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节，犹太人纪念节之一。通常在每年公历12月，进行8天的庆祝活动。]
事情发生在德国人占领下的克拉科夫，那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约两年以后。当时已经取消了对犹太人的法律保护，德国人正在朝着最终彻底消灭犹太人的目标阔步前进。从晚上9点到清晨6点，强制实行宵禁，禁止犹太人乘坐火车和市内有轨电车，并且命令他们必须佩戴带白底上有蓝色大卫之星的臂章。孩子们被当地学校驱逐出来，每个犹太人都必须随身携带一张“肯卡特”[ “肯卡特”（KenKarte），德文，身份证。]，即一种由警方颁发的黄色身份证。
然而，有些犹太人没有这种身份证，这使他们面临着被人以那种臭名昭著的“转移”的名义立即驱逐出境的境遇。我和弟弟马塞尔就属于这一类。我父亲通过走门路花了一大笔钱，为我们从郊区一个村子——奥尔沙村的村政府搞到了伪造的身份证。这些身份证能够通过偶然的检查，但是万一被人发现这是假证件，那给我们招来的惩罚通常只是——一颗子弹打得我们脑袋开花。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像发了疯似的寻找住宿的地方，最后总算在一个扫烟囱的基督徒家里找到一个可以暂时寄身的长沙发，不过每个月的租金贵得惊人。但是，就连这个长沙发也只能在晚上9点到早晨8点之间让我们容身。白天，我们迫不得已，只有在奥尔沙村的胡同和小道上闲逛。
当地人怀着恐惧和露骨的敌意看着我们。他们恐惧，是因为如果有人发现他们帮助犹太人或与犹太人合作，就会给他们带来危险。另外，由于村子紧挨着一个空军基地，这也造成他们不信任任何陌生人。虽然没有人费心盘问我们的身份或者居住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人们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冬天。有时候凛冽的寒风夹卷着雨雪笼罩着大地，而在其他的日子，我们的悲惨世界干脆完全被刺骨的西伯利亚风暴吞没了，那风暴发着淫威，在天地间铺展着无数雪丘和厚厚的坚冰。我们真羡慕那些幸运的人们，他们安全舒适地在自己家里享受着温暖。
马塞尔和我直到深夜都找不到躲避风雪的地方，我们被迫待在室外。寒冷冻彻骨髓，我们冷得浑身发抖，脚步沉重地趟过雪地，跨过闪亮的冰面，直到我们感到头脑都被冻木了。为了鼓劲，我们闲扯着战前那些快乐的日子。我们极力互相开着玩笑，甚至努力地想笑一笑，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就压倒了我们轻松的企图，并且把它转变成凄惨的笑话，那可真是惨不堪言。
每天下午，我们都在有轨电车终点站对面的报亭后面转来转去，等着我们十岁的弟弟伊祖，他总是给我们带来一罐汤和一些简单的最新消息。他的样子看上去不太像犹太人，所以他在那些同车来的旅客当中并不惹眼。不过要是德国人突然检查身份证或者哪个起了疑心的旅客进行揭发的话，他很容易就会把小命搭上。
整天待在室外简直要把人冻僵了，我们就这么熬过了三个月。一天伊祖像往常一样带着一罐汤来了，他还带来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德国人命令所有的犹太人都必须搬到犹太人聚居区去。我们的父母要我们回家去帮助收拾剩下的那些财产，打包装箱准备搬家。
