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太武帝末年的腥风血雨，拓跋濬登上北魏皇帝的宝座，是为文成皇帝。两三年间，鲜卑少年天子走遍帝国的万水千山，足迹南到汉人豪强的聚居地信都、中山，北至塞上六镇。和同时代的南朝少主们不同，拓跋濬思考着帝国的未来。文化建设是国家的凝聚力，没有文化的帝国不会长久。拓跋濬下诏复佛，修建了闻名世界的艺术宝库云冈石窟。取消太武帝拓跋焘的禁佛令，亲自为沙门师贤等五人落发，佛教由此大盛，佛界称之为“文成复法”。
“文成复法”不是简单的佛学复兴，而是一场新文化运动。古往今来，人们总把两晋南北朝定义为黑暗三百年，野蛮三百年。暗黑的世界里怎么会有云冈石窟那么恢弘美丽的艺术之花。
云冈石窟
“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所眺。”中国古代着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如此生动地描绘了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气势宏伟的盛大景象。云冈石窟位于平城西面的武周山南麓，气势宏伟，雕刻精细，规模宏大，内容丰富，被誉为中国美术史上的奇迹。
拓跋濬为世界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动工开凿了云冈石窟。然而他本来的目的，并不是为未来世界贡献一座艺术宝窟，而是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塑造一种有别于儒家文化与草原文化的新型文明，消弭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尖锐对立，调和汉族与鲜卑族之间的矛盾。
拓跋濬时期的云冈石窟称为“昙曜五窟”，是第一期工程。之所以叫“昙曜五窟”，因为主持开凿的是一个名叫做昙曜的沙门。昙曜是南北朝时期着名的高僧，风骨刚毅。年少出家，在凉州学习佛法。魏国统一北方，昙曜来到中原，受到当时的太子拓跋晃的礼重。太武帝灭佛，捣毁佛像，坑杀和尚。沙门僧众大多还俗避祸，连佛家领袖师贤都蓄了发。但是，无论拓跋晃怎么劝，昙曜坚持不还俗，法服器物一刻不肯离身，人们由此叹服敬重他的为人。
“昙曜五窟”为云冈石窟的开端，窟风方整，窟外门楣处雕饰精美。五处洞窟雕刻出释迦像五尊，形体高大，面相方圆，深目隆鼻，神情庄严肃穆，身躯健壮高大，均着褒衣博带。宁静安详的意境与气度恢弘的情调相交融，大有胡汉一家的风采。
五尊佛像威严，穹隆阔大，象征着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和文成帝等五位皇帝，据说与其真实相貌惟妙惟肖，一个痣都不差。文成皇帝拓跋濬意图明显，皇室血统与佛祖连结，“皇帝即佛”。191对于中原来说，拓跋魏国是外来征服者。拓跋鲜卑人不肯全盘汉化，难以融入汉人中间。拓跋濬希望用外来的佛学确立拓跋皇权，统一人们的思想，淡化儒学影响，维护鲜卑和汉人的团结。
云冈石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瘦骨清像”是汉人的艺术风格，“浑厚纯朴”是草原民族的艺术情调，两相融合，象征汉鲜卑一家。云冈石窟使中国北方民族大融合加速，来自东北、蒙古高原、西域，甚至中亚、西伯利亚等地的人们和中原人一道慢慢成为一个民族。从这个意义上讲，北魏帝国不仅继续着汉人的多血统，而且奠定了多民族的中国。
经过历代北魏人的努力，蛮族洪流退落，魏都平城变成佛教圣地。云冈石窟有一处门楣联写道：山色随云秀，佛灯共日长。
但愿大同云冈石窟永远见证民族团结，非一国之大同，而是天下之大同，世界之大同，实现儒家“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社会理想。正基于如此的想法，北魏政府相当看重对西域的经营。
