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菲尔比发现秘密情报局的档案就存放在第五科隔壁，这正是他求之不得的。除了窃取无线电通讯情报外，他还搞了一些其它形式的窃取活动。他甚至还使用过相当复杂的技术拆看外交邮袋，猎取对象是波兰和捷克那样的中立国和较小的盟国。其方法与拆取一般邮件大致相同，只是手续复杂一些罢了。
首先，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信使将邮袋交给英国保管。要做到这点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困难，因为许多国家的信使制度并不完善，信使本人也不遵守纪律。在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被切断的那段时期，所有的外交邮袋均需空运。当时，每天都会发生飞机误点的情况，即使在飞行条件良好时，也可以通过人为的因素造成延误起飞。信使抵达机场后，常会听到气候恶劣或者飞机发生技术故障的通知，接着就是无期限的等待。
于是，他们只好坐在候机室里他们的邮袋上，或前往附近城镇的乡村旅馆去尝受苦头。这时，机场保安官员就会很有礼貌地来照料那些不知所措的信使：“老兄，你看我亲自把它锁起来，在你回来前保准不会出事。”相当多的信使都接受这种劝诱，如释重负地出去参观当地的名胜去了。
当然，那些保安官员会乐于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的。信使刚一走开，保安官员就会通知等候着的第五科的专家们，并把邮袋交给他们处理。在拆开每个邮袋和里面的东西之前都要进行一番仔细的研究，必要时每个绳结和封条都要经过测量、复制和拍照，有时还要进行化学检验。然后，开始解开邮袋的绳结，启下封条，取出里面的东西进行拍照。
最后，也是最艰巨的工作是把邮袋里的东西一丝不差地放回原处，并且极其精确地照原样重新系好绳结、贴上封条。菲尔比从愈来愈多的情报的分析得知，德国人正在西班牙策划一个代号为“博登”的行动。在这一行动中要使用先进的技术设备，破坏直布罗陀海峡的通航，其措施是在直布罗陀海峡安置一套侦察夜间通航情况的设备。
由于这个装置会给西地中海供给线带来新的危险，菲尔比认为应通过外交途径对这事加以解决。最后柏林对马德里发出了断然命令：“博登行动必须完全停止。”随着菲尔比的表现越来越好，他的职责范围也越来越大。二战后期，他的活动范围已扩大到北非、意大利等国。
早在对德战争结束之前，英国秘密情报局的高级官员们便开始把他们的思想转向了下一个敌人。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的很大一部分力量是投入到对苏联的渗透以及保护英国不受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上。
满面春风的菲尔比已经与苏联情报部门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眼看轴心国就要失败，他们的思想又回到了他过去的老路，打算成立一个第九科来从事同样的工作。由于第九科的活动开始时过分保密，使菲尔比无法接触到他所需要的文件，工作上很被动。显然，第九科的情报对于苏联人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菲尔比同他的苏联联系人对第九科的前途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讨论，他为此写了好几份报告并同联系人进行详尽的分析。他认为，按照事物的一般发展进程，战争结束之后，经济工作将会加强，秘密情报局的力量将会急剧缩减，极不可能让第九科和第五科两个反间谍部门同时存在：一个负责处理大量至关重要的苏联问题；而另一个则只负责一些可管可不管的诸如新法西斯主义这类琐碎的事。只要有这种合并的可能，新合并的单位在秘密情报局中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苏联联系人问他是否能在他们科里得到一个较高的职位，他说或许有这种可能，但不敢肯定。在此之前，菲尔比感觉到他似乎已得到擢升的暗示。后来他以英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馆一等秘书的身份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局土耳其站站长，两年后他接到伦敦的指示：要他到美国去任职，担任英国秘密情报在美国的最高负责人，具体任务是“与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进行联络，办理由截收电报引起的种种案子”。
这项命令对菲尔比充满极大的诱惑力，他可以因此仔细地搜集美国情报机构的情况。但是，临行前反间谍方面的情况介绍和指示也使他深感不安，这是一个难以对付的反间谍老手跟他谈的，其中谈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英美联合对苏联在美国情报活动进行的调查，发现多起美国重要机构的泄密事件，大部分都是苏联人干的，其中最重大的一起是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1944年和1945年的泄密。菲尔比把外交部的有关名单核查一遍后，对于谁是英国大使馆的泄密者已有所知，这使他的不安得到了一些缓和。