那天晚上，我们违反种族法和宵禁令，摘下了大卫之星臂章，上了一辆有轨电车。马塞尔坐在司机后面第一行座位上，而我坐在最后一行，靠近下车的车门。这样，万一发生纳粹分子抓人的意外事件，我们两个人里至少总有一个能够跳车逃命。通常从我们住的村子到城里乘车不过半个小时左右，但是在这个不同寻常的晚上，时间好像静止了一样，那辆有轨电车也好像和时间一起联手折磨我们，开起来好像蜗牛爬行。我极力睁大眼睛盯着窗外，但是我能看到的只是其他旅客和车厢内的景物在车窗上的反光。我表面十分平静，但实际上，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里来了，我听得到血液在血管里突突跳动的声响，只有车轮在轨道上行驶发出的声音超过我的血流声。
啊，我们多么渴望看到母亲、父亲和伊祖，多么渴望看到我们的家！到家了，他们像欢迎勇敢的英雄一样欢迎我们的归来——不是用勋章，而是用接二连三的亲吻。三个月来，我们第一次享受到奢侈的家庭晚餐，第一次享受到热水浴，那舒服劲真是令人销魂难忘。
在德国人对我们进行了两年的巧取豪夺之后，没有多少贵重的东西需要打包装箱的了。然而，为了准备把剩下的家什搬走，我们还是用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工夫，因为这些家什满载着我们对昔日家园的回忆。父亲避开了大部分这种令人心酸的工作，因为他黎明前就出去寻找搬家的车辆了。但是他又怎么能找得到一种办法，把我们最心爱而美好的青少年时代搬进犹太人聚居区呢！
这段日子变成了那伙有些运输工具的人发财的机会。他们利用犹太人的不幸获利，漫天要价，提出种种毫无道理的条件，乘机捞上一把。
那天晚上，我们把家里最珍贵的东西从楼上搬下来，装到一辆农场的马车上。拉车的是一匹骨瘦如柴的可怜老马。这辆车平常是用来往地里拉肥料用的。我们匆匆向这所住宅告别，父亲也没有说点儿感谢的话，就把钥匙交给了看门人。我们就这样离开了我们的家！我们有的只是只言片语，几滴清泪，再三回头望着三层楼上的那几扇窗户，向它抛去最后几个飞吻，也许这真是最后的飞吻了——谁知道呢？一个漫长而黑暗的夜在前面等着我们，丝毫看不到早晨情况会好起来的希望……
那辆马车一路辚辚作响，散发着臭气，母亲、父亲和伊祖跟在车后，向克拉科夫犹太人聚居区走去，就好像组成了一支为我们的遗物送葬的队伍。我和马塞尔又小心地从袖子上摘下了臂章，上了一辆有轨电车。我们返回村里的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宵禁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们担心被德国人抓住，所以一下车就又戴上臂章，并且匆忙向我们租住人家的那条长沙发奔去，在那上面，至少我们可以放松休息直到天明。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浑身上下湿淋淋的犹太人从黑暗中突然冒出来，他一边不停脚地走着，一边警告我们，一个党卫军在前面的桥上把守着，正在把任何想过桥的犹太人扔到那条河的深水里去。我们没有再多问，马上掉头而去，并且开始跑起来。但我们马上意识到，我们没地方可去。我们的家已经不再属于我们；它的门已经上了锁，钥匙在看门人手里。而他从来就讨厌犹太人。我们的家人此刻在犹太人聚居区，可这么晚了，根本不可能进入犹太人聚居区，特别是又没有正当的证件。我们发现自己走在一条陌生的街道上，时刻感到宵禁令就好像一个恶魔，把它的呼吸吹到我们脖子上。
不能如愿回到我们租住的那条安全的长沙发上去，我们冒着可能发生的危险后果，被迫又摘下臂章。我们挖空心思想要另找一条能够回村的路。为了避免引起外人怀疑，我们走路时极力作出悠闲的样子，迈着不慌不忙的步子。在走进第一条狭窄的小胡同时，我们一下子被周围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吞没了，并且很快就迷失了方向。
