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日阿睦尔撒纳患天花在俄国病死。俄方派人到中俄边境，告称阿睦尔撒纳已拿送固伯喇纳托尔监禁，不久出痘病故，请清廷差人前往塞楞格城或恰克图边界验看。乾隆命喀尔喀亲王桑寨多尔济遣人速往恰克图验看，并将阿睦尔撒纳尸体解送京师。经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验尸，见阿睦尔撒纳尸体肌肉尚完，面貌宛然，确实无误，但俄方拒不交尸。乾隆遂以既详验无疑，尸体解送与否可不必深论。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以阿睦尔撒纳身死异域，乾隆命通行晓谕全国臣民，平定准噶尔大功告成。
当平准战争接近尾声时，乾隆就明谕"西师不可中止，回部必须征讨"。乾隆二十四年冬，清军越境至巴达克山国，将已死于该处的大小和卓木兄弟首级索回，函送京师，依附准噶尔叛乱的回部被平定。
自乾隆十九年准噶尔内讧，乾隆皇帝命将出征起，历时五年、拓地二万余里之准回之役，或称"西师"，至是以全面胜利而告终。
康熙在位期间六次南巡，乾隆法祖，同样南巡六次。乾隆在《南巡记》中，把"南巡"与"西师"并列为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可见南巡重大意义。"南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到南方巡视，"南"者，特指江浙两省。南巡为什么限于江浙，南巡江浙对维护全国安定究竟有什么战略意义呢？康熙和乾隆认定，要确立对汉族的统治，关键之处在于能否使江浙地区的汉人，特别是那里的汉族知识分子稳定帖服下来。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江浙才是华夏文化正统所系。
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重心最早在黄河流域，但经过晋末永嘉之乱、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以及金朝武力征服北方半个中国等战乱，经济中心渐渐南移到江浙等江南地区，随着衣冠士人举族纷纷南渡，自然也把华夏传统文化带到了那里。文人们在优裕的物质生活滋养下，在南国青山绿水、春风秋月的催化下，更把华夏文化推向了新的高峰。明清进士、高官多出自南方，就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证，连乾隆也承认江浙是"人文渊薮"之所在，《四库全书》总共修成七部，按乾隆的指示，有三部放在江浙，供那里的文人就近浏览。
在"士为四民（即士农工商）之首"的古代，华夏文化正统所在的江浙士人领袖对清廷的态度，可是关乎整个汉族人心向背、清朝治乱安危的头等大事。所以，康熙、乾隆的六下江南虽不能说完全没有游山玩水、松弛身心的成分在内，虽不能说他们完全没有关切民生的善良愿望，但主要还是基于清醒的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千方百计想怎样才能把那里的汉族老百姓、士人，尤其是那些精英人物安抚好。为此，他们祖孙俩特地在明太祖孝陵前三跪九叩，频频接见声望夙著的江南耆老宿儒，风尘仆仆地跑到各处阅视河工海塘，更不用说豁免江南（包括江苏和安徽两省）、浙江民间田赋积欠以及赐举人、增学额等等显而易见的羁縻笼络的那些举措了。
十全武功之真相
《遗诏》是皇帝临终时留给天下臣民的最后一件重要文书，其中要概述自己当政以来的文治武功，从中可以窥见每一位帝王的内心世界。下面摘录乾隆皇帝《遗诏》的片断：
