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的叛变既是孙中山与廖仲恺本人的一场劫难，同时，更是对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的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次打击又促使孙中山真正觉悟到国民党正在堕落，走向衰亡，需要寻找新的朋友和注入新的血液。联俄联共势在必行。
孙中山在永丰舰蒙难时，就要陈友仁转告俄共国际代表马林说：中国革命唯一真正的朋友是苏俄。脱险以后，更是积极地将联俄付诸实际行动。而廖仲恺在囚禁当中就已经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发出了‘悟前非’的呼声，他在狱中所写的诗中指出：“扣马夷齐思止暴，亡羊臧谷共伤时；窃钩盗国将谁咎？扁锔缄滕只自欺。”用比喻的写法说明了已往的所作所为不足以拯救中国，中国革命必须弃旧图新，才能有出路。因此，他这次脱险出来，在夫人的支持下，促成了孙中山实行联俄的计划，成为孙中山执行联俄政策的有力的助手。
1922年9月下旬，廖仲恺与何香凝奉孙中山的指派，以参加家兄之女在东京举行的婚礼为借口，准备在日本与苏俄代表越飞谈判中俄合作的重大事宜。虽然这次接洽，由于苏俄赴日受阻而未能完成这项使命，但也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在联俄这项重大决策中对于廖仲恺的倚重。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正式发表，公开宣布与苏联结盟，标志着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随后，越飞为促进日苏复交和治病，前往日本。廖仲恺受孙中山的委托，以给女儿廖梦醒治病为由，与越飞同赴日本。自此开始了与越飞及其秘书长达1个月的接触，围绕着《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展开了磋商。这次谈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促成了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具体化并使中俄合作日益密切。其直接后果就是苏联致电孙中山，明确地表示“准备给中国必要的帮助”。
到了10月份，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将军赴广州，商量“中国革命未完成之救济方法”，直接来帮助中国。随后，苏联政府每年约200万元的经济援助及大批的政治、军事顾问源源而来。从而使得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此中的变化，廖仲恺的功绩是难以磨灭的。
陈炯明的叛变固然使得孙中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但同时也使得他猛醒，从而毅然接纳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对国民党进行了改组。而全力支持孙中山实行改组，成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第一助手的正是廖仲恺。在众多的国民党元老中，孙中山之所以独选廖仲恺是有其考虑的。一是在当时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元老中，只有廖仲恺坚决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且有着极其清醒的认识；而汪精卫或胡汉民之流或是反对，或是持折衷的态度，不明确表态。二是廖仲恺以其出色的工作能力和忘我的工作态度深得孙中山的信赖。正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孙中山在联俄联共等重大决策上都听取廖仲恺的意见，并得力于他的帮助。
从1923年10月开始，孙中山命廖仲恺担负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委派廖仲恺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9位委员之一。但由于当时反对改组的人实在是太多，以致于9委员中除了谭平山还帮忙外，其它人都不肯负任何实际责任，这就使得当时改组国民党的重担差不多都由廖仲恺一人承担了。
廖仲恺没有辜负孙中山的厚望，废寝忘食地为国民党的改组做了大量的工作。由于当时反对改组的人实在是太多，廖仲恺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那些反对改组的资深国民党元老不敢反对孙中山，就将不满全都泼到了廖仲恺的身上，极尽造谣、诬蔑、诽谤之能事。
在这些巨大的压力下，廖仲恺一度有些承受不住了。有一天，廖仲恺对何香凝说：“大家都反对改组，我实在是办不下去了。真是令人太气闷了！我打算离开广州，先到香港去休养几天。免得遭到这么多人的反对！”并订下了次日去香港的轮船票。何香凝极力劝慰也无济于事。由于担心中国革命的前途，何香凝虽然深知自己丈夫所受的委屈，但她仍不同意廖仲恺这样拂袖离去，但又苦于劝慰不了他，只得在第二天告诉了孙中山。
孙中山得知此讯，大吃一惊，立即派人将已经上船的廖仲恺劝了回来，并且立即找他谈话，对他说：“仲恺，现在是什么时候！你怎能离去呢？我听说你还打算去德国，这更是万万不可以。你一定要留在这里帮我改组国民党，此事非你莫属！”何香凝也在旁解劝说：“孙先生这样委重于你，只有鞠躬尽瘁！你留下帮孙先生吧！”
