！”随后依次前来，如上述儿子们的程序，向袁世凯恭敬问安：“爸爸，吃得好？睡得好？”袁世凯通常简单说四个字“好啦，去吧”，程序结束。
其次，等级分明。袁世凯对其妻于夫人，既不和她同房，也不让她管家，但仍维系她家中主妇的位置。年节之时，袁世凯同其妻于夫人并坐，接受全家的跪拜大礼，先是姨太太们，后是儿子们、女儿们、儿媳们、孙子孙女们，最后是男女佣人。姨太太们的娘家人来了，也要以下人身份给袁世凯和于夫人磕头。
平常，隔三五天，袁世凯就礼节性地到于氏房中坐一坐。见面时，袁世凯必照例先问：“太太，你好！”于夫人也必照例回答：“大人，你好！”然后再谈几句闲话，便结束这经久不变的会见。在称谓上，袁世凯命儿女们称于夫人为“娘”，称自己的生母为“妈”，对别的姨太太在“妈”之前冠上一个数目字，如称五姨太为“五妈”。但对大姨太沈氏，则经袁世凯特许，一律叫“亲妈”，“亲妈”的尊贵亲爱程度仅次于“娘”。姨太太对于夫人，均称“太太”；于夫人对姨太太，则按照顺序，称为“二姨太”、“三姨太”等。妻妾之间，袁世凯规定新进门的姨太太要服从早进门的姨太太管束。礼节、起居、言行，均由老的随时教导，新的必须服从。
早期负责管教二、三、四姨太的是大姨太沈氏。二、三、四姨太都是朝鲜籍，言语礼法不通，沈氏乘袁世凯不在家的机会常常对她们泼醋立威，非打即骂。有时罚她们跪砖头，有时把她们绑在桌子腿上毒打。三姨太金氏的左腿即被打得落下了残疾。后期负责管教六、八、九姨太的是五姨太杨氏。杨氏也以教导和指点为名，对她们肆意打骂。年龄最小的九姨太刘氏所受虐待最厉害，有一次甚至被打破了头。袁世凯家中规矩等级森严，受虐待的姨太太既不敢反抗，也不敢在袁世凯面前有所表露，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内外家政，均各负其责，不得越俎越权。
袁世凯七子袁克齐回忆道：家中存款折子向由我母亲（二姨太李氏）保管，父亲的图章由五庶母（五姨太杨氏）存着。家中用钱，我母亲向父亲报告数目后，就拿去请五庶母盖章，到银行去取。取出后交账房按月钱数目发放。袁世凯三女袁静雪（叔祯）回忆道：有一次，几个内卫晚上归来，让船夫用接送各部长的船渡他们过中海，船夫不允，几个内卫把船夫打伤。船夫的亲戚某女佣人向我们（五哥克权、六哥克桓和我）诉苦。我们大为不平，立即把内卫传到“欢喜庄”（我们在中海的住处）坐堂严问。内卫报告了我父亲。他把我们三个人叫去说：“你们太胡闹了，内卫有错，应该告诉我，怎能私自审问呢？这就叫无法无天。以后再有这等事，定不饶恕你们！”
我们俯首退下。后来听说我父亲把打人的内卫开除，内卫主管人罚俸三月，给船夫养伤。再次，在生活上实行一套刻板、一成不变、具有军事化色彩的规矩，人人知悉，遵照执行。既有严法可依，又不偏不倚，使家庭生活的有序运转和相对平静得以维持。
如开饭。
在中南海，除于夫人个人有一厨房外，袁世凯和所有姨太太、少爷、少奶奶的饭食，都由大厨房供应。为内外有别，大厨房特别设置了几个转桶。开饭、开点心时，各房“跑上房的”拿着提盒到大厨房，大厨房的人就把应该供应哪一房的东西，放在转桶里转出来，再由他们将饭食装入提盒提回去。各房的午饭、晚饭都是四菜一汤。各房孩子过生日，照例头一天吃饺子，当天吃炸酱面或打卤面。包饺子的办法是，由大厨房把面和馅儿送到一间指定的大屋子里，由各房女佣人前来包好拿走，自行煮食。袁世凯看到饭桌摆上饺子或是卤和酱时，就知道是有人过生日了，必问一句：“这是谁的生日啊？”如居住和侍寝。