数十年来严恭寅畏，弗懈益虔，每遇郊坛大祀，躬亲展恪，备极精禋，不以年齿日高，稍自暇豫。中间四诣盛京，恭谒祖陵，永维创业之艰，益切守成之惧。万几躬揽，宵旰忘疲，引对臣僚，批答奏章，从无虚日。各省雨水丰歉，刻萦怀抱。凡六巡江浙，相度河工海塘，轸念民依，如保赤子。普免天下钱粮者五，漕粮者三，积欠者再，间遇水旱偏灾，蠲赈并施，不下亿万万，惟期藏富小民，治臻上理。仰赖天祖眷贻，海宇升平，版图式扩，平定伊犁、回部、大小金川，缅甸来宾，安南臣服，以及底定廓尔喀，梯航所至，稽首输忱，其自作不靖者，悉就殄灭。
在用最美好的词句，铺陈了即位以来的业绩后，对已成燎原之势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犹不忘加以粉饰：
近因剿捕川省教匪，筹笔勤劳，日殷盼捷，已将起事首逆紧要各犯，骈连就获，其奔窜伙党，亦可计日成擒，蒇功在即。
这件《遗诏》准确地体现了乾隆在生前对自己的评估，几乎每一条都可以援引乾隆的有关谕旨、御制诗文等来印证。这里只想着重说说所谓的"十全武功"。
乾隆五十七年十月，以允准廓尔喀国王修贡、停兵、议和之请，胜利地结束了廓尔喀之役，乾隆皇帝亲撰《十全记》，第一次提出了在位六十年的"十全武功"，就是"平准噶尔为二，定回部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二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
乾隆朝武功之盛，在当时及后世都是公认的事实。两次平定天山以北准噶尔蒙古的战争和平定天山南麓回部（维吾尔族）上层叛乱，对于我国版图的最后奠定，以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都堪称前无古人的伟大功业，对此给予怎样高的评价都不为过；两次廓尔喀之役，也是完全正义的反侵略的自卫战争，其结果稳定了西藏地区政治动荡的局面，加强了朝廷对藏地的控制。作为上述各次战役最高统帅的乾隆皇帝虽有失误，但能独排众议，决策用兵新疆；当战争进入关键时刻，乾隆往往深夜披衣坐待军报，动至达旦，遇有紧急军情，即使夜半，也必召来军机大臣、军机章京指示机宜，动辄千百言，这无疑是应永垂青史的。但乾隆为了夸示武功之宏伟超绝，竟醉心于把某些并不光彩的战争也硬拉在一起，拼凑成所谓"十全大武扬"，则实在令人遗憾，令人难于理解。
所谓"武功"，在传统的观念中，一般指开疆拓土的大征伐，其敌人当然是武力强悍的异国或叛乱的境内其他民族。一次一次地从全国抽调大兵，横渡台湾海峡，去镇压不堪贪官污吏残虐揭竿而起的以林爽文为首的台湾汉族人民起事，胜之不武，竟把"靖台湾"列入"十全武功"，实在让人齿寒！前后两次金川之役，为的是镇压居住在四川省西北部、大渡河两条支流--大金川和小金川一带藏民的动乱。
第一次大金川之役进展艰难，乾隆一怒之下，杀掉了总督张广泗和经略大学士讷亲，最后派出的经略大学士傅恒也只能凭借宿将岳钟琪的声威，以招抚草率了结。乾隆并未接受教训，于是有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前后用兵长达五年之久，消耗军费总数恐怕突破白银亿两，相当于清政府每年最大一项财政收入--地丁银总数的三倍。就是这样，战争也打得极为艰苦，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官军统帅温福的木果木大营被藏族武士袭破，大量军器辎重损失之外，阵亡、被俘文武官员兵弁四千余名，温福中枪，坠马而亡，他的红顶子和花翎亦被抢走，做了大金川首领索塔木的战利品。五年中，十几万帝国大军就这样与人户不超过三万的两个藏族部落反复鏖战，尽管乾隆可以举出用兵金川的各种理由，并把两次"扫金川"列入"十全武功"，但这实在是一场选错了地点、对象，旷日持久而得不偿失的战争。
