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的向警予,同蔡母和蔡畅住在一起。向警于、蔡畅在蒙达尼一面做工,一面补习法文。蔡和森和向警予经常在一起研究政治和讨论学术问题,还常到距蒙达尼不远的木兰公学去,向在那里就读的徐特立先生请教。共同的学习生活和革命理想,使蔡和森和向警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并于1920年5月结了婚。他们结婚时,拍摄了一张很有意义的照片,两人并肩而坐,共同捧着一本翻开的《资本论》,正式宣告他们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他们还把相识以来互相赠送的诗词编成小册子,寄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的结合非常高兴,认为这种不要婚约的"向蔡同盟",为青年开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号召大家向他们学习。
勇于斗争的战士
由于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全国的普遍开展,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先进的中国青年,冲破重重阻挠,先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到1920年底,赵世炎、李立三、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都先后来到了法国。
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满怀热情来到这里,他们原以为只要吃几年苦,学得真才实学后就可以为改造中国出力。但是,事实并不是那么容易。
他们在法国遇到了许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有的找不到工作,生活无着落,更谈不上读书;有的无钱租房子,只好在华法教育会的院子里搭帐篷过夜;有的没有固定的住处,过着流浪生活;个别的甚至病死在异国他乡。对于这些实际困难,华法教育会不仅不帮助解决,反而还多方进行排斥和刁难。在这种情况下,蔡和森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同华法教育会和北洋军阀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蔡和森为了解决勤工俭学学生的困难处境,与"工学世界社"的同志商量,决定一面派王若飞同中国北洋军阀政府驻法公使馆交涉,请求帮助解决做工的困难;一面电请国内的北洋军阀政府,要求筹款资助。但这一行动不但没有获得好的结果,反而招来了新的迫害。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竟发出通告,扬言要将在法国找不到工做的中国穷学生一律遣送回国。为了反击这一迫害,蔡和森同王若飞召集在巴黎附近的"工学世界社"成员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蔡和森在会上说,我们每个人不能坐等工做,坐等书读,要先争生存权、求学权,要求政府给每个勤工俭学学生一年至少发四百法郎的补助费;保证在法国求学有四年以上时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要求大家行动起来,同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华法教育会进行斗争。
1921年2月27日,"工学世界社"在巴黎召开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争生存权、求学权的斗争口号。
第二天,即28日,在巴黎的五百多名勤工俭学学生包围了北洋政府驻法国的公使馆,二十多名女同学打头阵,先冲了进去,同驻法国公使陈癏展开面对面的说理斗争,迫使他答应借款,维持学生的生活。
这就是被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传颂的"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之后,勤工俭学学生又进行了一次震撼华、法当局的斗争,这就是在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等人领导下开展的反对中法借款的斗争。
1921年6月初,北洋政府内务总长以特使名义来到法国,企图向法国政府借一亿金法郎,购买军火,扩大内战。为了借款,北洋政府不惜以出卖海关、邮政和滇渝铁路建筑权作担保,事先还由驻法公使陈癏同法国方面作了初步接洽。
当时,在法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义愤填膺,强烈反对。由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等发起,并联合巴黎华侨各团体,于6月30日组织了拒款委员会,发表了"拒款宣言"。在中国工人、学生和法国正义人士的一片反对声中,法国政府担心事态扩大,不好收场,只好宣布暂缓借款,"拒款"斗争取得了胜利。除"二·二八"运动和"拒款"斗争外,蔡和森还参加了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当时,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借勤工俭学名义,向欧洲各国募捐了一笔巨款,创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可是,把持这所大学的吴稚晖,竟然将已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拒在门外,却又从国内的广州、上海等地招来一批官绅子弟入学读书。
这就更加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义愤。
蔡和森立刻去找周恩来、赵世炎商量对策。周恩来沉思片刻后,尖锐地指出,这是反动政府的一个阴谋,必须彻底揭露。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去学习。蔡和森和赵世炎完全同意周恩来的看法,于是,一场进入里昂大学的斗争,在他们的组织下很快就开始了。
9月17日,一百多名学生代表汇集巴黎,通过了蔡和森等起草的"以开放里大为唯一目标"的宣言,随即组织有蔡和森、赵世炎、陈毅、罗学瓒、张昆弟等参加的入校队,由巴黎直奔里昂。
周恩来鼓励他们坚持斗争,并到车站送行。9月21日,一百二十五名入校队员来到里昂,他们砸开里昂大学校门,占领宿舍。随后,周恩来也率领巴黎的其他学生前来支援。
里昂大学的校舍被占领后,使陈癏、吴稚晖等人慌了手脚。他们急忙向法国当局告急,要求派警察拘捕中国学生。