到美国后，菲尔比知道，联邦调查局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结果是一大堆废纸。他们的调查工作集中在大使馆的一些非外交人员的职工身上，截至当时为止，还没有发现牵涉到任何一个外交官，更别说职位相当高的外交官了。
菲尔比把与泄密事件有关的外交部人员名单一排列，就知道谁是真正的泄密者了。与此有关的人员有4人，其中最后一人是麦克莱恩。他是菲尔比在30年代结识的，但自那以后一直没有见过面，而现在他已是英国外交部美国处的处长了。毫无疑问，所谓的泄密者就是他。而与此同时，有关泄密者的几十份报告仍陆陆续续地给菲尔比送来，其中大量的是查问大使馆打杂仆人的没完没了的情况报告。种种迹象表明，一场涉及使馆官员的调查就要到来。菲尔比在华盛顿城外接头时跟他的朋友们商量搭救麦克莱恩的办法。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罗网罩上麦克莱恩之前就把他救出去，但是他最好是尽可能长久地留在他的岗位上，不到必要时不采取行动。
正当华盛顿围绕英国大使馆泄密案调查日趋紧张时，盖伊·伯吉斯从伦敦调到华盛顿任使馆二等秘书，这使菲尔比大为吃惊，伯吉斯是他剑桥时的好友，从那时，他们俩人的事业就缠在一起了。菲尔比把伯吉斯作为可征募对象推荐给了苏联情报机关，而伯吉斯后来则以帮助菲尔比顺利进入英国秘密情报局作为回报。俩人曾在秘密情报局一起共过事，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人所共知的。看来，谁要是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查，就会露出一些不利的线索来。菲尔比认为，伯吉斯来得很不是时候。
伯吉斯到华盛顿没多久，就后悔不该到美国来。不是由于他受到了调查的牵连，而是他的脾气和性格不适合外交官的工作。
他的暴躁的脾气和愣头青似的性格使他在大使馆的工作遭到损失，介乎辞职和半辞职的状态。总之，他急于想回伦敦去。
这倒给菲尔比一个很好的启示：可以把伯吉斯回伦敦和营救麦克莱恩这两件事结合起来。菲尔比认为，如果伯吉斯从驻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回到伦敦，他去看望美国处的处长就成了当然的事，他就可以推动营救活动。对伯吉斯来说，被强行送回去而不引起怀疑的可能性一直存在。3天后，伯吉斯在弗吉尼亚连着3次超速开车，州长对有人如此滥用外交特权提出强烈抗议。没过几天，伯吉斯就被遗憾地告知他不得不离开美国了。这正合伯吉斯和菲尔比的心意。
菲尔比和伯吉斯一起研究了营救计划的每个步骤。他要伯吉斯到伦敦后先要和苏联联系人接头，汇报全部情况，然后就带着一张写有约会时间和地点的纸条去麦克莱恩的办公室找他，把纸条递给他，之后再次碰头，并把实际情况全部告诉他，……等等。他们还就菲尔比的处境问题进行了讨论。菲尔比说：“尽管采取了种种预防措施，在调查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的活动时势必要怀疑我。看来此事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但我想我可以用主动地帮助解决英国大使馆泄密案件的办法来设法转移对我的怀疑。”在这之前。菲尔比一直按兵不动，联邦调查局和军情五处他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现在营救计划正在成形，他觉着应该提出调查工作的正确方向了。
伯吉斯启程回伦敦后，菲尔比给局里写了一个备忘录，建议他们不必对大使馆的佣人进行浪费时间的调查。他认为应从苏联叛逃者克里维茨基的供词着手，把他所提供的资料与1944年至1945年泄密期间派驻华盛顿的外交官的材料核对一下。维维安很快给予回信，他对菲尔比的建议答复说，他们对案情的这一方面也一直是这样考虑的，但是档案里并没有任何这种做法的记载。
与此同时，菲尔比对伯吉斯那边事情的进展速度十分担心。在随后进行的跟苏联联系人的接头时，他告诉他们要抓紧。他还得到了一个直接给伯吉斯去信的借口。大使馆的交通官员两次问他伯吉斯放在停车场的那辆林肯牌大陆型汽车怎么办。于是菲尔比就用紧急的言词给伯吉斯写信，告诉伯吉斯如果不立即办就太晚了。不然他将把他的汽车送到废物堆去，因为他别无他法。
接着，军情五处把克里维茨基的供词跟大使馆泄密问题的材料相互核对后，给菲尔比送来了一份大概有6个人的名单，并说调查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名单上就有麦克莱恩，但由于他们对一个代号的迷惑和错误理解而把另一个人列为重点嫌疑，麦克莱恩的名字则放在最后。
菲尔比曾一直按兵不动，不过现在他觉得应该提出正确的调查方向了。