有一件事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能冒险请求任何人的帮助。我们必须找到另一座桥，不管它是否存在，而且还要避开空军基地。
为了让人以为我们是当地的居民，我们决定装成一对醉汉。我们摇摇晃晃，脚步蹒跚，相互叫骂，大声地说着一些淫词荡语。马塞尔走在头里，我跟在后面。茫茫的黑暗，极度的惊慌失措，外加上担心碰上反犹分子，这些加在一起，对于我们能作出那么一副最为下流无耻的样子倒是大有帮助。
“死去吧，你这个肮脏的狗娘养的，不过，你先得把欠我的钱还给我，”我喊道。“日你个球，你这个发狂的杂种。你给我闭嘴，你个该死的，是找我把你的脑袋揍到脖腔里去吧？”马塞尔回敬道。这只是从波兰语勉强翻译过来的大意，已经变得很没劲了。
突然，猝不及防之间，我们和一帮挥舞着棍棒的年轻歹徒撞上了。有一个家伙显然是他们的头儿，把手电筒的光转向我的脸，此刻，我的脸正因为口中骂出的脏字儿而扭曲着，他显然很满意，冲他那帮人喊道：“瞧瞧，哥们儿，他们绝不会是该死的犹太人——他们跟咱们是一路。让他们滚！”我们的做法奏效了！我们暗暗松了一口气，继续摇摇晃晃地走着，骂着，多亏我们熟悉那些淫词荡语。
我们筋疲力尽地迈动着疲倦的双腿，心中也不知道这两条腿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去。直到周围响起沙沙的芦苇声，脚下飞溅起泥浆，才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离开了大路，走到一片旷野里来了。附近，我们能够听到一条河发出的流水声，河水轻轻抚弄着河岸。那水声是那么近，但在这没有星光的夜晚，却似乎远不可及。
我向前摸索着，小心翼翼地把一只脚伸在另一只脚前面，探着地面，随时准备一有危险的迹象就退回到安全的地方。马塞尔沉重疲倦地走在我后面，依然声嘶力竭地叫骂着，同时恐惧得浑身发抖：“什么烂河呀，狗娘养的，就盼着你丫干了，渴死你丫！就欠着有那么一条操蛋的鱼把你嘬干了！”
很快我们听见一阵马达的轰鸣声，还听见一些车间里传来工人们说话的模糊声音。透过浓雾，我们看见我们靠近了空军基地，那里面一片忙碌。突然，我们看到远处有一点暗淡的灯光正试图刺穿黑暗。
就好像一个海员站在桅楼瞭望台上，我开始喊起来：“陆地嘿！前头就是干干的陆地！”我们根本不在乎那盏闪烁的灯光后面是什么东西。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要结束这让人无法忍受的苦境，从那条看来已经把整个世界都吞下去了的大鲸鱼的黑肚子里逃出去。我们拼着身上最后一点儿力气，朝着那诱人的灯光走去。
“瞧，我能看见有两根蜡烛，”我大声说道，“如果我没有搞错，今天是光明节的第一夜，也许我们到了一个犹太人家。”我的耳朵里回响起在遥远的过去听到过的一些声音，随着那声音，我开始念诵起祈祷文中的字句：“我的岩石，我的要塞，我的拯救。”那是一段久已忘怀的颂诗，这颂诗给两个处在绝望边缘的青年带来一线生命的火花。
我们走到一段围栏前，然后缓步绕到围栏后面的房子旁边。这时令人无法相信的奇迹发生了！我们竟然站在那个扫烟囱人的房屋前面， 就是在他家我们租住了一条长沙发。一个脸上长着两撇小胡子的高个子男人开了门，他对我们这么晚归来，并且满身泥泞，大吃一惊。
随后他说道：“今天晚上村里停电。到厨房去拿支点着的蜡烛吧。”
直到今天，我也无法解释，在那个昏沉沉的夜晚我们怎么能想方设法回到扫烟囱人的家里，我们怎么竟然过了河，并且穿过了空军基地，而我们自己竟然没有察觉到。在战后，我几次回到这个地方，我试图想要找到那条把我们引向那两支蜡烛的路，但是我的这些努力都失败了。这件神秘的事情，只能解释为我们个人遇到的一桩光明节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