正是这些鼓励和帮助，给了廖仲恺以巨大的支持和力量，使得他又重新振作起来了，并从此一心不悔地坚持做了下去。面对党内的重重阻力，廖仲恺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多次坚决地对何香凝表示说：“改组对于我党主义的实现是十分必要的！民国成立已经10余年了，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还不能够实现的原因就在于党的组织上有问题。我可怜先生奋斗一生，未能实现他的主义，所以非得把国民党改组不可！党内的那些反对的人并不是为了党的前途考虑的，只为意气反对，不必管他。我立定决心要改组，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冲突！”最后，他坚定地对何香凝说：“我为国家，为本党，无论何人反对，我皆不畏！即使是击杀我，也在所不惜！天若假我三年以从事国民革命，当必有成效可观！”言语中充满的是革命的豪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经过廖仲恺的辛勤努力，到次年初，完成了改组国民党的筹备工作，为国民党“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国民党改组的最后完成，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极坚实的基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一大”在广州胜利召开，通过了国民党“一大”《宣言》。这个《宣言》是一个革命的宣言，孙中山称之为“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但这个《宣言》，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干扰，缺乏明确的反帝政纲。为此，廖仲恺奉孙中山的指派，准备了一份临时提案，主要补充了反帝条款，油印了近2000份，联合一些代表连署，提交大会讨论。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这个带有强烈的反帝色彩的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并得以补入到《宣言》的对外政纲中。
在国民党“一大”会上，廖仲恺的另一个伟大的贡献是粉碎了右派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阴谋。
28日的这一天，国民党右派有预谋地由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应在党章草案中加上本党党员不得加入其他党的条款，并且声称“一个党员只能有一个党籍”，意在逼迫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脱离自己的党籍或离开国民党，从而达到将共产党驱逐出国民党的险恶目的。其它一些国民党右派分子也随声附和，不同程度地支持方的提案。
廖仲恺在静静地听过他们的发言后，旗帜鲜明地表示坚决反对这项提案，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共产党加入本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并非是来拖累我们，而是与我们同作国民革命工作的。而中国国民党只有与其它革命党团结一致，才能取得胜利。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团结一切革命的力量。这项引起争论的提案是有害的，应当予以否定！”廖仲恺的发言在会场引起强烈的共鸣，不断被热烈掌声和赞许声所打断。他的发言切中了阴谋者的要害，使得反对者无言以对，没有人能站起来加以反驳。从而一锤定音地否决了方瑞麟的提案，在国民党党章中保留了允许共产党跨党的条款，为国共合作最后铺平了道路。
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何香凝也充分发挥了作用。作为大会的代表，何香凝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社会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并且在何香凝的努力下，这个提案获得了通过。
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国民党“一大”和改组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有口皆碑的，甚至于当初不赞成改组和国共合作的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汪精卫曾说过：“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孙先生的决心和定见所作成的；而不避劳怨，用十二分的努力来实行孙先生的决心和定见，廖先生是第一人！”蒋介石也承认：“当时如果没有廖先生，如果没有他那样的决心和热情来辅助（孙）总理，恐怕13年本党的改组，难得有那样彻底的精神和伟大的成果。”
在以后的斗争中，廖仲恺与何香凝忠实地执行孙中山所倡导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于国民党中所掀起的弹劾共产党案、制裁共产党不法行为案以及警告李大钊攘窃国民党党统案等等，廖仲恺都予以了坚决的回击。并且积极支持工人争取自身权益的各项活动，诸如沙面大罢工、省港工人大罢工等；支持农民运动的发展，支持赞助农民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周恩来同志指出：“廖先生是我们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的领袖之一，总理的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者最真实的信徒！”而此时何香凝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劳动妇女解放的运动中去了，积极倡导和组织了中国妇女首次集会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筹办和主持了国民党贫民产妇医院，开办妇女学校、合作社等，以及组织妇女群众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去，成为我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