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哈耶克带有自我总结地评论到：“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
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哈耶克几乎一夜之间成了东方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圣哲，似乎就像第九颗行星的发现之于牛顿，或星光经过太阳引力区的偏折现象的发现之于爱因斯坦那样，竟然奇迹般地把哈耶克作为伟大的预言家的地位一下子提到了几乎与牛顿、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高度。
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在中国，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文人更是一哄而起，也更不知所以地齐颂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原理”的“洞见”和“圣明”来。
其实，这个哈耶克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作为“内部读物”被介绍到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哈耶克的论文集等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由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即《自由宪章》的中译本）等哈耶克“全集”译本正在进军中国。问题在于：在整个中国文人阶层堕落成金钱和权贵的附庸而没有自由思考条件和能力的今天，哈耶克只能被利用误导中国通往奴役之路。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开坛宣扬哈耶克的思想，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我国解放思想的新里程”，“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浅薄的哈耶克的发迹，只能用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西方学术界上层“精英”小集团被权力金钱收买、知识退化的现象来解释。
哈耶克出身于维也纳著名的犹太富贵世家，而在今天和未来，与其说它是新世纪的希望，还不如说更可能是祸害。因为事实上《通往奴役之路》的预言与苏东20世纪80年代末的崩溃并没有多大关系，他预言英美将因政府干预而“通往奴役之路”，这不但是危言耸听，更是与这两国后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应该说他的预言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预言在英美甚至缺乏警示的价值。事实是，美国从20世纪3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状态中经过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走向了繁荣，后来以其强大的国力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并又接着在战后帮助欧洲的重建，美国也因此而取代了英国成为21世纪世界头号强国，而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信奉哈耶克主义之后的英美反而开始走下坡路，而没有信奉哈耶克主义的北欧反正成功了。
抛开经济学专业，其实哈耶克对法律的认识颇有可取之处，他认为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产效率。他的朋友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其实对照哈耶克的原版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只宣扬哈耶克主张自由至上的一方面，而刻意忽略了政府在立法或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好经都被念歪了。
另外哈耶克也认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但他一直致力于说服人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而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他却语焉不详，他也始终没有划出来这条线来。
哈耶克的哲学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是受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哈耶克就一直信奉这种认识论，我们要了解哈耶克的学术思想及写作风格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哈耶克主义常常给人一种巫术的感觉，其实大部分看过哈耶克作品的人不是信服了哈耶克，而是被哈耶克吓住了。他的书往往不是在讲理论，而是通过某些奇怪描述使人们恐怖。哈耶克也许并非一个成功的学者，但哈耶克确实是一个心理学高手。但类似巫术的东西终究只能在科学素养不高的人群中流行，而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正好为哈耶克主义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也就是哈耶克主义在世界上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而在中国却成了香饽饽的原因所在。
不过哈耶克一生的沉浮也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
为什么说哈耶克主义是中国步入文明社会的障碍？
哈耶克号称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自由主义却相当特别，概括言之，那就是高福利保障不了自由，丛林法则才能保护自由，人权保护不了自由，自身自灭才是自由。这就是哈耶克主义。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加强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而这都是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哈耶克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最大的敌人。中国老百姓所痛恨、痛骂的那些经济学家绝大部分属于哈耶克主义者。
在《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等著作中，哈耶克攻击普选权，诋毁民主，仇视工会。我们承认哈耶克的学说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承认人权、福利、民主这些事物并非完美，然而虽然不完美，但仍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瑕疵，就将其弃之如敝屣。世界不是因哈耶克而存在，我们中国更没有必要削去人权、福利和民主而去适哈耶克自由之履。
无理搅三分，吹毛求疵，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是哈耶克思想的主要特点。比如一个事物，如果有九分是好的，一分是坏的，那哈耶克就抓住那一分坏的，将其妖魔化，进而使人们产生恐怖，而不敢去追求这具有九分美好的事物。因此，人权、福利、民主在哈耶克眼里都成了邪恶的东西，而他所高度赞扬的自由和法制其实很不靠谱，自由主张的是消极的自由，他们所主张的法制是精英立法，而不是民主立法。
在反对社会保障方面，哈耶克认为如果一个人因失业而失去了生活保障，那么仅仅是这个人自己对失业负责，不需要别人来为他的失业承担任何责任。他认为失业保险是对自由的恶意篡改，他认为社会保障牺牲了自由。哈耶克其实是主张自生自灭的社会哲学。哈耶克也反对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的批评并无什么新意，比如认为福利国家低效的、缺乏竞争的挑战，损害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限制了个人自由，福利它抑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等。