古代西域即今新疆，指玉门以西，葱岭以东之地。西域诸多小王国在经济上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联系中国与印度、伊朗、希腊、罗马世界之间的伟大商路———丝绸之路就穿过这些绿洲。匈奴和两汉为控制西域诸国相互争夺，主要是为了谋利。汉为了商道，匈奴为了财货。拓跋濬则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佛教自印度传来，西域是必经之地，丝绸之路带来了印度文化、宗教和艺术。大批布教的印度佛教徒从这条路来到中国。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可以扩大佛学影响。
北魏帝国平定凉州，在敦煌设立军镇，实际控制西域大部地区。丝绸古道的威胁来自北方的柔然和南方的吐谷浑。
吐谷浑经过吐谷浑、吐延、树洛干、阿柴等数代可汗的努力，占据了青海、甘南、四川西部数千里土地。吐谷浑王拾寅继位之后，继续前任政策，在北魏与刘宋之间寻找平衡，宋封拾寅为河南王，魏封西平王。
吐谷浑的摇摆政策令拓跋濬不安，拓跋濬决定教训一下吐谷浑。魏军集中凉州诸道军和统万、高平军镇的兵力分两路发起进攻。魏军到达青海西宁，拾寅可汗弃白兰逃往昆仑山。魏骑渡河追击，掠获牲畜三十多万头，终因瘟疫流行而退军。此后，魏国皇帝持续对吐谷浑用兵。
柔然是北魏帝国的心头大患，不仅仅牵扯到西域，而且关系帝国生死。北魏必须确保漠南大草原的安全，这里是北魏畜牧业和军事基地。畜牧业是鲜卑贵族的重要收入，漠南诸部落为帝国提供兵源和军马。此外，对柔然和高车等草原诸部的劫掠仍然是取得财富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自道武帝开始，柔然始终是北魏帝国军事打击的重点，拓跋濬也不例外。
公元458年十月，拓跋濬从凉州调回渔阳王尉眷，征调十万骑兵，十五万战车，亲自率军出击柔然。大军到达阴山，忽逢暴风雪，北风凛冽，天地混沌，雪雾迷漫，大雪掩埋了魏军营帐。拓跋濬准备还师，尉眷不同意：“我们动用大军，声势已经造了出去，离开都城不远突然班师，蠕蠕一定怀疑国内发生动乱，必来骚扰。将士虽寒，不可不进！”
魏军冒雪前进，屯军车仑山。接着，越过大沙漠，旌旗千余里，人马战车遍布草原。柔然处罗可汗吐贺真，那位独一无二的大汗望风而逃，柔然别部几千帐落向魏军投降。拓跋濬效仿两汉刻石记功而还。
吐贺真气病而死，郁久闾予成登上汗位，号受罗部真可汗，意为仁慈的大汗。仁慈大汗倡导和平，十余年不犯魏国边境。
平定边患的同时，拓跋濬的政治举措卓见成效。北魏帝国一系列战争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国民的士气，历代皇帝提倡简朴的作风赢得了士民的尊重，恤灾救荒的举措增加了帝国的威信。北中国摆脱西晋以来民不聊生的局面，北魏帝国开始走向黄金时代。
清官楷模
鲜卑是胡族，北魏是少数民族政权，边地民族的纯朴形成了北魏帝国朴素的治国方略。中国古代的历史学家们讲历史的时候，总喜欢从三国直接跳跃到隋唐，中间无非轻描淡写地讲述一下淝水之战和孝文汉化两段故事。故事主角苻坚和孝文帝元宏是何种样人，学生们听得稀里糊涂，更不用说北魏和南朝的历史了。人们以北魏的胡人统治为耻，以南朝骨肉残杀、内乱迭起为耻，根本不去探讨这段历史中有益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两晋时期的胡人政权，匈奴汉国、匈奴前赵、羯族后赵、氐族前秦、羌人后秦，最多不过三世就失败了。与生俱来的强烈危机感让拓跋鲜卑人不敢有丝毫松懈，这是北魏年轻皇帝普遍早熟的原因之一。
拓跋濬十三岁登基，在不到十三年的执政生涯中，修正太武帝拓跋焘激进的变革措施，成功安抚汉和鲜卑等各民族的人心。可以说，北魏帝国在民生方面所做的一切，不比两汉和三国差。
北魏的施政纲领概括起来有两点，节俭和反贪。用禁酒提倡节俭；用酷法威慑贪腐。
饮酒之风，魏晋南北朝风行一时，大有盖过殷商的风头。酿酒业实为一种靡谷耗粮的粮食加工业。古代农业不发达，当粮食歉收之时，酿酒会推动粮价上扬。喝酒误事，滞碍政务。魏人世风剽悍，喝大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动手打架，舞刀弄枪，伤人性命。
历史上，周公颁行过《酒诰》禁酒。西汉建国前期曾经禁止群饮，不准没事凑一块请客喝酒。北魏做得更绝，颁行禁酒令。酿酒、卖酒、饮酒的人一律斩首。