袁世凯与妻妾分居。袁世凯下野隐居河南彰德“洹上村”时，有十数个宅院。袁世凯住中间的四合院，正厅“养寿堂”为袁世凯居室。其妻妾和各自的孩子们环住四周，每房—个宅院。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入住中南海。袁世凯住居仁堂，楼上东头一间大房间是卧室，楼下东头一间大房间是办公室，西边是会客、开会以及吃饭所在；于夫人、二姨太李氏与长子袁克定及其妻妾子女、四子袁克端夫妇住福禄居；大姨太沈氏、三姨太金氏和二、三子袁克文、袁克良夫妇及一部分小弟妹们，住卍字廊后边的四个院子；五、六、八、九姨太杨氏、叶氏、郭氏、刘氏和她们的孩子住居仁堂后楼，与居仁堂楼上有天桥可通。
袁世凯规定，凡已娶了儿媳妇的姨太太便不再与自己同房，其余的轮流值宿，每人一周，没偏没向。袁世凯不去姨太太房中，而是要姨太太到他那里侍寝，这倒同清朝皇帝的规矩一样。
轮到哪一房姨太太，就由那房的女佣、丫头把她的卧具及随身用品搬到他的卧室。民国以后，大、二、三姨太太都不与袁世凯同房，轮值的只有五、六、八、九姨太四位。其中九姨太年纪太轻，有时侍候得不如意，就命她提前搬出去，另行调换别的姨太太。袁世凯虽采用姨太太轮流侍寝的办法，但第二天早晨仍然要五姨太杨氏到他身边来伺候一切。袁世凯这套一成不变、具有军事化色彩的家庭规矩，引出了不少调侃性的传说。
有说，一次，袁世凯碰到三儿媳在院中散步，从背后看以为是自己的一个小妾，猛地扑上去。三儿媳大惊呼喊。袁世凯因此订了一规矩，道：从今以后，凡亲生女儿和儿媳，均应佩戴一种标志，让我易于辨识，不致再发生这种误会。我平生最重红色，见到红色就肃然起敬，女儿和儿媳若穿红裤子，我一望而知，即不会犯此错误。于是，袁世凯的女儿、儿媳、婢女、仆妇都穿上了红裤子。如用度。袁世凯对各房姨太太基本平等。
月钱数目各房等份，谁也不能多拿。分发东西也是如此，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如果姨太太需要购买一些衣料或首饰等时，一定要经袁世凯批准。姨太太们都是乘他高兴的时候拿出条子请他批示，所以一般都能满足要求。袁世凯七子袁克齐回忆道：我有一个嫡母（于夫人）、九个庶母。我的生身之母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妾，朝鲜族。我父亲对待她们，都一例看待。无论分物或给钱，没有偏轻偏重的情况。因此一家向称平安，争吵的事情，我一次也没见过。我记得三庶母想买一付金镯子，父亲说，好！每人一付，一个人买是不行的。
月钱数目，各房一律，谁也不能多拿。袁世凯的妻妾众多，表面上却都和平相处，极少发生争吵之事。袁世凯一位下属一妻一妾，却整天闹得家无宁日，一次他向袁世凯请教驾驭之术。袁世凯笑嘻嘻地说：没别的，都是因为你纳妾太少之故也。那人听此怪论，摸不着头脑，再拜求教。袁世凯道：“丈夫置妾，纵大妇极贤，未有不隐含妒念。何者？以己之专房宠，为妾所剥夺耳。若广蓄群娃，彼冢妇虽尊，已处于孤立无偶之地位，若过事严厉，恐若辈固结团体，共筹对己之策。莫如稍事含忍，置之度外，盖明知势力不敌也。而为之夫者，诚能不听谮言、不存偏爱，则勃豁因之不启矣。”
对子女也是一样。每人月钱均有定数，只有他最钟爱的二女儿、三女儿特殊一点。袁世凯七子袁克齐谈到袁世凯预写分家遗嘱的事，说：我父亲凡事都有个打算，他自己觉得病得难好的时候，就预先给我们兄弟姐妹写下了分家的遗嘱。他死后，我们兄弟按遗嘱每人分到现款一万余元、各种股票八千余股，加上每人分的房子二十余间，合计可得二十余万元。姐妹每人分现款七千余元，其他财产无份。母亲们各随自己的子女度日，不给钱财。大家都无话说，遵嘱办事。我父亲生前，对我大哥申斥的时候最多，但有重要的事还都和他商量，一来是大哥年长，二来是大哥也的确能给父亲出些主意。后来张勋闹复辟，我听大哥说：“当时若依着我的主意，哪里还会有这场乱子。”