9月22日上午,三百多名法国武装警察包围了学校,并乘装甲车冲进校门,放肆殴打手无寸铁的中国学生,将蔡和森等一百零五名学生拘捕,经过二十多天的囚禁,除赵世炎机智地逃出外,其余的学生均被法国当局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过激党"的罪名,于10月18日深夜,强行押上轮船,遣送回国。蔡和森从此被迫结束了近两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生活,踏上了归国的旅程,开始投入了国内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
战斗在"五卅"运动最前线蔡和森等人离开法国后,经过一个多月的海上航行,于1921年11月23日抵达上海,上海的工、商、学各界都派代表到码头迎接。上海的各大小报纸一连几天报导了北洋军阀政府勾结法国政府迫害勤工俭学学生的罪行,刊登了学生的控诉以及各界的声援和募捐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困难的消息,激起了社会的广泛同情。在蔡和森等的积极筹划下,这批学生很快得到了妥善安排,复旦大学和上海公学邀请这批学生免费入学。
蔡和森到上海后,经陈独秀、陈公培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不久,向警予也从法国回到了上海。
随着反帝反封建宣传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阴谋策划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
1925年4月,山东青岛日本纱厂工人为了反对厂方取消工会组织而举行罢工,竟被厂方封闭了工厂,并命令军队枪杀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紧接着,5月15日,上海日本内外棉厂又发生了日本厂方枪杀工人顾正红的事件。顾正红是江苏省阜宁县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1922年进入上海日商内外棉九厂做工,后因反对工头被开除,转到内外棉七厂当工人。1924年在中共主办的工人补习学校学习,受到革命思想的培育,后成为沪西工友俱乐部的积极分子。1925年2月,积极参加中共组织的上海内外棉厂的同盟罢工。在斗争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中旬,日本资本家以停工手段威胁工人,在工人内部制造矛盾。顾正红于15日带领工人进厂交涉,当场被日本厂长枪杀,同时还有十几名工人受伤。
顾正红被枪杀的事件,是五卅革命风暴的导火线。顾正红的牺牲,群众愤怒异常。蔡和森、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等根据当时斗争的发展和广大群众的要求,决定一面组织扩大罢工,同日本厂方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面发动各界声援,形成一个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5月16日,参加罢工的上海内外棉五、七、八、十二等厂的工人达七千多人。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印刷工人联合会联络学生、店员等三十五个团体,于16日下午宣布成立"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并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一致表示要做罢工工人的坚强后盾。5月18日,党又组织四千多工人在顾正红烈士灵前集会,愤怒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随着广大群众的迅速觉悟,一场激烈的反帝斗争革命风暴终于到来了。
面对中国人民的激烈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惊恐万状,阴谋镇压这场罢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公开出面要求中国官方"充分取缔工人活动",否则,将"自行派兵来华镇压"。帝国主义租界的行政机构工部局,竟派出大批骑巡队,逮捕正在宣传、募捐的学生。
根据势态的发展,党中央于5月28日召开了紧急会议。蔡和森在会上详细地分析了形势,并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目标:党应该不失时机地把上海一地的工人、学生的反帝斗争推向全国各大城市,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反帝运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认为关键在于把工人的罢工斗争坚持下去,进一步扩大,并用它来推动整个反帝运动;不失时机地把工人和学生的反帝斗争,汇合到正在蓬勃发展的工、商、学各界的反帝运动中去,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在工人加入了全上海的反帝战线后,又要使他们保持独立,成为整个反帝战线的中坚力量和领导力量。蔡和森还建议5月30日在上海租界组织反带斗争大示威。他说,我们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应当领导本阶级及全体人民,同帝国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给帝国主义以迎头痛击,把运动推到全国去。
蔡和森的主张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因此,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并决定立即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和援助。
会后,蔡和森、刘少奇、李立三、向警予等组织学生、工人宣传队,深入各工厂、街道进行宣传,一面口头讲演,一面散发传单。蔡和森面对凶恶的敌人,毫无畏惧地站在英租界捕房门口讲演,慷慨陈词,痛斥帝国主义的种种罪行,召号大家起来坚决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