在反对人权方面，哈耶克主要反对工会权利和公平教育，哈耶克将工会称为异化，是僭越法律之外的特权组织，他认为工会破坏了“自发秩序”。然而在中国，问题不是工会过于强大了，而是根本就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工会；工资的集体谈判之所以必要，原因很简单：单个工人面对企业，不可能具有任何谈判的力量。企业是高度组织化的，面对一个组织，单个人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企业制定工资，通常不是针对单个工人分别制定，而是统一制定的，那么，工人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名义与企业就工资进行讨价还价，也是合理的。另外哈耶克还反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在对民主的反对上，哈耶克拼命夸大民主的危害性，试图忽悠大众安于“经济自由”而不要去过多追求“政治自由”。哈耶克并没有民主概念，哈耶克认为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他认为，民主会破坏市场的机制，而市场机制乃至于市场机制构成的社会是最能保障自由的，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矛盾的。民主国家制定实施的经济政策，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有效的运行。民主国家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哈耶克这一思想倾向，使他称为很多独裁者的座上宾。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就是哈耶克的朋友，在皮诺切特统治期间他多次访问过智利，并将皮诺切特包装成“自由战士”，并且还在智利那里召开了一次著名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哈耶克把皮诺切特看作真正自由的化身，哈耶克认为，“在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能得到比民主政府统治下更好的保护。”二战以后，哈耶克将《自由宪章》就赠给了一个人——葡萄牙的统治者萨拉查。萨拉查于1932年就在葡萄牙建立了法西斯制度，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耶克把《自由宪章》送给萨拉查时，附言：你看了我这本书，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其实萨拉查不用跟他学，他早就跟墨索里尼、希特勒他们学到了这些。
在中国很多连哈耶克的书都没有好好读过的人就对哈耶克崇拜起来，仅仅只是听说他是一个彻底地“反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可是殊不知在哈耶克的语言体系里“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福利国家”而不是指“苏东模式”，“苏东模式”在他那里另外有一个称呼叫“共产国家”或“极权国家”。哈耶克所说的“自由”也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自由，它主要是指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以而非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自由”。哈耶克认为政治自由（也就是民主）是可有可无的，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某些人别有用心地把哈耶克包装成“民主斗士”、“自由战士”纯属忽悠人，哈耶克是一个反民主份子，他反对把民主扩大到社会中下层。在哈耶克看来一个独裁者只要保证了私有制，保障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好的独裁者。其实哈耶克主义的本质是独裁性的资本原教旨主义。
哈耶克的全部理论根植于由休膜、洛克和康德共同开拓的哲学传统：理性的界限、经验的界限、知识的界限是人的能力的界限。休膜自称是无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但是他对理性、经验和自我的三重怀疑，对绝对的人性之善的不信任，也是根源于基督教传统中人的有限和神的无限的对比之中；康德对人类的理性自负和智慧狂妄的摧毁，不仅源于自然本体的不可知，更源于上帝作为伦理或信仰本体的不可知。哈耶克将人类本身贬低到了一文不值的地步，将人类看得极其渺小，这本身就犯了反人类的错误。
除了以上比较具体的方面，哈耶克在哲学思想方面也是不可接受的。比如哈耶克反善，必然受到作恶者的欢迎；哈耶克反理性，必然与狂热者混到一起；而哈耶克反智慧，必然会成为愚民的工具。而哈耶克的理论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他的这些哲学观念上。
其实人类发展已经表明，任何极端主义都要不得。因为只要是极端主义肯定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哈耶克主义则是所有极端主义中最要不得的。哈耶克不是中国实现变革与进步可以借助的力量，哈耶克主义是中国大变革时代的投机力量，一旦与中国的变革与进步搅在一起，就必然导致尾大不掉，甚至会喧宾夺主，成于斯而又败于斯。自从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退潮之后，哈耶克主义就成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但是哈耶克主义从本质上是反福利、反人权、反民主的，当前中国在社会保障和人权保障方面出了那么多的问题，其本质并非因为政府的强大，而是因为哈耶克主义的过度应用，中国要想走入文明社会，就必须放弃已经流行了20多年的哈耶克主义。
为何学者会陷入哈耶克的思想误区？
哈耶克早年是研究过货币和经济周期，但是哈耶克在经济方面毫无成就。货币波动引起经济周期性危机，根本不是哈耶克的发明，而是马克思的发明，哈耶克是讲授马克思经济学的讲师，对马克思的理论了如指掌。货币波动引起经济波动早就是公开的知识，与哈耶克没什么关系。
针对货币波动引起经济波动的现象，西方经济学早就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利率和存贷比等措施的设定。要世界不发生系统性的改变，这些方法就足够有用，当然人类如果发生系统性的改变，那谁也改变不了，人类毕竟生活在风险社会之中。
对此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也出过两个“馊主意”。弗里德曼主张“单一货币”规则，也就是货币定期定量的增加，除此什么都不管，弗里德曼的单一货币规则，是愚蠢的，也是永远不可能实行的东西，而哈耶克则提出让私人银行发行货币这更是学术界的笑话和历史的倒退。
哈耶克早年信奉马克思主义，后来信奉纳粹主义，最后皈依资本原教旨主义，其后面的人生就不研究经济学了，现在人们所说的哈耶克主义，其实属于行政管理学，哈耶克在经济学上的成就根本不足以称家，从弗里德曼到凯恩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对哈耶克嗤之以鼻。确切地说哈耶克是个行政管理学家，但他的行政管理学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哈耶克的书确实有点魔力，但他不是用正面辩论的写法，而是背后说坏话的方式，因此迎合了很多人的阴暗心理，而正人君子或是真正的饱学之士从来不研究这种邪门的歪学问。中国研究哈耶克的主要有两大支脉，一个是秋风为代表，一个是邓正来为代表，两人都不是专业学者，两人都是学英语出身的，几乎对现代社会科学毫无了解。
信奉哈耶克的人其实是被哈耶克的一个说法所误导。哈耶克认为，政府权力是自我扩张的，只要给政府一点权力，政府权力最后就会扩张到无限大，最后人民都成为政府的奴隶，这简直是胡说八道。
哈耶克的政府权力渐变论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社会变化有两种，一种是物极必反，一种是渐变。集权的出现往往是社会突变的结果，而不是渐变的结果，集权只有在社会烂到极点的时候才会出现。在社会最混乱时刻出来一个独裁者，按阴谋论的说法，是这个人贪权，但实际上，这个人更多的是抱着“拯救心态”。但不管怎么样，都是最坏的社会导致最大的集权，社会只要不出现最坏的时刻，就不会出现大的集权，甚至是独裁。
社会出现最坏的时刻，往往不是政府权力最强大的时候，而是政府最软弱无能的时候。只要信奉了哈耶克，社会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最坏的时刻”，信奉哈耶克主义不但避免不了集权，反而必然招致集权。如果社会是慢慢变好的，根本就不会出现集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