北魏对贪污腐败官员的惩处是历朝历代首屈一指的。拓跋焘太平真君年间曾规定“赃四十匹，处死！”当他发现效果不明显时，加重处罚，“赃三匹皆死！”拓跋濬更加严厉，“百官赃满二丈者皆斩！”拓跋濬增设侯官。侯官是特务组织，大致拥有现代国家安全局和检察院部分职能，监察政府各部门、地方各部门的官员。侯官们微服出访，无孔不入，寻找官员过失。一旦发现，严加追查、严刑拷打、逼招口供。
很多人为北魏官员鸣不平，因为北魏做官是出义务工，不付报酬没有工资。不给钱，还不让贪污，怎么过活啊？也忒苛刻了吧！
这是鲜卑人和汉人看问题的不同之处。北魏的前身代国是一个部落联盟，氏族社会平均分配财产的习俗浓厚。北魏建立之后，开国君主拓跋珪按等级分配财物，部落大人、群臣、将士们人人有份，份额不等。既然按等级分配，官员本来拿得多，没有必要另拿一份。进入中原之后，出来做官的大多是士族豪门子弟。豪门控制资源土地，是富有阶层。你们出来做官，也没有必要拿国家的钱。
北魏帝国的财政体系不完善，皇室和国家财政分得不清，财政收入大多进入皇室，君主的赏赐等于发薪水。
除了打击贪污之外，北魏政府不允许官商勾结，更不允许官员经商。那样做会造成社会不公平竞争，减少民众收入。拓跋濬思路清晰，他说：“为政之弊，莫过于此。”官员经商比贪污受贿更可恶，“一切禁绝，犯者十匹以上皆死。”
官员经商有暴利可图，禁止相当困难。拓跋濬的父亲，那位后来追认的景穆皇帝拓跋晃多精明的一个人，“营立私田，畜养鸡犬，乃至贩酤市廛，与民争利。”不听高允劝阻，触怒拓跋焘惊吓而死。应该说，我们现在仍没有北魏政府反贪反腐之魄力。
北魏政府在社会救助方面做得有声有色。一有灾荒，必定救灾，经常“开仓廪以赈之”、“出布帛仓谷以赈贫穷”。对于看不起病的贫民，国家负责免费医疗。“民有病者，所在官司遣医就家诊视，所须药物，任医量给之。”中国传统政治好的一面，北魏政府几乎全做到了。这源自皇权不断加强，源自北魏帝国对鲜卑和汉人豪强严厉的控制，而在南朝，这是不可能的事。南朝政府只能寄希望门阀士族和庶族富翁的慈善之举。
当然，北魏官员不发薪水，一些家庭贫困的官员深受其害，比如高允。高允出自士族豪门，可少年时代父亲去世，高允放弃家财给两位兄弟出家为僧，从此家境贫困。高允做官清廉，任征南大将军杜超的从事中郎时，和几位幕僚一起巡查诸州，查断各地的案件。那些位幕僚因收受贿赂犯了事，唯独高允以清平获赏。
这样一位清廉的官员怎么生活？高允有时教授，招收过一千多学生。学费有没有不清楚，腊肉还是有的。再者，依赖两个儿子砍柴度日。
中国传统文化常常依据道德将官员分为两类，清官和贪官。而往往许多凌霜傲雪的清官在执政功绩上不如一些有才干的贪官。清朝的刘墉与和珅便是典型的例子，还有明朝的海瑞和张居正。也许贪官出于善于搂钱的天性，国家财政收入会因之改善，所丧失掉的则是道德准则。
人们希望官员清廉而又富有才干，这样的官员似乎并不多得。宋明理学要么将人炼成腐儒，要么将人炼成伪君子。菜根谭中有句话，“智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拥有这种境界的人太少太少了。
作为官员，人民的表率，自然应该有更多付出，来达到孔子所称“圣贤君子”的水平。高允便是才干卓着的清官楷模。
从“崔浩之狱”和“太子经商”两案可以看出，实话实说的高允心机深195沉，洞察事态与人性的每一处细节。
和海瑞一样，高允喜欢直言相谏，采用的手法和海瑞相去甚远，原则性中透着灵活。他总是和皇帝单独谈。二人可以从红日东升谈到日落西山，甚至一连几天不出宫，群臣莫知其所言。高允说话有时言词激烈、切中要害。拓跋濬听不下去，命人把高允搀扶下去，但是始终对高允很好。当时，有人上书措辞激烈地批评朝政，文成帝看完后说的一番话，足以让直言不阿的大臣们深思。
他说：“君王和父亲是完全一样的。父有过，儿子为什么不把它写在纸上，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劝谏，要私下里说？无非是不想让父亲的罪恶昭彰在外。君主有了过失，作为臣子不能够当面直言劝谏，却要上书进行公开指责。
彰君之短，明己之直，这是忠臣吗？像高允那样的人，才是地地道道的忠臣。朕有过失，总能够当面批评。有些话朕难以接受，高允从不回避。朕由此知道自己的过失，但天下人却不知道，难道这不是忠心吗？”
拓跋濬要为北魏大臣树立楷模，对群臣说：“你们这些人虽然执弓刀在朕左右，白站着，没有人劝谏过一句话。等着朕心情高兴的时候，讨个一官半爵，什么功劳没有却做到王公。高允用一支笔辅佐我们国家几十年，功劳不小，仍然不过是个郎官，你们难道不感到惭愧吗？”
