聪明和愚蠢处于两个极端，而人的一生就是反复在这两个极端中游走。有一类人自认聪明，恍恍惚惚，却看不清自己；有一类人大智若愚，清清爽爽，洞察分明。回顾我的前半段创业历程，我就是第一类的代表，一个聪明过度的人，一个把别人当成傻子的人，直到最后才发现自己愚蠢至极。万幸，现在的我已然走入正轨，正朝着第二类过渡，我不知道我能否成为此中人杰，但我会为此努力终生。
我从来没有和南方人打过交道，更没有过生意上的往来，如果有可能选择，我更希望与北方人合作。这并非什么地域歧视，而是由衷地觉得不适合，既有语言上的沟通隔阂，也有行事中的规矩习惯。但是没办法，入乡就要随俗，我知道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慢慢地去磨合，尽管不情愿，尽管不习惯，也只能耐着性子。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无力改变的事情太多了，对此，唯一的出路就是改变我们自己。
现在想想，那时候的自己还比较挑剔，说是矫情也不为过，因为一个成熟的商人根本不会挑剔合作伙伴的地域或是国籍。在商人的眼中，利益才是足够强大的载体，其他一切围绕利益的客观条件，通通都无所谓。就好似如今的我，压根儿就不会介意我的合作伙伴来自哪个国家，我丝毫不关心他的肤色，甚至不关心他手中所流通的货币，只要他能给我带来足够的利益，那么我就心甘情愿地与他创造双赢。
未到南方之前，我就听说南方人精明，个个脑袋瓜里都装着活算盘，对此我还有些怀疑，总觉得言过其实。等我到了深圳之后，我才觉得此言非虚，就我接触过的一些小工厂的老板，那都是个顶个的人精。
既然锁定了加工贴牌产品的小工厂，接下来就到筛选合作的环节了。在我所接触的十几家小工厂中，有四五家都在我中意的范畴内，这几家工厂的规模都差不多，产品的性能和价位也都相差无几，而且都能满足我的诉求，对于我的合作意向，他们也都热情地敞开了怀抱。如此一来，我不禁有些头疼，甚至不知道到底该接下谁家抛出的绣球了。
在筛选合作伙伴的时候，我从来不会轻率地做出决定，因为每一个合作伙伴都会带来一段截然不同的合作轨迹。往小了说，它会影响我的合作判断；往大了说，它会左右我的事业方向。所以在这个筛选过程中我会特别谨慎，只有反复衡量出每一个合作人选的优劣得失，仔细甄别出每一个合作人选的德行高低后，我才会做出最终的选择。这个合作人选未必是最强的，也未必是最优秀的，但他一定是最为适合我的。
当一些合作伙伴的条件都相差无几的时候，我往往选择与之合作的人。既然硬件都差不多，那只能从软件上衡量，毕竟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处世哲学和经商习惯。俗话说，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商人也不例外。这个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的商人，其中的优劣评判就需要自己去感受去获知了。
经过反复筛选，我把宝押在了一个曹姓的老板身上。之所以选中他合作，并不是他有什么过人的本事，恰恰相反，他在所有候选人中是最为平庸的一个。我不否认，我有些喜欢这个人，与他的交谈也很愉悦，但真正促使我下定决心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能拿得住他，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我能掌握与他合作过程中的走向，一旦出了问题，我有足够的能力去解决他。
在不同的领域驾驭不同的人，只要用心审视，我相信所有人对于自身和对手都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和预估。有时候，剖析自己和剖析对手同样重要，只有拿捏准每一个人的分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俗话说，捏柿子要挑软的捏，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这句话同样适用。
曹老板年纪不大，二十七八岁，是个地地道道的深圳人。他的生意做得不大，只有一个栖身于民宅的二十多人的电子工厂，另外，在市中心的电子城还有几节销售电子元件的柜台。对于我而言，他也是一个正在创业途中奔波的年轻创业者。所以相识之初，我就对他产生了好感，毕竟大家都是年轻人，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彼此间的沟通也没有障碍，绝对属于适合合作的同类人。
虽然曹老板的生意经说得很溜，但是他的电子工厂却很冷清，因为他手中的客户并不多。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那就是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他的人脉和客源远远跟不上他的发展速度，这正是他和我交往时始终毕恭毕敬的原因所在。我很多次都明显地感觉到他是诚心诚意地想拉住我这个客户，甚至不惜在我面前吹嘘他的工厂规模以及年生产量，其目的就是想促成最终的合作。