原来清帝退位的时候，我大哥主张：作恶多端的王公一律处死，溥仪及其左右流放黑龙江，让他回原来的老家，还谈什么优待条件！当时我父亲虽没有采纳，但可以看出我大哥在父亲面前是敢说话的。分家的时候，我们兄弟们想：父亲偏爱，一定会多分给大哥一些。可是拿出遗嘱一看，与我们一般无二。大家都说：父亲真算公平。另一方面，袁世凯家规极严。袁世凯对姨太太防范极严，不准她们出中南海大门接触别的男人，不准她们吵架打架，不准她们在他面前说别的姨太太的坏话等，稍有违忤或犯了其他错误，除了当面训斥外，还根据情节轻重停发一月或数月月钱，甚至给予更严厉的处罚。
袁世凯七子袁克齐回忆说，有一次九庶母与人赌博，就被停发两月月钱。因此，姨太太们没有一个不怕袁世凯，没有一个敢轻易闹事。
秉性
将门之后和长期行伍的深刻影响，在袁世凯的性格和为人处事中明显体现。袁世凯不怒而威，双目圆睁时带有“杀气”，人皆畏之。袁世凯胆量很大，为达目的，杀人决不手软。从投入吴长庆庆营、东渡平定朝鲜动乱，到镇压义和团，袁世凯都以杀人不眨眼而扬名立威。以下是袁世凯在随庆营驻朝鲜时的几个例子。刚到朝鲜时，吴长庆庆营军纪败坏，奸淫抢掠之事不绝。然部将多是吴长庆亲友，“素骄纵，复多谗阻”。
袁世凯请吴长庆出外，仰观山坡，只见遗物堆集。吴长庆问是何物？袁世凯说，那是兵丁掠民间什物，其粗劣者委弃于道也。又痛切地说，王师戡乱，纪律若斯，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大帅请自勉旃，我则请从此辞矣。吴长庆大惊失色，赌咒发誓道：你给我放手约束！有听谗谤者，非吴氏子孙！袁世凯乃传令各营：入民居及杂伍者斩。有犯令者，袁世凯立斩数人传示。有朝鲜绅士控兵丁奸戕其妻，袁世凯徒步往查，亲督搜捕，一昼夜没有吃饭，终于抓住犯禁之人，手刃之，并厚恤朝鲜绅士之家。有兵丁凌辱朝鲜人，袁世凯将其逮捕，准备正法。吴长庆亲到袁世凯住所，乞求饶其一死，久坐不去。袁世凯故意请吴长庆阅读桌上图书，偷偷溜出去将其斩首，然后入而请罪。
吴长庆只得大笑道：执法固应若是。吴长庆常常告诫在军亲属：汝勿犯法，袁某不汝恕也。有营役入民家食鸦片，袁世凯执而杀之。众役纠集五百余人，声称有烟瘾而罢工，要见袁世凯索钱回国。袁世凯命卫卒多备刀索，来一个杀一个，众役旋散去。
吴长庆听说后问袁世凯：你果然能把他们都杀了吗？袁世凯道：众役不是田横之徒，示怯必来，示威必散。果来即将其都捆起来，按名讯问，认瘾者立诛，不认者释之，不过戮一二人，余皆必不认矣。袁世凯这种铁血铁腕的，很对李鸿章的脾气。据说有一次，李鸿章府上一个仆人和一个厨役私斗。厨役持刀追杀仆人，那仆人无处躲避，跑到李鸿章书房里，厨役紧追不舍。
李鸿章正在看书，袁世凯侍立一旁。对那逃进来的仆人，李鸿章视而不见。厨役追进书房，竟把仆人拖出去用刀砍死。事后，有人问袁世凯：不管闲事是李老师平素的脾气，你在旁边为何也见死不救呢？袁世凯笑答：厨役持刀杀人，仆人一样有两只手，何不拿刀对抗？他任由厨役砍死，连手也不回，显见是个极无胆量和毅力的人。
这种没用的东西，留在世上做赘疣，不如任他死了的好。李老师不救他，我何必去保护这无用之人呢！袁世凯的话，有人传与李鸿章，李鸿章拈髯笑道：“孺子真知我心也！”进入民国，袁世凯当了临时大总统，仍然屡施辣手。他在北方强行改编和遣散革命武装，山东民军重要领袖连成基于军队改编后奉令入京，刚抵天津就被残杀于码头。他残酷镇压革命党人的反抗。当时北方有“共和中立死士团”、“监察共和团”和“铁血团”等革命团体，宣称“以铁血监督政府，排去国民公敌，促进完全共和政体为宗旨”，以“流血”、“暗杀”为宗旨，决心不惜生命对付那些“假意共和者”。