菲尔比更加担心了，他希望伯吉斯的行动早点结束，而那个代号再使伦敦的调查延误几天。一天清晨，时间相当早，军情五处驻美国代表佩特森给菲尔比打来电话，说刚接到伦敦打来的一份很长的特急电报，如果没有人帮忙他就得用一整天时间才能译出密码，因为他刚给秘书放了一周的假。他问菲尔比能否把秘书借给他。
听到这情况，菲尔比心都快跳出来了：这可能就是那件事！麦克莱恩被捕了吗？他已经跑了吗？伯吉斯出什么事了？菲尔比做了必要的安排之后坐下来镇静了一下，他恨不得马上闯进佩特森的办公室和他一起把密码译出来。但他认为还是应若无其事地按常规的言行处理要好些。他径直走进佩特森的办公室。佩特森脸色阴沉，用几乎是耳语的声音说：“金，鸟儿飞掉了。”
菲尔比听说伯吉斯跟麦克莱恩一块儿走了，他非常震惊。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出走使菲尔比面临重大抉择。在最初研究麦克莱恩的逃跑问题时，他的苏联同事就考虑到可能会出毛病而使他陷入危险的境地。针对这种可能性，他们曾精心地为他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以使他在十分紧急的情况下可以见机行事。
菲尔比认为只有等他拆掉房里的秘密设备，再了解联邦调查局的态度以后，再就此做出决定。他把房里的秘密设备埋在乡村的一片树林中后，感到轻松多了。就物证来说，他现在是干净利索了。他已经在情报部门里干了11年，其中7年担任高级职务，跟军情五处合作了8年，跟美国情报机关紧密配合了将近2年，断断续续的联系保持了8年，这就是他最大的优势。他对敌人的了解程度已到了足以预见对方一般将会采取的行动。他了解他们的档案材料——他们的基本武器。虽然他值得怀疑的地方很多，但他们根本拿不出什么实际证据来，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就这样，菲尔比决定继续潜伏下来。
事情果真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外交部把他召回伦敦后虽受到质询和秘密审问，但他们拿不出证据。1956年9月他被外交部开除以后，就以《观察家》和《经济学家》周刊特任记者的身份到贝鲁特去工作，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活动。
1962年苏联情报机关的高级人员乔治·布莱克被捕后，菲尔比才被确认为苏联情报人员。1963年1月23日晚，菲尔比在贝鲁特失踪。不久，苏联政府宣布批准菲尔比在莫斯科政治避难的要求。1965年，苏联授予他最高荣誉勋章之一的“红旗勋章”。
“飞人杂技员”卡纳里斯
这就是被称为“飞人杂技员”的卡纳里斯，原美国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称他为现代历史上最勇敢的人。
原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称卡纳里斯为“现代历史上最勇敢的人，幻想在欧洲建立一个以英法德为首的美国”。德国情报机构称他为“空中飞人杂技员”。意大利驻柏林的武官对他的评价是“毫无顾忌，智力超群”。德国军事情报局说他“诡计多端”，而德国党卫军的保安队长则说他是“最大的叛国者自始至终都在直接的故意地向英国出卖自己国家的军事机密”。正是其特殊的工作性质、混乱的历史环境和复杂的个人经历，使卡纳里斯成了一个不可捉摸的人。
卡纳里斯1887年出生于德国北部多特蒙德市郊的一个十分富有、颇有权势的资产阶级家庭。年轻的卡纳里斯大学毕业后参加了海军。1905年进入基尔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德累斯顿”号轻巡洋舰上服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这艘舰的旗手和情报官参加了著名的科罗内尔海战和福克兰群岛海战。1915年，卡纳里斯到柏林海军部出任联络官并晋升为上尉。1916年夏天，他被派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从此开始了情报生涯。
有趣的是，当他最初在西班牙从事谍报活动时，就与当时在那里从事谍报活动的年轻的英国上尉孟席斯勋爵（后来的英国情报局长）不期而遇，并险些遭其暗算。后来刚到马德里不久的卡纳里斯就患了重病，德国海军驻马德里谍报站给海军部发了一份电报，要求派一艘潜艇接卡纳里斯回国治疗，这份电报被英国海军的密码分析局截获。根据这一情报，英国海军命令两艘正在德国沿海活动的潜艇随时准备截击前来接卡纳里斯的德国潜艇，同时命令孟席斯领导的驻马德里间谍小组监视卡那里斯的动向，及时准确地掌握其登艇的时间和地点，以便引导潜艇进行拦截。不想卡纳里斯经化装后，乘渔船出港，在外海换成潜艇逃之夭夭。
1928年，卡纳里斯被调离海军参谋部，派往美国从事谍报活动。20年代后期他曾先后以北海基地参谋和海军波罗的海兵站站长的身份组织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谍报网。
1933年，卡纳里斯上任情报局长后，希特勒亲自接见了这位新任局长，并对卡纳里斯满怀希望地说：“我想建立一个像英国情报局这样的机构，团结一群人，满腔热情地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