我自然不会吃曹老板这一套，若是比起吹牛耍心眼，那我绝对是他师傅级别的。不过我也不说破他，毕竟商人的话都要筛着听。我甚至在心中暗暗发笑，这个曹老板真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因为他压根儿就不用跟我吹嘘他工厂的规模，实际上我能选中他恰恰是因为他这个不景气的工厂常态，倘若他真有年产百八十万台VCD的本事，那我还真懒得和他合作了。
我很了解曹老板这类人的心态，与其说他的生意冷清，还不如说他的事业发展遭遇了瓶颈，像他这种小老板，每天都迫不及待地想扩大自己的人脉和客源。电子工厂靠的是什么？就是省外的客户源源不断地下订单，如果没有长期合作的足够的客源，那么全工厂的人都得喝西北风。我正是看重了这一点，才将筹码押在了曹老板的身上。我心里很清楚，只有和这种处于瓶颈期的人合作，我才能够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毕竟主动权在我手中。若想与我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那就必须提供价格低廉的产品和优质的服务。
在我与曹老板的博弈中，我始终都压他一头，从产品的机型到订货的数量，从产品的价格到付款的方式，几乎都是由我一人拍板决定。用曹老板当时的话来说，我算是把他吃得死死的了。对此我倒很坦然，商场博弈就是这样，客气那都是表面文章，真涉及实在利益，那肯定要撸胳膊挽袖子地大干一番。况且这次合作又是买方市场，我当然要理直气壮地当大爷了。这种事就如同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我有耍横的本钱，曹老板自有他的赚头。我俩唱的这出戏名字就是：双赢。
广东之行，我算开了眼界，单单VCD影碟机这一项，此次我就受益匪浅。在这里，我见识了太多的设计奇特、功能新颖的VCD影碟机，而这些特色恰恰是北方市场所欠缺的。为此我和曹老板定做了一款最为齐全的VCD影碟机，我坚信，这款VCD影碟机一旦进入北方的家电市场，一定会掀起一股热销的风潮，而我作为这个吃螃蟹的第一人，自然能赚个盆满钵满。
走访了百十家电子工厂后，我早已把VCD影碟机的订货价格摸了个门儿清。其中一线品牌VCD影碟机的进货价格为300～400元，二三线品牌VCD影碟机的进货价格为200～300元，而贴牌和杂牌的VCD影碟机的进货价格则为170～200元。我与曹老板谈妥的价格，均价为150元一台，按照当时东北市场的省级批发价来计算，大概每台贴牌VCD影碟机的批发价为200～250元。也就是说，我所定做的VCD影碟机每台都有近百元的利润。
对于这个价格，曹老板犹豫再三，用他的话来形容，就是我所定的这个价格简直就是贴着他的头皮走。若再狠一些，一准儿会刮得他头破血流，还说我这个人颇有一些周扒皮的作风，就是一块钱的利润也不肯让。对此我表面上倒是没什么反应，但是心里却乐开了花，心想我在娘胎里就开始玩算盘了，任凭你曹老板再精于算计，也不是我的对手。只可惜，我乐观得太早了，因为那时候的我还不懂，把别人的利润压至底线，迟早会害了自己。
由于是第一次合作，我只是试探性地和曹老板订了1000台贴牌VCD影碟机。为了保险起见，我只答应付给曹老板一部分现金作为定金，其余的货款由曹老板发货时通过物流作为代收。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在没有见到货的时候，就是打死我都不会付上全款。为此曹老板还与我争执了好久，按照正常的商业规矩，定金起码要支付货品总价额的50%，这1000台VCD影碟机的价格就是15万元，即便打个对折，那也需要付清75 000元的定金。可是我偏不守这个规矩，只是象征性地给曹老板1万元定金。
曹老板不止一次地嘲讽我不按商业规矩办事，对此我的反应就是嗤之以鼻。我总觉得规矩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所以我遵循的商业理念就是谁的拳头够大，谁就来定规矩。商场原本是个瞬息万变的平台，循规蹈矩恰恰是它的束缚所在，我铁了心地将之打乱，并非要标榜我的特立独行，而是向曹老板传递一个观念，那就是我的生意我做主。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于第一次合作的曹老板，我仍不敢掉以轻心。在商海摸爬滚打两年之久，我的最直观感受就是朋友和敌人往往都是一念之间。在利益面前，商人的刀锋都是没有固定线路的，这里不崇尚亲情，更不讲友情，所有的行为方式都以钞票为准则，若想在其中走得长远，那就要时刻绷紧自己的神经。