对缅战争则前后经历了四大战役，第一次统兵的云贵总督刘藻畏罪自杀；第二次继任的大学士兼管云贵总督杨应琚又以调度乖方、夸张欺饰被赐令自尽；第三次将军明瑞陷入缅军重围，自缢身亡。明瑞为孝贤皇后亲侄，清朝将士又几至全军覆没，乾隆只好授大学士傅恒为经略，增调援军，硬着头皮开始第四次的"大张挞伐"。傅恒率军分路长驱而入，虽时有报捷，但终在缅军严密设防的重镇老官屯之前，由攻势转入守势，逐渐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幸好缅军统帅同意议和罢兵，双方草草签定和议，傅恒急忙焚舟熔炮，班师回国，向皇帝请罪，回京不久也病故了。如此的结局，只能被认为是虚浮骄矜、讳败为胜了。
安南之役失败得更惨。乾隆五十四年深入安南黎城的清军，被广南阮氏打得一败涂地，溃不成军，想要用花言巧语加以讳饰都难以说圆，于是只好靠撒谎来维持天朝的体面。清军主帅孙士毅首先弃城而逃，亲附清朝的安南王黎维祁也单骑尾追北上，刚过富良江，孙士毅就命砍断竹筏浮桥，以致被围困在南岸的提督许世亨、总兵张朝龙以下数千清军全部战殁。被吹嘘为"十全武功"之一的降安南之役，就是这样以彻底失败而结束的。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事物只有达到"十"才称得上完美无缺。最早大概是《周礼》说的："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高明如乾隆皇帝，非但不能摆脱此俗套，他于"十全"的醉心比凡人还执著得多，真是可笑又可悲！
武功之外，顺便说一说乾隆皇帝的文治。乾隆主持下汇辑天下群书的工作成绩斐然，在大约十年间，纂修成著录书籍三千四百余种、七万九千余卷，堪称我国古代空前巨大的丛书--《四库全书》。他夸示此举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钦定《四库全书》的名称，从乾隆对此丛书绝高的评价，也可以窥探出这位雄心勃勃的帝王纵情恣意于宏伟气象、追求超越古今的绝对完美的心态。其他如政治、家庭生活等等，乾隆皇帝无不表现出刻意追求十全十美，并陶醉于其中的兴味。
乾隆惩贪
乾隆年间贪风之炽与惩贪之严，是长期以来人们颇感兴趣的一个话题。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原任大学士、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索贿一案，经钦差大臣和珅初审，定为"李侍尧应斩监候，秋后处决"，随即经大学士、九卿奉旨核议，认为原拟"斩监候"过轻，应从重改为即行斩决。面对大学士、九卿的复审报告，历来办事有决断的乾隆皇帝在提起朱笔准备批写"依议"二字时，却表现出少有的犹豫不决。
李侍尧，字钦斋，汉军世家出身，他的高祖就是清开国功臣李永芳。在明朝江河日下、气数将尽，而东北一隅女真后裔满洲方兴、成为明朝最大的外患的时候，李永芳担任明辽东边塞抚顺所游击，与满洲对峙。可他哪里是一代雄杰努尔哈赤的对手，在后金对明朝开战，首先袭破了抚顺所的时候，他就率部投降了。像李永芳这样高军阶的军官降服满洲，可称前所未有，其意义正如后来史家所说，"太祖（努尔哈赤）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具有雄图大略的努尔哈赤，对如何安置李永芳煞费苦心。他把孙女嫁给了李永芳，从此李永芳在满洲社会里就不称名而叫"抚顺额驸"。后来因李永芳投顺最早，且屡立战功，努尔哈赤封其为相当日后子爵的世袭爵位，到他儿子巴颜时又晋升一等伯爵。乾隆时追念李永芳国初率先投诚之功，锡以嘉号"昭信"。这些爵位都是世袭的，李永芳的四世孙李侍尧承袭的就是这个"昭信伯"，不久又将李氏家族抬入天子自将之汉军镶黄旗。李侍尧既为汉军世家出身，父亲又是现任大部堂官，所以年纪轻轻就被授予六品荫生。到乾隆十四年擢升为正蓝旗汉军副都统，官居正二品，其间不过十四五年光景。乾隆二十年李侍尧更是官运亨通，五月擢升为工部右侍郎，兼管镶白旗汉军副都统，六月调户部右侍郎，十一月代理广州将军。从此以后直到乾隆四十五年贪污索贿案发，二十几年间除短暂奉召返京继其父李元亮出任户部尚书外，先后担任过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等封疆大吏，其中在两广任上时间最长，累计达十七年之久。乾隆三十八年晋升位极人臣的文华殿大学士，因当时缅甸、安南局势迷离，有旨命其仍留两广总督任以坐镇南疆。
