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 陶渊明，《桃花源记》
在桑弘羊去世之后的八十余年里，汉帝国一直没有从武帝留下的“盛世后遗症”中摆脱出来。由于国营化运动所造成的社会震荡太大，各项管制政策相继松弛，算缗令再未重启，均输和平准二法基本废止，盐铁专营政策几度反复。自武帝之后，继任的几位皇帝都很软弱，中央朝纲日渐为外戚和宦官所把持，而在地方上则出现了一股强大的世族势力，在财经上，它与春秋战国时的贵族经济不同，俨然构成为世族经济。
与贵族相比，世族也是以血缘来维系和传承的，不过它没有法定的世袭性，其衍续壮大，有赖于一代代子弟的经略努力，同时，世族在价值观上一切以家族利益为大，国家意识薄弱，对中央政权缺乏忠忱度。
在《后汉书》中有《樊宏传》，传主樊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世族案例。樊宏的祖先是周代的仲山甫，周宣王时以务农经商而闻名，以平民身份受举荐入王室，任卿士(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后受封于樊，子孙便以此为姓。樊家世代居住在工商繁荣的南阳，樊宏的父亲“善农稼，好货殖”，“资至巨万”。樊家在当地有农田三百多顷，所盖的房屋都有“重堂高阁”，方圆之内，农、林、牧、副、渔多种经营，样样具备，还有自成体系的小型灌溉系统。樊家庄园的四周建有自卫的“坞堡”，还有一支召之能战的私人武装。在庄园内劳作的农户，要么是樊姓子弟，要么是雇佣的佃农，他们都只对樊家纳租，很多人不在政府的户籍管辖之内。这样的樊家庄园，宛然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完全可以做到“有求必给”、“闭门成市”。樊家还与当地的世族望族结成了极其复杂的姻亲联盟，樊宏的姐姐嫁给了南阳的一个刘姓宗亲，而刘家又与当地望族李家、邓家结亲。
在西汉末年，这种可以“闭门成市”、庄园化的世族经济，遍布帝国的大江南北。
跟历史上所有的现象一样，世族的产生是制度性的产物，它与两种制度有关，一是军爵制，一是官僚推举制。
在漫长的农耕时代，一个人或一个家族能否成为势力，主要看两件事情，一是拥有多少土地，二是拥有多少人口。在西周的封建制度下，能够拥有这两者的人都是中央分封的贵族诸侯，日久天长，他们就形成了足以与中央抗衡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终而出现春秋战国的割据局面。秦国的商鞅率先打破了贵族世袭体制，他提出的“军爵制”，即军功受田制度，让非贵族血统的普通人通过战功也能够获得大量土地。此后五百余年，由战国而秦，再由秦入汉，先后产生了大批平步清云的军功地主，他们获得受田，然后凭藉丰厚的赏赐俸禄、社会地位的优势，再大肆购置田地，与此同时，他们还招募了大量的私人农户，这些人租耕土地，不直接向政府缴纳租税，甚至不服徭役，不是政府在册的编户人口。其经济安排，按自给自足的原则规划经营，具有强烈的封闭性，可以完全不赖外界而独立生存。在世族内部，因血缘宗族而构成纽带，族长的意旨就是全族的意旨，可以左右全宗族以何种方式参与社会活动。
这些因军功而成大地主的人之所以能够延续数代不衰，成为所谓的世族，还与另外一个制度有关，那就是官僚推举制。自殷周以来，朝廷官吏都是靠推举而产生的，由此出现了一个景象，那就是各路豪强广收门客，唯亲是举，其子孙门徒长久把持官职，累世拜相为将的情况比比皆是，到西汉中后期，这一情况已经比较严重，出现了“四世三公”、“四世五公”的“佳话”，世族门阀由此而生。积百年经营，这股日渐壮大的世族力量惊人繁衍，在朝堂之上，他们左右政策走向和人事安排，在地方，则官商结合，自成体系，大量兼并土地和招纳人口，盘根错节，终成与先秦贵族经济全然不同的世族豪强气候。
在公元一世纪前后，有一个孤贫的儒生决定对世族宣战。让人惊奇的是，他以“和平政变”的方式登基称帝，然后启动了一场引起重大争议的改制运动，他的名字叫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民国思想家胡适称他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王莽本人是外戚出身。他的祖父王贺曾任武帝时期的绣衣御史，王贺的儿子王禁生四女八男，次子王曼是王莽的父亲。王曼为小妾所生，且很早就去世了，王莽依附伯父王凤，过着寄人篱下的日子，史载，“莽独孤贫，因折节为恭俭”。不过，他非常乖巧，王凤生病，他连日不解衣带地尝药伺候，比亲生儿子还孝顺。他还从小饱读经书，主攻《周礼》和《仪礼》，是王家最有学问的人。
王家腾达是因为王莽的姑母王政君，她入宫为嫔，因生下儿子刘骜当上了汉元帝的皇后，刘骜（成帝）即位后，王家五人同日封侯，王凤更是被任命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开始了外戚专政。王莽24岁时被任命为黄门郎，30岁封新都侯，在朝廷上下，他以孝顺、懂礼、恭谦和十分节俭而闻名，据载他的夫人常年穿着没有拖地裙摆的长袍，腰间系着围裙，来客见了，大多以为是家里的奴婢。这样的外戚当然深得朝野，特别是儒生阶层的欢心，被称为是“当代周公”。【罗裒模式：成帝、哀帝期间，全国最著名的商人是成都人罗裒，据《汉书·货殖传》记录，他早年在京师经商，后来跑到了巴蜀一带，从事盐业的生产和销售，他把盈利的一半都贿赂给了当地的曲阳侯和定陵侯，因此获得专营之权，成为“巨万之商”。“至成、哀间，成都罗裒訾至巨万······裒举其半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很显然，罗裒的致富路径与汉初的卓氏等人已颇有不同，他在国营垄断领域里，与权贵势力相结合，以获得特许的方式攫取超额利益，这可以被称为后世非常流行的“罗裒模式”】
王莽38岁时当上了一人之下的大司马，其后元帝、哀帝、平帝连续崩立，王莽在人事漩涡中几度沉浮，展现出高超狠辣的政治手段。公元5年，他以药酒毒死平帝，立年近两岁的孺子婴为帝，自称“假皇帝”，三年后，废孺子婴而登基称帝，国号“新”。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开国皇帝均为戎马出身，唯两人例外，一是王莽，另一是篡唐立周的女皇武则天，一儒一女，堪称异数。
王莽称帝后，事事以《周礼》为标准，宣布要“奉古改制”。关于王莽改制，后世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他是“托古篡汉”，托古是名，篡汉是实，因而是一场政治闹剧，另一种则认为，他是真心实意的要按周代古制来改造弊病丛生的当代，是汉代儒生的一次理想主义试验。其实，就经济改革而言，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备，因为王莽确实是想改革，不过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他的改革目标其实就是“武帝－桑弘羊”模式。
当时之世，无论是世族势力的壮大，还是土地兼并过度，或财政困难，其实都是中央权力旁落的体现，甚至王莽能篡汉自代本身，也是皇权羸弱的结果。所以，他登基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重新实现中央集权。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王莽推出了众多的经济改革政策，无不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