付了定金后我买了一些礼品，主动去曹老板家中做客。按照东北的习俗，一定要去家中看过二老才显得恭敬。当然，这只是一种托词，我主要还是想去认一认曹老板的家门，毕竟我付了1万元的定金给他，如果这期间出了什么问题，我也让他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曹老板早已领教了我小心谨慎的行事方式，对于我的用意也心知肚明，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他大大方方地把我请进了家门。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见识高层的住宅，其宽敞明亮、豪华舒适的气派让我羡慕不已。打那时候起，我就暗下决心，一定尽早让父母住到这种漂亮的大房子里。
回首那时候的愿景，心中还有些许感触，随着年纪的增大，随着阅历的丰富，我渐渐丧失了对衣食住行的期盼。这些年来在商海中奋力打拼，几经折腾倒也换过不少房产，从洋房到高层，从别墅到庄园，房子越换越大，可冷清也日益倍增，甚至有的时候会空旷得让人发虚。我想这就是人的通病，越得不到的就越想拥有，而一旦拥有后才发现，它早已失去了最初的韵味。
为了稳妥起见，我还特意去了趟曹老板的工厂和住宅，目的就是从物业公司侧面了解曹老板的工厂和住宅是否在他本人名下。那年月，物业公司是个新兴起的行业，管理远没有现在规范，随便花些钱便能查到业主的详细信息。从这一点来看，曹老板的确使用的是自己的工厂和住宅。在当时，这也算是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
我和曹老板的约定时间为20天后交货，这期间我留在深圳也无事可做，只得向曹老板辞行，毕竟家里还有一大摊子事等我处理呢。远的不说，就连哈尔滨的办事处我还没有成立呢，眼瞧着货品就要运到东北了，我却连办公的场所和仓库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比起其他的创业者来说，我简直是本末倒置了。以至于现在回想起那段往事，都觉得自己过于冒失了。
曹老板只是客套性地挽留了一下我，心中巴不得我早日上车走人，免得对他指手画脚，而且他也不想浪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陪我，这一点在他敷衍的笑容中早已被我看得真真切切。由此我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不是一个具备耐心的人，更不是一个懂得维系合作基础的商人。我当时就有一种预感，我和这个人的合作恐怕不会太长久，等他的能力与我的诉求不相吻合的时候，他将注定被我抛弃。
临行之前，曹老板为我饯行，酒店的规格并不高，菜品也谈不上精致，好在我不讲究这些，依旧乐呵呵地感谢曹老板的盛情款待。在敬酒中，他祝愿我们的合作能够天长地久，而我则暗暗立誓，迟早有一天会让曹老板以贵宾之礼招待我。只可惜，世事无常，造化弄人，我和曹老板都没能实现各自的期盼。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顿宴请竟然成了我和他之间的最后一顿。
返途中我选择了卧铺车厢，但是这份舒适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大的享受，因为我的心早已飞回了东北。躺在卧铺上，耳边响着轰隆隆的车轨声，我接连两夜未能入眠，脑子里浮现的依旧是和创业有关的诸多细节。我时而兴奋，时而彷徨，总之，带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了哈尔滨。
很多人在行走途中都会有一份特殊的情结，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曾经到过的每一个地方，有的是保存车票，有的是在标志性建筑旁留念。我也喜欢记录自己的轨迹，但我的方式却和别人完全不同，因为我的坐标只有两点，某个老板或是某笔生意。每当人们在我耳边提起某个城市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城市的某个老板与我做过某笔生意，这是一种很特别的纪念方式。直至今日，我依然保留着这个习惯。
例如此次广东之行，我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几乎都耗在了与曹老板的合作上，我甚至没有时间去逛逛深圳的大街，去尝尝广东的美食，就连标志性的世界之窗我都未能感受一番。当我把这段经历与朋友们分享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们认为这种荒诞的事情根本不该出现在那个年纪的我的身上。对此我只能苦笑，因为那时的我总觉得自己就该干大事，至于享受，那应该是中年时期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