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告缗令”等同发动了一场“挑动群众告发群众”的“人民战争”，此令一出，几乎所有的中产以上的家庭全数被举报，社会秩序顿时大乱。朝廷内部对这一法令颇多非议，武帝不惜用杀戮的办法来对付所有的反对者，时任长安行政长官（右内史）义纵不愿严格执行“告缗令”，借口举报的人都是乱民，要加以搜捕，武帝大怒，将他处以死刑。时任大农令颜异也对这一政策持不同意见，最后以“腹诽”的罪名被处死。武帝委派张汤、杨可、杜式等酷吏严格落实“告缗令”，而桑弘羊则是总执行人。
这场举报运动持续推行三年之后，“告缗遍天下”，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都被告发抄产――“使商贾中产以上大率破灭”，政府没收了难以数计的民间财产以及成千上万的奴婢，连皇宫的上林苑里也堆满了没收来的财物，不得不专设水衡官来管理其事。在民间集体破产的同时，国库为之大饱。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的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严厉的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有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因此而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汉武帝的这场“告缗运动”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迹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此以后，民众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 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史记·平准书》：“自此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个真正建立了完备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大独裁者。在全球范围内，几乎与汉武帝同时的另外一个独裁人物，是罗马共和国的凯撒（公元前102年－公元前44年）。这似乎又是一个巧合，就在中国构筑了中央集权体制的时候，罗马也从共和政体向帝国政体转型，世界进入到了“独裁者时代”。
从时间的角度看，无论是铸钱权的上收、盐铁专营还是算缗、告缗，都发生在汉帝国与匈奴的长期战争进入到相持阶段的关键时刻。上述政策的实施让近乎空乏的国库重新充足起来，《汉书·食货志下》记载，“以盐铁缗钱之故，用少饶矣”，这一财政上的改善为汉匈战争的最终胜利以及其后对朝鲜、南粤等地区的征服提供了强大的经济保障。
还要补充的一个对后世影响很大的产业政策，是对酿酒业的国营垄断。
中国的酿酒业源远流长，商朝的末代国君纣王好酒，曾“以酒为池“，聚三千人一起牛饮。到了西汉，酿酒技术大为提高，当时已普遍使用制曲酿造的“复式发酵法”，酒类品种也非常繁多，有以粮食为原料的稻酒、黍酒等，也有以水果为原料的葡萄酒、甘蔗酒等。2003年，在西安发掘的一座西汉古墓中，还发现了一件储存了52斤美酒的青铜钟，据报道，“青铜钟高达78厘米，通体镏金，顶盖密封，矗立着一个漂亮的朱雀。解开顶盖后，里面是透明的青绿色液体，一股强烈的酒香扑鼻而来。”文景初期，因为粮食紧张，朝廷曾颁令限制酿酒，不过酒业却日渐发达，其利润更是非常丰厚，《货殖列传》中记载，如果一年酿酒一千瓮，其投资所得，相当于战国“千乘之家”或汉代“千户侯“的收入。【《史记·货殖列传》：“酤一岁千酿，比千乘之家。”】
公元前98年前后，汉匈兵事再起，名将李陵兵败，投降匈奴，武帝震怒，再发二十万人出击。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桑弘羊奏请武帝，实行“酒榷“，即酒类专卖政策。其办法与食盐专卖类似，由官府供给私营酿酒作坊粮食、酒曲等原料，规定酿造品种和规格，生产出来后，由官府统一收购和销售，就是所谓的“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据史家吴慧的计算，酒榷的专营收入非常之高，每生产一千瓮的酒，至少可得到25万2千钱的收益，通过统购统销，又可再得百分之二十的盈利。桑弘羊将这部分收入“赡边，给战士”，大大缓解了财政压力。【参见吴慧，《桑弘羊研究》，齐鲁书社，1981年版】
从此以后，酒榷与盐铁并列称为“三业”，成为国家实行垄断经营的主要产业，历代衍续，从未中断。
桑弘羊主持全国财经事务前后达二十三年之久，可谓是汉武盛世的最大功臣。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最强势的一代雄主，他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臣下猜忌无度，荣辱随性，在桑弘羊之前，十年之内先后换了六任大农令，其中两人被诛杀，只有桑弘羊署理此职后，再无更替，由此可见武帝对他倚重和满意，时人评论说，武帝对他言听计从，好比当年越王勾践对文种和范蠡那样。【《盐铁论》：“用君之议，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
不过，在朝廷内外，桑弘羊的政策还是遇到了众多的反对者，其中尤为激烈的，包括当世最著名的两个知识分子――大儒董仲舒和《史记》作者司马迁，另外就是“爱国商人”的典范――御史大夫卜式。
董仲舒是汉代儒家的奠基级人物，他明确地反对国营化政策，认为应该使“盐铁皆归于民”，他还提出享受政府俸禄的官员和贵族应该退出商界，不应该与民争利。【《春秋繁露·度制》：“诸有大奉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利业。”】那么国家如何才能富强？他给出了三个办法，分别是：薄赋轻徭、重视农业和以仁义治天下。这三点似乎并无创见，是重复了孟子、贾谊等人的老调，在急于建功立业的汉武帝听来，都是不值得一驳的书生之见。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董仲舒有类似之处，相对的，他对商人阶层给予了更多的同情和认可――他称那些大商人是“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有不少史家甚至认定《平准书》和《货殖列传》实际上是司马迁为了反对官营工商业政策而写的两篇专门论文。