王莽改制，首要之举是“五均六筦”，这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五均六筦”是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正式推出的，所谓“五均”是：在长安及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评定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虽然价格很高也一定要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中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王莽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百药之长，嘉会之好；铁，农田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五均赊贷，百姓所取平，仰以给赡；钱布铜冶，通行有无，备民用也。此六者，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虽贵数倍，不得不买。豪民富贾，即贾贫弱，先圣知其然也，故斡之”。见《汉书·食货志》】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密度太大，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以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而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汉书·食货志》：“诸司市常以四时中月，实定所掌，为物上、中、下之贾，各自用为其市平。”】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此外，王莽也仿效汉武帝的做法，任用一批商人来经营“五均六筦”，他任命京城最出名的巨商王孙卿为主管市场的“京师市师”、“汉司东市令”，任命洛阳城里有“十千万”资产的富商张长叔、薛子仲为“纳言士”，在各地设置专营事务的官吏时，大多用的是当地的商人，让他们当上了交易丞、钱府丞等等。由于缺乏铁腕的监督机制，这些穿着官服的商贾乘机与行政官员沆瀣一气，虚设帐簿，掏空国库，大肆牟取私利，最终的结局是，官府的钱库没有充实多少，却弄得天下百姓苦不堪言。【《汉书·王莽传》：“郡有数人，皆用商贾······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
在税赋政策上，王莽也采用了臭名昭著的算缗之法，他宣布征收个人所得税，所有从事工商业者，无论是养蚕的妇人还是缝补匠、算命看相的，都要向所在地的县官自报所得，按十分之一的税率缴纳税金，有敢不报者或自报不实者，全部没收所得，并罚在官府做工一年。这一政策如何落实，史书不载，估计又是为某些官吏敲诈民间创造了无数的机会。
在“五均六筦”政策中，有一条是铸钱国营化。在这一项改革上，充分展现出王莽改制的混乱和随意性。
西汉自武帝以来，百余年间，一直通行五铢钱。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公元7年的五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了，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谣传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
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变动币制，他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神经错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变动币制，他下令废止大、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
短短七年间，王莽四次改变货币，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监狱里因此人满为患。【《汉书·王莽传》：“每一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
如果说“五均六筦”是对汉武政策的“东施笑颦”，那么，王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上，则走得比任何人都要极端，这实际上也成为压垮他的最后那根稻草。
汉人对土地情有独钟。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真实地记载了当时民众对土地的看法。他认为，天下财富可分为“本富”、“末富”和“奸富”三种，其中，从事农桑是为本富，经营工商为末富，“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可是，他又接着指出“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也就是说，从事工商的“末富”比“本富”更容易积累财富，而流通领域的利益更大于制造业。那么，一个人或家族如何才能长久地拥有财富？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可以靠工商来致富，然后就去买田致地，靠农田来保有之。司马迁的这种理财观念在当时已成共识，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便写道，“在炎汉一代，无论军人、说客、文士、贵族、官僚、儒者、商贾，一旦取得多量货币，皆投之于土地，以立所谓本富之本。收买不得，则用非法之手段以谋夺之。”土地兼并态势之烈，既与农耕经济的特征有关，也与这种财富观念有重大的干系。
新朝要重树中央集权，就必须削弱世族力量，而要达成这一目标，遏制土地兼并，是关键一役。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 ―― 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汉书·王莽传》：“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邻里乡党。”】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
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的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老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汉书·食货志》：“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兼并之路。”】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一种主流，汉哀帝时就试行过限田的办法，他下诏“关内侯吏民，名田皆不得过三十顷。”
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之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孙中山与土地国有化：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第三号上宣布革命的六大主义，其中第三条为土地国有，认为“均地政策为人民平等之基础”。在第十号上他更宣告，“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土地私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数百年，一朝更改，对社会秩序造成的震荡可以想见。史载它的执行结果是“农民和商人都失去了工作，市场上的所有交易都停滞了，民众站在道路上相视而哭泣。”【《汉书·王莽传》：“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人至涕泣于市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