李侍尧身材瘦小，貌不出众，但精敏过人，虽念书有限，一应公文案牍却能过目不忘；每有陈奏事件，无不切中事理，动合机宜；接见僚属，谈不上几句，便可以洞悉这个人才干优劣；下属应对，稍有差错，必痛加呵斥，不留丝毫余地。平日拥几高坐，历数治下各州县肥瘠利害，间或抖落出那里的地方官一两件阴私事，仿佛他亲眼所见，属员莫不屏息聆听，大气也不敢出。乾隆多次对臣下公开讲，甚至在李侍尧获罪后仍然说，"李侍尧历任封疆，办事明干，在督抚中最为出色"，并把他与阿桂并称为当朝"最能办事之人"，可见李侍尧堪称封疆大吏中之翘楚。李侍尧为旁人不可企及之处，正如乾隆说的是"最能办事"。
"最能办事"固然很好，但如果天高皇帝远，缺乏有力的权力制约机制，本人又独断专行，不能以道德自律，那么，就正如司马光所说的，这种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就最容易胆大妄为，干坏事。
乾隆四十四年年底，因父亲去世、回旗居丧的原任甘肃按察使海宁，奉召入值军机处。十年前海宁就已在那里供职多年，所以，军机章京对他来说可谓驾熟就轻，同事中也不乏熟面孔，说起话来，兴之所至就没了遮拦。先是，海宁离开军机处后，曾外调任云南粮储道多年。自乾隆四十二年李侍尧总督云贵之后，耳闻目睹，对这位李中堂的飞扬跋扈、贪财好货知之甚详，多有不满，只不过隐忍不言罢了；现在与军机司员老友重逢，酒酣耳热之际，则不免披露一二昔日上司操守不洁之处，以为饭后谈资。不意话很快传到军机大臣和珅耳朵里。
和珅对李侍尧衔怨已久，外间已有所风闻，当时朝鲜来华使臣得到的情报就说李侍尧"年老位高，平日儿畜和珅"。当然，和珅要借海宁扳倒李侍尧，并不完全为出口怨气。他明白要进一步升迁，则必须在政治上有非同凡响的表现，现在机会来了。李侍尧骄横霸道，恣意贪婪，其同僚及下属敢怒不敢言久矣，扳倒李侍尧既可大得人心，又能踩着这块巨大的垫脚石迅速往上爬，这天赐良机岂能轻易放过？和珅很快就抓住机会，在乾隆跟前密奏：海宁与小军机们私下议论李侍尧贪浊无厌，人言藉藉。
乾隆四十五年正月十二，皇帝自京师启銮，开始即位以来的第五次南巡，途中他两次召见海宁，当面询问李侍尧在云南操守如何。海宁只好根据自己在云南所见所闻，将李侍尧的贪婪劣迹分款禀呈。
乾隆看到军机大臣、额驸福隆安等呈上的海宁禀帖后，当即降旨，派户部侍郎和珅和刑部侍郎喀宁阿前往云南，查办李侍尧一案。
协办大学士英廉最先将查抄李侍尧在京家产情形并附清单奏报上来，其中赫然开列于抄得金银珍宝之首的，是"黄金佛三座，珍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乾隆依稀记得，这几件东西都是李侍尧进过的贡物，只因贡品过多而退还，较之赏收的物件实在要次一等。"李侍尧恋主之诚原是旁人不及的呀！"皇上心中默默念叨。随后又接英廉奏报，说三月初二有李侍尧家人喜儿自行投到官府，供称到京之后见李家已经奉旨封门，知道李总督坏了事。他说，刚开了年，我主人就差我从云南进京，交给我贡单一个，准备将来照此单备办万寿贡物云云。乾隆四十五年八月十三是皇帝七十整寿，在进贡的求精、求新、求贵重、求典雅诸方面向来领风气之先的李侍尧岂能落后？"这么早就开始想着给主子过生日了！"李侍尧的孝心真是别的臣仆没法比的，皇上对李侍尧更不免生出顾念怜惜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