袁世凯则以“铁血”对“铁血”，取缔这些团体，拘捕其重要人物予以判刑，而后在武装押解途中借“土匪”之手将他们杀害。直至最后杀害宋教仁，做出震惊中外的大案。另一方面，袁世凯灵活机变，既善于向上钻营，又善于交接、笼络对己有用之人。袁世凯记忆力很强，见过的人隔数十年后仍能道其姓名、籍贯。且他为达目的，舍得花大钱。袁世凯手下有所谓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号称“王龙”、“段虎”、“冯狗”。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时，为示用人唯公，常用考试之法提升军官。北洋新军成立第一协时，王士珍考第一，当了协统；成立第二协时，冯国璋考第一，也当协统。留过洋的“将门之子”段祺瑞两次名落孙山，成立第三协时惶惶不安，深恐考试再落榜。不料考试前一天，袁世凯突然差人将他叫到书房，悄悄将试题递到他手中。于是，段祺瑞也考了第一，当协统。
事后，段祺瑞每与密友谈起此事，总表示“受恩深重，终身不忘”。其实王士珍、冯国璋高登榜首，又何尝不是赖袁世凯所施的“恩惠”？冯国璋、段祺瑞丧妻后，袁世凯分别将自己的家庭教师周道如和干女儿张佩蘅嫁给他们做填房，认了干女婿。袁世凯对他们优礼备至，百般笼络。
如一日，袁世凯早餐时见有牛奶酪，便令差官电问冯上将军早起否，将这碗牛奶酪送去，说是冯上将军爱吃的，总统今早上正吃，想起上将军，特地送来。
又一日，袁世凯午餐，有红烧大猪蹄膀，袁世凯说：“这是华甫（冯国璋字华甫）爱吃的。”又令差官电告冯上将军等一等再吃饭，总统就送菜来。袁世凯军中文案阮忠枢，在天津结识了一个妓女小玉，欲纳为妾，回报袁世凯。袁世凯借口有碍军誉，没有同意。过后，袁世凯派人在天津购置房舍，秘密将小玉赎出，然后带阮忠枢赴津。时天色已晚，阮忠枢随袁世凯进入一宅院，只见堂上红烛高照，摆着丰盛的酒席，房中铺陈异常华丽，一个丫鬟一面喊：“新姑爷到啦！”一面从里间屋里搀扶出一位新娘打扮的俏丽佳人。阮忠枢如坠五里雾中，仔细一看，却见新娘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小玉，方才恍然大悟，从此对袁世凯死心塌地。袁世凯的三女袁静雪（叔祯）亦回忆道：一次，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由东北来京谒见我父亲。
按照他的身份以及他和我父亲的关系，是只能在“大圆镜中”会见的。可是我父亲为了表示对他的优待，却破例地在办公室内接见了他。当时办公室内的北面，安设着一个多宝格子。格子里摆设着一些古玩器物。其中有一个丝绒盒子，里面放着四块打簧金表。每一个表的边上环绕着一圈珠子，表的背面是珐琅烧的小人，样子是极其精致的。当时我父亲和张作霖分坐在沙发上谈话。张在谈话的时候，不时地注视离他座位很近的这四块金表。我父亲看到这种情况，晓得他是爱上了这几块表了，当时就送给了他。我父亲在送走了张作霖以后，一路笑着上楼，说明了赠表的经过，并笑着对我们说：“他真是没有见过世面，他既然看着喜欢，我就送给他了。”说完了又哈哈大笑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