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人民积蓄已久的反帝斗争怒火终于爆发了。十多万工人、学生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他们挥舞着各种颜色的小旗,不断高呼:"收回租界"、"上海是中国人民的上海"、"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由两千多名学生组成的讲演队,分别开到租界的各条马路上,高声讲演,控诉帝国主义的罪行。这时的上海南京路及各租界的马路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显示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巨大力量。
面对中国人民的反抗,帝国主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工部局出动大批巡捕,将一百多名演讲学生抓进了老闸捕房。游行群众闻讯后,立即涌到老闸捕房示威。英国巡捕竟向示威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共产党员、上海大学学生何秉彝,青年团员、同济大学学生尹士伊等十余人,还有数十名工人、学生身负重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在"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党中央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商定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会上,蔡和森提出了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说:"现在总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以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切力量促成总罢市的实现,以造成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大家接受了蔡和森的建议,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以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实行全市性的"三罢"斗争。
6月1日,在蔡和森、刘少奇、瞿秋白、李立三等领导下,上海各工会举行了联席会议,宣布成立上海总工会。
6月2日,刚刚成立的上海总工会宣布全市总罢工,二十多万工人停止了工作。接着,五万多名学生宣布罢课,绝大部分商人宣布罢市,甚至英租界的华捕也宣布罢岗,表示对工人、学生反帝斗争的声援。"三罢"斗争的迅速实现,从政治上狠狠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威风,在经济上,使他们开办的工厂、企业全部陷入瘫痪,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失。
五卅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的一次伟大的爱国运动。蔡和森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始终站在革命斗争风暴的最前列。他提出的策略和主张,生动地表明了他的远见卓识以及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才能。
壮烈牺牲
1931年初,蔡和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从莫斯科回国开展新的斗争。不久,党派他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当时,广东省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书记邓发被捕,广东笼罩着白色恐怖,省委暂时设在香港。蔡和森以党的利益为重,坚决服从党的分配,于同年3月,带着家眷,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临行前,刚从香港回来的外甥女刘昂对他说,那里的情况很不好,实在危险,劝他暂时不要去。蔡和森回答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蔡和森一到香港,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时,香港的环境险恶,斗争非常激烈。蔡和森一家三口住在一家罐头公司的楼上,房子很小,又不安全。但他全然不顾这些,每天不是到省委办公,就是深入工人群众之中,了解情况,积极开展党的工作。
正在这时,与蔡和森比较熟悉的叛徒顾顺章窜来香港,侦察蔡和森的行踪。但是蔡和森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每天照样离开寓所外出工作。6月10日中午,蔡和森到海员工会参加一次紧急会议,临走时,他抱着四岁的女儿亲了亲,然后对爱人说:"下午一点前我一定回来,如果到时没有回来,那就是出事了。"他一进会场,早在那里蹲着的叛徒顾顺章,就带着四个便衣特务将他逮捕了,与他同时被捕的还有施混等五位同志。
蔡和森被捕后,党组织立即派人营救,但他很快被引渡到了广州。国民党反动派对蔡和森施用了各种酷刑,但蔡和森横眉冷对,没有暴露党内的任何情况。当他被打得血肉模糊,拖回监狱时,躺在地上一动也不能动,难友们见了都伤心地痛哭,蔡和森鼓励大家要坚持与敌人作斗争,他说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并写了一首诗,表示自己要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悄悄地念给大家听。
虽然蔡和森被敌人残酷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却丝毫没有动摇蔡和森的坚强意志。这年冬初的一天,凶恶的敌人终于使出了灭绝人性的一手,把蔡和森拉到监狱的墙边,在他的面前摆着几个大铁钉,对他进行最后的威胁。
蔡和森巍然挺立,威武不屈。敌人咆哮着,将他的手脚拉开,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墙上。他痛得昏死过去,仍一声不吭。愚蠢的敌人毫无办法,便用刺刀一点一点将他的肉割下来,最后一刀戳进他的胸膛。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了。
蔡和森牺牲时,年仅三十六岁。他用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史上最壮丽的篇章。他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将永远留在人民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