卜式是汉武帝非常宠信的大臣，不过他似乎从一开始就对国营化政策不以为然，早在盐铁专营政策推出的第三年，他就与孔仅一起上书力陈专营之弊，结果让孔仅丢了官。卜式一再的提出反对意见，让武帝很不高兴，有一次，就以卜式不会写文章为借口，免去了他的御史大夫的职务。可是这位养羊出身的前商人似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观点，有一年，天下大旱，武帝让大臣们想想有什么办法，卜式献上的计策竟然是：“只要把桑弘羊放到铁锅里煮熟了，老天就会降雨”――“烹弘羊，天乃可雨”，史书没有记载武帝看到这份奏章时是怎样的表情。
武帝当然没有把桑弘羊煮熟了，不过到了他的晚年，确乎已经出现了重大的政策后遗症。对财富的嗜血般的追求，是随着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一起来到这个世上的，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支配下，民生贫乏，怨声载道，“天下困弊，盗贼群起”，几乎要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公元前89年，68岁的汉武帝不得不颁布《轮台罪己诏》，内称“本皇帝自即位以来，所做出的行为很是狂悖，使得天下百姓愁苦，我现在追悔不及，从今往后，凡是有伤害百姓、让天下人劳苦的政策，全部都要停止。”他提出，“当务之急是停止苛刻粗暴的政策，减少赋税徭役，恢复重视农耕和畜牧的政策，减少军备开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记录在案的皇帝检讨书。以武帝的雄才伟略，早年不可一世，晚年黯然罪己，也算是历史的一个讽刺和警醒。【《轮台罪己诏》：“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至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此后，中央政策趋于宽松，民间稍得喘息，终于避免了更大的动荡，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尖锐地评论说，“武帝晚期其实已出现了秦朝灭亡时的迹象，不过却侥幸地避免了灭亡的后果。”【《资治通鉴》：“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迅速地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对外可以与最强大的敌人进行交战，在内可以建成规模空前的大型工厂，甚至可以制造出原子弹，但是长期发展而言，则必然削弱了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进而在长期造成了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入这一可怕的逻辑。
就在颁布《罪己诏》的两年后，公元前87年，一代大帝汉武帝郁郁而终。临终前，他将桑弘羊提拔为御史大夫，并与霍光、上官桀等并列为四位托孤大臣之一。然而，随着武帝的去世，桑弘羊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走到了终点。
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之上举办了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一方是桑弘羊和他的属吏，另一方是一群儒生，一个叫桓宽的人如实地记录这次辩论的内容，写成一部流传至今的奇书――《盐铁论》。
盐铁会议的举行有政治上的背景，当时，大将军霍光为了清洗桑弘羊，利用从朝廷到民间对国营化政策的反对情绪，专设此局。根据记载，盐铁会议陆续开了半年之久，站在桑弘羊对立面的是六十多位伶牙俐齿的儒生，他们都是从各郡国被选拔出来的“贤良”和“文学”。从《盐铁论》看，双方言辞激烈，甚至到了人身攻击的地步，桑弘羊讥讽这些儒生“偷穿了周公的外衣，思想全然被旧的学术所限制”，儒生们当即反唇相讥说，“我们偷穿了周公的外衣，而你却偷走了周公的官位，我们的思想被旧学术限制，你的思想却被钱财给迷惑住了。”【《盐铁论·利论》：“文学窃周公之服，有司窃周公之位。文学桎梏于旧术，有司桎梏于财利。”】在这场大辩论中，桑弘羊明显处于被攻击的守势，桓宽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的种种表情，如“大夫默然”、“作色不应”、“缪然不言”、“悒悒而不言”、“勃然作色，默而不应”、“俯仰未应对”、“怃然内惭，四据而不言”等，显然是一付被告的模样，他前后发言一百三十多次，均是为专营政策做顽强的辩护，这也成为后世研究桑氏经济思想的最生动和宝贵的原始资料。
群儒反对国营化政策的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一是指责盐铁、均输、平准等是“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盐铁论·本议》：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
二是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贤良、文学们描述说，“政府铸造的铁器，大多是大的器皿，非常不合适小老百姓使用”、“政府做出来的铁器，大多质量低劣，售价却很昂贵，还强买强卖，老百姓不得不改用木器耕作。”【《盐铁论》：“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啖食”】
三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他们的权势大于朝廷重臣，他们的富足一点也不逊色于范蠡之辈。【《盐铁论·刺权篇》：“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指盐铁、均输、酒榷三业)，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并持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